明末忠臣倪元璐的一份奏稿

倪元璐（1594D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进士，历官至户、礼部尚书，崇祯末年，李自成陷京师，自缢死，谥文正。

倪元璐自幼聪颖，读书敏捷，5岁时咏读诗篇过目不忘，17岁成举人，天启二年成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后又授以翰林院编修，由此踏上仕途，倪元璐受儒家思想教育，在他的意识里，“忠”、“孝”始终是赖以立身处世且高于生命的道德行为准则，他一生的荣辱沉浮乃至最终结局，无不与这两个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倪元璐入仕途，正值宦官专权，国势已极度虚弱，朝廷内外派别纷起，争吵倾轧，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两派对立尖锐，许多大臣被迫害致死，或下狱，侥幸者多明哲保身，噤若寒蝉。倪元璐在翰林院中，尽管官卑言轻，但对朝中是非还是有着自已的判断和见解。他利用出任江西乡试的主考官机会，出考题讥讽之。崇祯元年（1628）又率先上疏评论时政，请求召回被阉党排挤回乡的官员，并请恢复讲学书院。在当时，局面并未稳定，而倪元璐敢仗义执言，嫉恶如仇，表现了他的忠直倔强的性格。这些主张得到新即位的崇祯帝的首肯，而倪元璐所表现出来的正直倔强、嫉恶如仇的品质，也为他赢得了不小的声誉。史称“自元璐疏出，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登进矣”。（《明史・倪元璐传》）

此后数年间，倪元璐历任左谕德、右庶子、国子监祭酒、会试分考官和经筵日讲官。面对朝中党派相互攻讦倾轧，是非不断的局面，他既不甘心做庸才，又不会曲意逢迎，揣摩当权者的心思，遇事往往喜欢出头议论，故而与前后首辅周延儒、温体仁的关系紧张。其次，好友黄道周、文震孟等人相继被罢官或调离京城，这些都使他心中备感失望和孤独，因而也萌生求归引退的念头。尽管他有着强烈的忠君报国的愿望和正直刚强的品质，最后却因蒙谗言罢官而归，自此深知朝政不可为，从此绝意仕途。

倪元璐回到山阴，开始了长达6年的赋闲生活，整理刊印了自已的著作，经常外出探访朋友，游览湖山，过着悠然散淡闲适的田园生活。崇祯十五年（1642），闻清兵大举入关危及京城，朝廷求救兵于天下的消息后，坚守儒家忠君报国信念的倪元璐，毅然尽鬻家产以征兵，募得死士数百人，驰赴北京，这一奋不顾身之举受到崇祯帝的嘉许与重视，即被委以户部尚书要职，掌管全国财政。此时明廷已在农民军与清军的夹击下一败涂地，倪面对如此局面，深感无能为力。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城陷之日，倪元璐整衣冠拜阙曰：“以死谢国，乃分内之事。死后勿葬，必暴我尸于外，聊表内心之哀痛”，遂自缢，以一死来表明心态以全名节，卒年52岁。

倪元璐还书画俱工，其书法学颜真卿、苏轼，上溯魏晋，旁通篆隶。以雄深高浑见魄力，书风奇伟。据《倪文正公年谱》记载，他十九岁时写的扇面，曾受到书画大家陈继儒的称赞。清吴德璇《初月楼论书随笔》评曰：“明人中学鲁公者，无过倪文公”。其书深得颜真卿厚实劲健之笔意，而更为劲峭，结体趋于扁方，呈欹侧之势，以险寓正，风格奇倔刚毅，在明末自成一格。

湖北省博物馆藏有多幅倪元璐书法作品，这本《奏稿手札册》，纸本，内容不一，大小不等，共有16开，奏稿用朱墨笔几经涂乙更改。奏稿内容主要是请崇祯帝批准崇祯十五年以前人民欠赋以现金折纳，同时顾及宫府之争，请皇帝独断。这份奏稿系属草者，无年月名款印章，推算当在崇祯十六年（1643）五六月间，倪元璐于是年五月十一日任户部尚书，即提出实做、大做、正做之所谓“三做”，奏稿所写的是正做中之一环。

这份奏稿是其中的三页，纵26.5厘米，横32.5厘米，无行格书写，用墨笔起草，再用墨笔修改，最后用朱笔改。定对遣词方面似极为慎重，因此涂乙满纸，朱墨烂然。奏稿云：

皇上之为生财者，不出于大道，必有不可者也。聚今天下之谋，以之生财，无不伤道者，以其一益必一损，此盈必彼竭。若夫两益交便，名出利入，自上享之，如入横征，自下被之，如承大赉，盈庭千策，未有如内供改折之一事，生财之道，莫有大于此者也。臣察十库诸色，名为上供，内外所司，倍存严慎，一解一纳，难累千端，有解必赔，无纳不驳，凡内库驳退之余，即非民间所敢公取。徒以膏血，委之沟壑，因而追比株牵，家号路哭，此为民累，既已彰之，而究竟一驳即有一欠，驳之不止，欠无完日，民已破家，库仍犹悬磬。臣察十二年以前千万积逋，一赦俱尽。十三年以后，册载全未完者，什而五大。非不解也，驳而不来，臣部岂不严催，而愈催愈玩，势使然耳。由此言之，损仍归上，以其两损，易以两益，何惮不为。然而宫府之际，甚难言也。惟幸遭际圣明，仁覆天下，无细不周，又且节俭性成，悉屏嗜好，躬衣浣濯减膳过多，至欲夷诸服御，与民等此尧茨禹菲所不能及者。臣谓难言之事，惟今日可言，以此胪称，遂承德谕，谨遵详酌之旨，开列左方端。伏惟圣慈，再加权量，苟非甚谬，立望允行。诏谕天下凡十五年以前未完，悉如常价，折纳。免行倍加，十六至十八三年，特招菔奔墼霰叮以抵销垫如值一两者，责输二两，此民所乐从。臣原疏议加一倍有五，百论以个百物踊贵，恐复为历，宁损之耳。又典衣典冠，各有其职，诸司争折，必当有之，独断厉行，是在皇上。夫使亦脱苛征，而上收倍利，财若生于斯，道莫大于斯也。几所折入，归饷可，归币亦可，币饷各半之亦可，当圣主道存，涣居，内外府何间，乎臣愚不胜悚仄待命之至。

倪元璐精书法，在行草作风中别开生面，不拘于成法，加之又是草稿，故有些字使转不甚明确，很费寻绎，又有数小处出霉腐蚀辨别不出，只以代之。

历史上的田赋有“积累莫返之害”。即赋税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将杂征变为正税，以后又出现新的杂征。这样下去税负就不断加重了。由于缺乏规范和有效的监督，滥收费现象便相伴而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痼疾。乱收费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农民不堪重负，逃亡奔命，造成国家失去大量纳税户，田赋收入也随之减少；国家财力分散，分配秩序紊乱，终致国家财政陷入危机；许多纳税人的处境由于军费的增加而更加恶化，赋税的负担变得不堪忍受，不是因为捐税高，而是因为许多捐税要用白银支付，这是一种难以得到的东西。所以历代统治者对此都极为重视。在明以前曾出现过两次比较著名的税费改革运动――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这两次税费改革在历史上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明中期一条鞭法已将各种杂税归并，但后来又有杂役、旧饷、新饷、练饷，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为克服胡征乱派之弊、减少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层层贪污中饱，并税、除费、简化税则，就成为主流的改革思路。户部尚书倪元璐将三饷合并，又成为固定的税收。“元璐请令督抚自催，毋烦朝使。自军兴以来，正供之外，有边饷，有新饷，有练饷，款目多，黠吏易为奸，元璐请合为一。帝皆报可。”这本奏稿纯属草稿，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书法在先生真是余事了，他写字，纯为清娱，一生挥毫无数，立轴偏多，手卷、册页较少，但作品中几乎都不署年月，似乎并无以书传世之想。然而他书法用笔的迅猛纵肆、结字岩逸奇崛、章法聚散分明等特点、个性，被后人激赏，推为晚明大书家。由于中国人喜重人品，所谓字如其人，倪元璐以身殉国的壮举，使他备受赞扬，他的书法作品则更受人欢迎。史书在向人们展示这位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中，极少提到他的书法艺术，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对书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