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雅语言的基本内涵与语文训练的教育价值

摘 要：典雅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高级表现，典雅语言是一种凸显人良善的德性修养、文雅的审美趣味、谦恭的交往态度以及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等艺术效果的语言。从历史层面观照，典雅语言训练具有引领学生亲近、圆融和超越语文生活世界的功能；从价值角度审视，典雅语言训练具有对学生精神世界进行引领、建构和升华的质效；从语文课改现实聚焦，典雅语言训练有助于语文教学三维目标的落实、开拓和萃取。

关键词：典雅语言 语文课改 价值

目前，汉语及汉语文化的危机日趋严重，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作家冯骥才指出，我们一向自诩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但那是古代。而我们今天的文化却正在走向粗鄙化！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指出，真正的危机并不是将来的中国没有人用汉字、讲汉语，而是将来的汉字和汉语不再能够保存汉语的精神和魅力，是中国文化衰微。反映在语文教育教学领域，中小学语文教师热衷文本细读，推崇感悟评价，要么将语文教学推向寻章摘句的考据索引，要么将语文教学挤进道家说道、玄家论玄的义理演绎。这好比一群人在种树：有人握住语文思想枝杈，将语文的触角延伸到飘渺的云端；有人摘下语文知识叶片，将语文的规则一口一口灌输到孩子的嘴里；有人吸吮语文乳汁树干，把语文的情感倾泻到教学的大地……其实，他们忘记了语文教学根本的价值取向——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尽管历次课改和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修订均突出了这一核心目标，但学生语言粗俗化的现象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表达，均充斥着大量的网络语言、英文字符、汉语拼音，以及运用这些字符生造的“火星文”，言说充斥着流俗的内容，甚至出现复旦大学举办的汉语言专业技能大赛上外国留学生夺得冠军的奇怪现象。

究其原因，可借用台湾作家白先勇的话：“百年中文，内忧外患。”外患，来自西方语言的冲击，汉语严重欧化；内忧，是人们的文化心态和日渐衰微的母语自信心和自觉意识，忽视了对汉语典雅本质的发掘与尊重，导致富于民族特性的典雅汉语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因此，加强典雅语言训练，彰显汉语的魅力，促使学生从小亲近汉语、热爱汉语，进而增强运用民族语言的自尊与自信，是语文课改不应忽视的根本任务与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

一、典雅语言的基本内涵

海德格尔曾说过：“语言是存在之家。”与西方传统“爱智”文化有本质区别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诗的民族，因而汉语是诗的汉语、歌的汉语，富有典雅的神韵。作为华夏子孙的存在之家，千百年来，隽永典雅的汉语保存着民族文化的踪迹和自我存在的历史本质，承载着民族的独特思维，成为延续历史与未来的血脉。

什么是“典雅语言”呢？所谓“典”，本义为“重要的文献、典籍”，引申为“庄重高雅”；所谓“雅”，“雅之为言正也。”（《风俗通·声音》）雅者，正也，即“合乎规范”的意思。所谓典雅语言，指的是与日常逻辑语言相对的诗化、艺术化的规范而有感染力的语言，是一种凸显人良善的德性修养，高雅的审美情趣，谦恭的交往态度以及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等艺术效果的语言。它至少包括以下四个因素。

（一）良善的德性修养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不仅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它还保证了人作为历史人存在的可能性，提供了让人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1]这其实告诉我们，人只有凭借语言才可能见证、创造发展其作为人存在的本质，即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就会坦露他与此相应的本质。这就意味着，运用典雅语言的人，其本质自然具有典雅的特性，而典雅的特性首先就体现在德性修养上。如先秦儒家诸贤所言：“言谈者，仁之文也。”（《礼记·表记》）“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其有辞而无其德，耻其有德而无其行。”（《《礼记·儒行》）“仁”是儒家德性修养的核心理念，语言不过是人内在仁德修养的外在形式或体现，如同君子穿衣带帽需要匹配的姿容一样，良善的德性修养也需要与之匹配的典雅语言来承载、传播，而典雅语言运用的能力自然取决于德性修养的深度与效度。“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论语·子路》）合乎道德规范的“名正”是“言顺”的必要条件，人的德性修养决定了“名顺”的程度与水平。

（二）高雅的审美情趣

美学家苏珊·朗格指出：“一切艺术都应该是诗的。”这自然包含了语言。典雅语言蕴含着诗的性质，即形象地、深含着情感价值的审美情趣。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对“典雅”作了如下描述：“玉壶，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典雅，如同一个得道的君子或者一个修行的雅士，在一个“修竹”“白云”“幽鸟”“绿荫”“飞曝”“落花”所簇拥的诗意场域中“饮酒”“弹琴”“观雨”“赏晴”。读着这样的句子，我们不仅感到人与自然和谐、自由、统一的氛围，更感受到语言所表现的人生写意着“古朴”“醇美”的内在气质和“优雅”“清新”的外在风貌。“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读一读当代著名诗人海子的典雅诗句，感动我们的不仅是诗句所摹写的画面，更在于诗人怀着对大地、对人类热爱的温情以及温馨的审美情趣。

（三）谦恭的交往态度

卡西尔指出，人是“使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2]。人在运用语言符号的过程中不仅认识自然、社会与自我，而且生成各种对象性关系。运用语言的方式决定了认知方式，也决定了人与自然、社会、自我关系生成的方式。比如，我们在日常交往中，遇到陌生人常会用到敬辞“您”，在打听他人姓氏的时候常会用到“贵姓”这样的典雅语言。古人打听别人的年龄习惯说“贵庚、尊庚”，老年人的年龄习惯称作“高龄、高寿”。而涉及到与自己有关事物的时候大多用“舍下”“寒舍”“蜗居”“愚见”“浅见”等谦辞。日常通俗或粗俗的语言追求语词意义的稳定性、确指性，使“言说者-语言-倾听者”构成一种主客体指称与被指称的“我-他”关系；而典雅语言竭力在指称意义的基础上不断赋予语言良善的德性内涵、高雅的审美情趣，还由于表示了对交际对象的尊重，促使倾听者不但欣赏这些典雅的词语，而且感受着其中体现的说话人的谦虚礼让、宽宏大度，从而引起心灵的共鸣与言说的回应。言说者与倾听者构成了“我-你”对话的平等、互助、和谐的诗意关系。这种诗意关系自然也塑造、丰富着典雅语言，引领人与语言建立谦恭、平等的审美意向关系，赋予人、语言以新的存在方式，将人与语言共同带入审美之境。

（四）温和的言说方式

荀子在谈到语言的典雅问题时指出：“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荀子·非相》）语言的表达、鉴赏和接受均应该做到字字珠玑、句句悦耳、优美动听、耐人寻味。达成这个言说效果的原则除了“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之外，还取决于“言简旨丰”“言和意顺”的言说方式。这个言说方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以合乎道德本质的方式达成真诚而正当的交往目的。[3]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就是诸如“主文”“谲谏”[4]等温和言说方式。所谓“主文”，即“主”与乐之“宫”“商”相应，表明言说者言谈的时候态度和蔼、热情，语气和暖、真诚；“谲谏”，即“咏歌依违，不直谏”。“不直谏”指的是用“譬喻”，即采用比兴等形象化手段，或借助客观的自然之物引发言说的对象，或将言说的情理隐含在客观的事物上以增加言说的形象性。“古者包牺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传下》）善于以自然物象、人事意象为言说的隐喻本体，然后再类推到人世情理，使言说达到“言语之美，穆穆皇皇”（《礼记》）的效果，体现了言说者平等待人的社会意识，也表明典雅语言具备温和的言说特质。

二、典雅语言训练的教育价值

所谓“价值”，从哲学层面而言，指的是主体对客体满足自己需要的评价或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价值形成的关键在于人的需要。因此，审视典雅语言训练的时代价值，应首先从学生发展的角度，然后从语文课程建设的角度去审视。

（一）历史观照：典雅语言训练对语文生活世界的亲近、圆融和超越

我国的教育用什么语言进行言说一直是困扰教育者和研究者的一个难题。我国清朝末年以前的教育，不论是诗教，还是文教采用的言说方式都是文言话语。文言典雅、凝练，富有想像空间，但也具有费解、难以大众化等局限性，教育呈现“言文脱离”“精英至上”等现象。历史的车轮驶进20世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政府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落后于西方列强，处处遭受它们的殖民掠夺。这引起了当时仁人志士的反思，其焦点集中在“废科举，兴学堂”与“弃读经，倡实业”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人们强烈呼吁“言文合一”，促使教育从模仿、揣摩古人的语言和思想的文言言说方式的教育向讲究实用的生活实践服务嬗变。不但要求教学内容应该与学生生活、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而且从根本上改变用文言言说方式的弊端，倡导白话的教学语言。有人甚至指斥文言是“愚天下之具”，赞赏白话是“智天下之具”[5]。什么是“白话”？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胡适在1917年l1月写给钱玄同的信中是这样阐释的：“释白话之义，约有三端：（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话‘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6]从胡适的阐释以及由此而生发的现代语文教学事实看，所谓的“白话”，其实质就是与生活现实保持一致的“俗”话。

白话的言说方式确实为语文教育大众化、服务生活实践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其缺陷也显而易见——由于缺乏文言的典雅，学生用语的随意性、世俗性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在科学主义教育的左右下，这种随意性与世俗性又走上了功利性发展的轨道，白话沦为日常交际的工具，而相对忽视汉语言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以及作用于教育对象心灵的陶冶功能，致使学生的汉语言修养每况愈下，引发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等专家“咄咄怪事”的感叹。究其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语文教育的“生活化”诉求存在一个这样的逻辑推理：教育生活化是促进社会发展并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脱胎于生活的语言是教育得以存在的本原；脱离生活的文言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因而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因此，文言应该向白话转化。这个推理存在逻辑前提的困惑：文言话语是不是生活的产物？文言的诞生有一个“口语-雅言-文言”的演化过程。其中“雅言”所起到的作用是对具有地方性的口头语言进行规范，而文言则是在雅言基础上进行语言的提纯。就语言进化的事实来看，文言自然也是脱胎于一定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且为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服务的。人们否定语文教育的文言言说方式，其实质在于否定该言说方式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以及为这个历史条件服务的教育旨意，而不应该否决汉语言原本就脱胎于人类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典雅功能。

语言的进化史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典雅语言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一直承担着教师的角色。比如，在方言俗语鼎盛的先秦时期，人们为了达到便于沟通、便于理解的目的，自夏朝到周朝这段时期逐步提炼出以京畿语为基础方言或标准语结合其他的地方话所构成的“雅言”，它是官方标准口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不仅口语与方言相对，书面语词的运用也同样与方言相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六艺之文……《诗》以正言，义之用也。”[7]《论语·述而篇》也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说明诸如《诗经》这样的文化经典既是伦理教化的教材，也是语言雅化的教材，还说明这一时代的教育家乃至普通教师均承担了语言雅化的教学任务。《诗·大雅·板》中说：“辞之辑矣，民之恰矣；辞之怿矣，民之莫也。”《周易·系辞上》中称道：“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无论是国家的教令，还是普通人的话语表达，均应该做到和顺、优美（辑）、良善，只有这样，才会起到很好的交流、交际的目的。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文言缺位”的时期，人们高举语言“俗化”大旗时也没有忘记语言典雅的宗旨。尽管一时难以找到《诗经》这般典雅语言的典范教材，但仓促之间推出的白话教材仍遵循着“推选白话文名家作品，注重现代汉语典范表达”的宗旨，语言训练也不是放任俗语俚词，仍注重“辞达”。

因此，就人类文明进化和语言进化的关系而言，典雅语言原本就与人、与人的日常生活几乎是原始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为汉语言的统一、规范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标尺，使汉语言的发展有了一个价值的指引，更由于对生活的亲近、圆融与超越，促使人的典雅语言训练和“引领教育对象过上理想生活”的教育目的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而促使汉语言对提高汉民族的凝聚力、推进汉民族文明的进程发挥了深刻的影响。

（二）价值守望：典雅语言训练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引领、建构和升华

语文其实是有关语言文字的理解、接受、运用等训练的学科，其教育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引导受教育对象掌握语言文字，进行交流交际，进而通过语言文字去认识、理解并掌握其生存、实践的世界，从而促使自己不断发展。人的发展是一个追求和谐、完美的自我内在的向善本性与社会规范、进步、发展等外在要求不断解构又建构的动态活动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人的实然存在与理想人的应然存在不断交替又不断更新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激发个体与生俱来的良善德性的原动力，还要集合其得以存身的社会全部优质文化规定性要求的力量。只有这样，人的发展才是自觉、完整、有个性而和谐发展的过程。在人的发展历程中，语言的作用和功能是不可或缺的。洪堡特指出：“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使人赢得了从事活动的信心和热情。思维的力量需要有某种既与之类似又与之有别的对象：通过与之类似的对象，思维的力量受到了激励；而通过与之有别的对象，思维的力量得以验证自身内在创造的实质。”[8]人们掌握世界的方式通常有如下几种：其一，通过劳动实践对物质世界掌握；其二，通过精神实践对精神世界掌握；其三，通过符号实践对“实践-精神”世界掌握。劳动实践掌握的是自然的世界，精神实践掌握的是人文社会的世界，只有符号实践才是对自我世界的塑造。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能够创造性地运用语言符号学习一切陌生的东西，从而发展成为理想的自我。当代文化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是创造性运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即语言的动物。显然，语言的参与，是人的发展，尤其是精神发展的重要的、根本的内容。它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源于精神又反作用于精神。语言可促进人的内在发展。因此，存在主义哲学家进一步肯定“语言是存在之家”。

语言不仅是人发展的催化剂，更是人类文明、文化产生、发展、传承、获得的中介与载体，而且就本质而言，人总是以语言的方式把握和拥有世界，拥有什么样的语言就决定了他拥有什么样的世界。孔子采用典雅语言对其弟子进行“君子”教育，期待的结果就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他的这句话不仅指出了君子道德修养的原则，更成为语言训练的宗旨：文质彬彬的作品需要用“雅言”来书写，文质彬彬的人才需要用“雅言”去训练。孔子是典雅语言教育的大家，一部《论语》，不仅记载着孔子及其弟子的嘉言懿行，而且成为典雅语言训练的典范。比如，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他引众星环绕北辰星的现象作比喻，倡导为政者修养德性，以得到万众的欢迎，言辞含蓄，形象鲜明，耐人寻味，具有“言近旨远的艺术、典雅隽永的韵味，亲切可感的个性，情趣盎然的场景”等效果，把符合审美规范的语言形式和符合社会良善文化价值的思想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文质彬彬、野史相胜。作为华夏儿女的“存在”之家，典雅的汉语历史性地保存着民族文化的踪迹和自我发展的内在本质。在典雅汉语的咏叹之下，先秦《关雎》的起兴，秦皇汉武的节拍，魏晋竹林的意境，唐山宋水的韵律，以及明月清风的音符，无不擦拭、温润中华儿女的的诗意心灵，点亮过中华民族的前行的路。典雅汉语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天人合一”的诗性智慧，熔铸着中华民族“民胞物与”的诗意情怀，成为延续历史与未来、挺立中华民族脊梁的血脉。

典雅语言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的实然与应然和谐统一的语言，人们在接受典雅语言熏陶的同时，其实也在凭借典雅语言进行实然生活的认知与理想生活的改造。典雅语言训练把人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都浓缩在一个个具有精神性的符号里，这些符号又成为人前进的导引灯塔，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文化标识。关注语言，同时也意味着对那些寓于此语言里的人的生活状态的关注。作为语文教师，大家在努力寻找更好的向学生讲话的方式时，其实也是在为他们讲解更好的生活方式。从相对的和物质的意义上讲，拙于辞令的人过的是贫困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即态度，即价值，即感情，即能力，即思想。典雅的语言是承载中华民族文明的精华和精神的质素，这一切将构成语文教学的精神内涵，也就是说，拥有典雅语言的人，其实也拥有健康的心灵。因此，语文教师就是一位“立言”“立德”“立人”的导师，是典雅语言的代言人。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典雅语言训练，不仅能够导引学生带着诗意审视生活，接续中国诸如诗教的教育传统，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亲近汉语，维护汉语的，促使学生精神世界诗意地发展。

（三）现实关怀：典雅语言训练对语文教学目标的承继、开拓和萃取

语文教学目标是语文课程教学的航标。新课程改革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但也存在改革的瓶颈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握“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统一设计语文教学目标。“三维目标”是设计语文教学目标，改革课程内容、结构和实施机制的基本理念，也是指导语文教学的根本原则。目前在实施新课程方案，落实“三维目标”的实践中，语文教学存在着顾此失彼的倾向：顾了情感态度，失了知识技能；顾了合作过程，失了自主感悟；顾了开放；失了引导。[9]大多数教师设计的语文教学目标成为应付检查的摆设，有的老师的语文教学活动“游离”于语文知识、技能之外，为活动而活动；有的老师脱离语文教学内容和特定情境，孤立地、机械生硬地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还有的老师只关注知识的授受和技能的训练，忽视了过程、方法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从而从根本上割裂“三维目标”的本质联系。

判断语文教学目标是不是做到“三维统一”，其标准就在于目标设计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程度。从合乎规律性的角度审视，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使学生在学语习文的同时涵养德性，学会做人。传统语文教学无论是教语还是学文，均要求做到“文道统一”，所谓“文道统一”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学习应用语言形式的方法、技巧的问题，它涉及到语言文本内容的德性修养、情感色彩和审美趣味以及蕴含其中的为人的价值取向。因而在关注语言“怎么说”的同时，领悟“为何说”，即必然接受作者心灵和德行的陶冶。朱光潜认为：“我们不能把语文看成在外在后的‘形式’，用来‘表现’在内在先的特别叫做‘内容’的思想。‘意内言外’和‘意在言先’的说法绝对不能成立。”苏联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维果茨基也认为：“思想不是在词中表达出来，而是在词中实现出来。”可见，言语形式和言语内容是同时成就的。因此，将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统一起来成为语文教育的本质特征；促进语言和德性同构共生也就成为语文教学的根本规律。即语言训练和学生的人文精神培育——德性发展同步进行，二者水融，达到圆融互摄的效果。从合乎语文教学的目的性来看，促进学生的语文素养全面和谐发展是各个时期语文教学大纲修订以及新课程标准修订永不变色的根本目标。语文素养尽管涉及到语文情商、语文智商以及语文能力等方面的内容，但无论是语文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的目标，还是语文知识能力培养维度的目标均需要依托“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的感情以及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是语文素养发展的关键。那种游离于语言文字活动之外的语文德商、语文情商、语文智商以及语文能力的培养只能是虚妄无力的，自然会影响整个三维目标体系的和谐统一与全面达成。

“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言在人在，言美人美；言兴家兴，言亡家亡；言雅国盛，言俗国贫”。典雅的语言承载了民族的文明精华和精神内涵，能够彰显言说者的不凡谈吐与高雅气质。语文教学回到“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原点，将着力点放在典雅语言的训练上，不仅有助于语文课改建设富有针对性、适切性以及民族特色的语文教学理论，还有助于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培养调整实践着力点，更有助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焕发诗意魅力。

（本文系浙江省语言文字“十二五”科研规划重点规划课题“基础教育阶段典雅语言训练机制与实践研究”[批准文号：ZY2011A03]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9：40～41.

[2][德]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06.

[3]Ju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M].translated by Christian Lenhardt and Shierry Weber Nicholsen.introduction by Thomas McCarthy.Cambridge Mass：MIT Press，1990.

[4]语出《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

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东汉郑玄《笺》曰：“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朱熹说：“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见民国上海涵芬楼据宋刊本景印《吕氏家塾读书记·卷3》）

[5]裘廷良.论白话为维新之本[A].转引自陈鸣树.中国文学大典

（1897～1929）[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8.

[6]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A].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

集[C].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142～143.

[7][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1723.

[8]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6.

[9]温德峰，于爱玲.语文教学三维目标的“顾此失彼”[J].当代教

育科学，2006，（17）：52～53.

（冯铁山 周丹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