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年谈中日关系

、东海争端及历史问题导致目前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紧张，甚至带来双方在军事上的不确定因素。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不仅仅涉及亚洲的安全与稳定，甚至威胁世界和平。就像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一样，当前中日争端并非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1894年中日之爆发甲午战争，如今过去了120年，整整两个甲子，期间，中国与日本都经历过太多的重大事件，包括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的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在经历巨大的变化之后，今年正逢甲午之年，如何看待甲午战争？我们最应当纪念的是什么？最应该铭记的是什么？通过纪念甲午战争，我们最应该获得的是什么？如何看待目前的中日关系？等等。为此，本刊特专访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杨毅，请他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纪念甲午战争重点在于明确

我们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领导文萃：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国内有许多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有什么现实意义？

杨毅：2014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正像同志所说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繁重。”从中国国内来说，2014年正好是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始之年。这个《决定》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乃至对世界和地区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中央高度重视，世界各国也很关注。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国家更加富强，使人民更加富裕。

党的十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同志还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号召。实现我们的目标必须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然而，就国际上，也就是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而言，今年也具有很多新的因素，各种安全挑战，综合起来可以说非常复杂，也非常严峻。2014年正好赶上所谓的历史周年的一种魔咒，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1914年），于是，在国际上借此提出一种说法，把今年跟一战当时的情况做一个比较，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就是一战前的德国，处于上升阶段，实力增强，导致了相关国家的不安，其中包括霸权国。这种不安有可能引发冲突。还有一个正好赶上甲午战争过去两个甲子年，即120周年，而现在中日关系又很紧张，所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有一种判断或者一种担忧，就是中日之间会不会又有一个新的“甲午”――战争也好，冲突也好。所以，在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开局之年，如何顺利地推进国内的各项工作，能够破解这个历史魔咒，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领导文萃：那么，在甲午之年，对于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应该怎么看？现在纪念那场战争，最重要的是应该纪念什么？

杨毅：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国内报刊发表各种纪念文章，纪念活动也很多。对于甲午战争怎么看，能吸取哪些教训，应该说这方面的成果很多，其中有政府的官员，有军队的将领，有专家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军事工作者，论述的角度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我认为，纪念甲午战争，重要在于我们能正确地汲取历史教训，做好今天的事，走好今后的路。

首先，不可回避的是，发生甲午战争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失败？因素当然很多，但我觉得，归根到底，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最简单的就是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落后不单单是军事上的落后。从外表上看，甲午战争实际是中日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抗，特别是海上力量的对抗，战争的结果不仅仅导致清朝的北洋水师的覆灭，而且导致了中日之间关系的颠覆性的转变，由过去中国是“中央王国”，在世界上都是属于中心或者是最强的国家更进一步滑向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国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屡遭英法等国的侵略，但是真正对中国造成致命伤的是甲午战争，清朝惨败的原因不仅是军事上的落后，还有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包括决策机制、战略战术、军事准备、国防动员、民族凝聚力、科技等等方方面面的落后。

领导文萃：纪念甲午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杨毅：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有战略清醒，增强忧患意识与风险意识，增强做好各项工作的动力。战略清醒包括对我们的安全环境要做准确的判断，对我们面临的威胁要有准确的判断，对我们国家利益的界定要有准确的判断。对我们的战略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途径和战略手段的使用，都要有一个合理的战略规划。面对当前外部的复杂环境，在我们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做的问题上，离不开如何与“老冤家”日本打交道的问题。对于日本，一定要压制住它狂妄地想摆脱二战的枷锁，重新走上政治大国的政治冒险。在手段上，还要注意加强我们自己的力量。在国际关系中，尽管我们不信奉丛林理论，但是实力决定很多重大问题。没有实力，就难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也难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面临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中共十提出，加快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建设一支与我们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国防和军事力量。有了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利益不受伤害，也能够遏制住包括日本在内的一切敢于对中国的国家利益进行挑衅的力量。所以，纪念甲午战争我们要明确“落后就要失败”的道理，我们现在摆脱落后，争取先进，关键是一个提升包括硬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问题。

对甲午战争最好的纪念就是

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领导文萃：当前的世界格局与12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现在来回顾120年前的战争对于现实有什么意义？

杨毅：整个国际社会跟当时甲午战争时的国际大背景是不太一样，最大的变化是经济全球化，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相互交融，谁也离不开谁。不能说紧密的经济关系就能够完全避免军事冲突，这个不能完全划等号。美国和它的盟国，意识形态完全一样，安全利益也非常紧密，但是涉及到经济利益的时候有时也会产生冲突。根据我的观察，国际战略格局，各大战略力量的互动当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形态，就是在政治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互动是不同向不同步的。表现在经济领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资本随着利益而驱动，就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哪里有利益，资本就往哪里去。经济全球化这个趋势还在深化，但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阵营化”和“集团化”的现象，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当遇到重大的安全和集体问题，基本上还是以东西方来划分的。比如，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的密切，澳大利亚40%的铁矿石是出口到中国，但是在安全领域，澳大利亚反而跟日本更密切。所以，在这方面，不能说现在经济全球化了，就能完全避免战争，对此，我们应该要有清醒的认识。

纪念甲午战争最主要的就是把沉重的历史负担变成为努力奋进的动力，把我们自己的国家搞好，防止历史的屈辱再次重演，这是对甲午战争最好的纪念。

我们当然要吸取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在历史中接受教训，教会我们今天怎么办？现在对我们来说，纪念甲午的重点在于，不忘历史，做好今天，着眼于明天。对于今天中国，按照中共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目标就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国梦，这就是我们在近期的或者中长期的奋斗目标。

领导文萃：以甲午战争为例，当年大清国的北洋水师的实力并不弱，有些地方甚至超过日本海军，但是为什么会有全军覆没的惨败，从这个角度看，是否意味着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武器装备，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东西会对战争走向产生影响？

杨毅：甲午战争给我们的教训是，军事力量的对比，包括国家的综合力量对比，并不是单纯比硬件，比如讲北洋水师，单纯跟当时的日本舰队相比，从军舰排水量总的吨位来说，不亚于日本，有个别的舰艇，甚至比日本的排水量还要大，而且火力也更强，但为什么打败了呢，这里是综合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是当时政治腐败，战略指导有失误，包括战备观念不强，即作战准备不足，被人家来个偷袭，另外，就是整个战略层面和战役层面的结合结构包括军事力量的训练水平、管理、技术、纪律等，作为总体形成一个体系性的军事力量还是比日本弱。从政治上看，日本天皇，包括从皇室开始就节衣缩食来捐钱购买军舰，而大清王朝慈禧太后办生日宴会庆贺活动，还把购买军火的经费用于修建颐和园，这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对比。从国防动员能力和战略意识看，日本那时候是卧薪尝胆、磨刀霍霍，瞄准了大清国，而大清国则沉醉于中央王国，或者是天朝的迷梦，对所谓的蛮夷不屑一顾，狂傲自大。清朝帝国完全是大而虚，虚而弱，日本则是小而强，而且又憋足了一股气。

领导文萃：有学者将中日甲午海战的结果进行制度层面的分析，得出中国战败是因为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杨毅：清朝跟当时日本在政治体制包括政治制度和综合方面相比较，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吸取了西方的国家建设体制，包括制度，同时还保留日本独特的历史传统，有天皇，不是完全议会制。它吸取了西方制度的精华，要求脱亚入欧，在政体方面应该说它是比清朝先进。有些说法认为中日之间的这个落差，就是制度落后的失败，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单单强调制度的落后也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当时清王朝的落后是全面和综合性的。延伸到今天，拿我们目前的制度跟日本的制度来比较，不能简单地说谁的制度更好，不能说它是所谓的西方民主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比较落后，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应该要有制度自信。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建设，包括现在我们实行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我们需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遗产，同时又保留了我们自己的独特的东西。譬如在军事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包括学习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事理论、作战体制、武器装备、新的作战理论、战法。战争与其说是武器装备的竞争，不如说是综合军事力量的整体竞争。我们有的武器装备和作战体系在不断改进，包括我们现在军事训练实行贴近实战化的方法，会大大提高我们的军事实力，把我们的硬实力转化成综合性很强的作战能力。

领导文萃：中国当前的一个主题词就是深化改革，军队在深化改革方面有哪些动作？

杨毅：中央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同志担任该领导小组的组长，军队也成立了相应的小组，叫深化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改革领导小组，也是由同志担任组长。现在军队改革，不同于其他领域的改革，有它的滞后性和复杂性，以及敏感性和难度。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最早实行的改革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这一来制约农业发展的根本要素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但在城市，在工业，就复杂得多，而军队方面就更复杂，所以，军队改革确实是滞后于其他领域，所以现在要迎头赶上去。目前，军队改革正处在总体论证阶段，因为改革不是说完全摸着石头过河就行，军队时刻要担负着战备任务，不能搞乱。要总体论证和局部实验相结合，就军队这方面，要循序渐进，稳步推动，大体是这么一个思路。应该说在军委主席领导下，军队建设现在正快步走上正轨，整个士气也很高，逐步地纠正多年来形成的不正之风。除了抓出的所谓军中大老虎之外，还有就是像同志所说的“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按照打仗的要求来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最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就搞好新军事变革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提到了“继承和发扬军事创新这个优良传统，努力建立起一整套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履行使命要求的新的军事理论、体制编制、装备体系、战略战术、管理模式。”

领导文萃：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中，对于增加透明度方面，军队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安排？

杨毅：西方国家压我们，要求增加透明度，主要是关于我们的预算怎么分配、武器装备发展计划，造多少飞机，造多少军舰，部署在哪里，性能怎么样要公开，想摸我们的底。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增加透明度一直在推进，包括不断公布国防白皮书，包括军队各大军兵种、各大战区设立新闻发言人，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至于关于军队内部，完全对社会开放公开是不可能的，因为军队是个特殊的群体，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有它自己关于保密方面的特殊要求。其实，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透明的，只不过管理起来比我们更高明一点，所以，就这点而言，我觉得我们下一步还要进一步增强这方面建设，包括对于军队的舆论监督。实际上，在中央提出反腐败、纠正，包括八条禁令之后，不仅仅是媒体，而且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包括整个社会，对军队监督都是非常之严。比如要是有军车开到高档饭店或者游览景点马上就会被网民给拍下来，挂到网上了，很快就进行纠察，这是一个进步。当然军队的发展，有它的独特之点。总之，我相信我们军队的建设，会进一步纳入到一个法制化轨道，依法建军。

中国对日需要新战略

领导文萃：120年之后，我们再谈外部环境，目前中国面对的挑战包括哪些？特别是中日关系目前处在一个关系紧张的非常时期，这如何看待？

杨毅：说到挑战，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当属美国，同时也有周边的因素，后者中又包括绕不过去的日本因素。中日关系的对比已经跟历史上不一样，跟甲午战争以前不一样，跟甲午战争当时不一样，跟甲午战争之后也不一样。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影响力等各方面都远远超过日本，我们GDP总量，已经是它的两倍多。尽管核心科技水平，包括产业链与日本之间还存在差距，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对日本已经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力量对比的天平已经倾向中国，所以说，中日之间的关系，与甲午战争时已经完全不同。但是日本现在有现在的危险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当前日本社会的整体右倾，这种整体右倾突破了日本少数政客的范畴而成为整体国民的政治倾向。

现在主导日本政策的政客基本是二战之后出生的，他们对那场战争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他们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中成长起来，有一种优越感。近年来，相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本的经济发展缓慢，尽管还不能算是衰退，但至少是停滞，由此而催生了一种广泛的焦虑感。在这种心态之下，整个日本社会就有了一种土壤，成为培育日本不健康的政治势力的客观条件。像安倍晋三这样的右翼政客不是孤立的，是有社会基础的。安倍现在在问题上的政策实际上是在玩一种政治游戏，利用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或者是推动他希望的日本政治转型，也就是重新成为军事大国、政治大国。

领导文萃：日本一直希望能够成为“正常国家”，安倍晋三也在讲“积极的和平主义”，对此应如何看待？

杨毅：安倍想要成为的正常国家，不是一般的正常国家，而是要恢复日本的“辉煌”。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报历史上美国的一箭之仇。从长远来说，日本不能说骨子里没有这种复仇的想法。目前，他是利用中日紧张关系，推动政治转型，在国内动员民众，争得民众的支持――宣扬中国很强大，中国咄咄逼人，所以我们日本面对中国的压力，必须怎么做怎么做。对外争取美国的同情和理解，因为要重新走政治大国道路，必须获得美国的允许。他非常巧妙地利用当前比较紧张的中日关系，特别在等东海问题上，他想利用美国来达到目的。

从美国角度看，日美双方相互利用，美国想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让美国感到单凭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足以阻挡或者放慢中国崛起的步伐和速度。而且直接跟中国对抗成本太高，日本恰恰能在这一问题上帮助美国，中日关系紧张，可以牵扯中国精力。另外，适度的借用日本的军事力量，对中国进行制衡，可以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美国战线过长，力量不足，日本恰恰是钻这个空子，来拉拢美国。

安倍讲“积极的和平主义”，模棱两可。什么叫“积极”，什么叫“和平主义”。“积极的和平主义”是什么？是进攻性的和平主义，实际上就是披上一件美丽的外衣，本质具有进攻性，也就是想摆脱二战之后的政治枷锁――放弃战争权利。美日相互利用，中国就面临着不单单是日本借机重新走上军事大国的压力，还有美国的压力。今天纪念甲午战争不是说要延续仇恨，不是说我们要在强大起来之时来报历史上的“血海深仇”，这不是我们的国家政策，也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想法。

领导文萃：现在有一种担心，认为中日之间会因为小意外而导致大危机，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

杨毅： 我们现在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持稳定和谐的周边。跟日本关系紧张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日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第二是日本在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领土。日本对进行国有化，我们进行反击，在行动上宣示我们的国家，海上巡航，设立防空识别区。日本经常派军机进入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双方的军事力量，在空中、海上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事故。如果发生意外事故怎么办？中日之间是小危机很难控制住，一旦爆发搞不好就很容易升级。尽管双方的政府主观上都不想再进行剧烈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一旦擦枪走火，小的意外事故，可能引发大的危机，这种风险我们不能低估。

领导文萃：也就是说即便中日之间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但是并不能排除双方会发生政治甚至军事上的对抗？

杨毅：从现在的军事力量对比看，日本是科技立国，军事力量虽然叫自卫队，实际它的武器装备、作战理论、训练的水平、人员的素质，比相当多中等发达国家还厉害。海上自卫队5.3万人，大型水面舰艇以及综合作战能力，在亚太地区也是名列前茅的，不可低估。而现在日本的军工产业的潜力很大，很快就可以把民用的技术科技，运用到军事领域。这次我们看到的一个苗头就是，安倍在推动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包括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跟一些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法国，联合制造武器装备，包括向澳大利亚出口常规潜艇，它是一举多得。第一，创造利益，军工的出口利润是很大的。第二，促进日本的国防工业水平的提高。第三，从客观上说，形成了日本在安全领域中，跟西方主要国家形成更加坚固的盟国关系。最后，通过向中国周边，或者跟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出口武器和军事技术，客观上形成一种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日本是在走一条直接对抗和间接对抗，两条路线并举的道路，所以我们确实要认真对待，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着急也没用，生气也没用，骂他也没用，关键自己要强，自己的军事科技要强，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要强，军事国防能力、现代化水平、作战能力要大幅度提高。日本这个民族不相信良心，只服从实力。

领导文萃：化解中日关系当前紧张状态的障碍是什么？

杨毅：应该说中日关系目前这种紧张状态，是日本一手造成的，而这种僵局，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包括导致军事冲突，确实对中国不利，也对日本不利。应该说双方的政府包括两国的国民，都是不愿意看到两国发生军事冲突，因为这会两败俱伤。尽管中国现在不是当年，总体比日本强，但如果发生全面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日本会遭到灭顶之灾，但我们中国也会伤了元气，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可能要推迟若干年，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现在就是如何解开中日关系这个死结，怎么办，实际很简单，就是双方要真正看到制约目前中日关系甚至引发战争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就两个，第一个，由于日本在问题上，首先侵犯了中国的国家、民族尊严，通过对国有化对中国进行挑衅；第二，是日本的政客高调参拜靖国神社，对历史问题进行不负责任的歪曲。这两个是重大障碍，要想改善中日关系，首先要把这两大障碍清除掉。

领导文萃：日本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希望与中国领导人直接会面，这是否可视为日本方面在释放善意？

杨毅：日本的政客，包括安倍本人，希望跟主席在多边舞台上进行会面。我们要搞清日本这么做是真心的，还是做秀，还是出于一种其他的目的。如果真正是想对话，我们当然欢迎，因为我们实际上也希望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但是对话的前提就是，明确日本要求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而是通过对话来增加互信，减少误解来发展关系，而不是说见个面，握个手，照个相，似乎关系稳定了，为安倍本人捞取政治资本。因为现在中日关系很紧张，在国内安倍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压力，包括美国也对他施压，防止中日关系擦枪走火，在这种情况下，安倍做了一些姿态，我们闹不清他是真正想改善中日关系，还是搞一些小花招，表面上缓和，然后在行动上再继续挑战中国。我们看看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安倍所做所为，基本上每一项都是冲着中国来的，在外交上，与相关国家的互动，包括澳大利亚、越南还有菲律宾等等都有意无意地针对中国。

对于中国深耕多年的非洲，日本也早就开始想要将自己的影响渗透其中。安倍上台之后继续进行各种活动，有外媒报道日本与中国“争夺非洲”。所以对于日本的一系列希望改善关系的表态，中国要用一种复杂的视角来看，不能简单化处理。

领导文萃：中国对日是否需要一种更为细致有效的新战略新思维？

杨毅：中国对日需要新思维，需要新战略，日本对中国研究很深，日本是精于战术，疏于战略，具体的细节搞得非常好，可以搞得非常细，但是大的战略决策往往是不行的，而中国大战略似乎很行，但是又疏于战术，好多事情都成了大而空的东西。

我们对日应该有一种新的战略，这个战略要超越以往的外交政策，即不单单是一个对日本示强或者示弱的问题，也不能完全停留在中日联合声明和和平条约、中日永不再战的简单政治愿望的阶段上。首先，中日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新型的框架，就是要有一个正常的邻国关系，正常的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关系。我们自己自强，但是我们不欺负日本，更不允许日本来欺负我们。综合来说，中日之间的互动，要考虑到我不与你为敌，但是也不是过分地迁就所谓的日本国内的民族情绪。

日本经常讲，国内民调结果显示，百分之多少多少的日本老百姓对中国看法不好，我们不要受这个牵制，为了满足民调对中国的看法，而改变我们的政策。我跟日本人说，你那个百分之多少多少，绝对数是多少，我这个小数点就比你还多。当然不能以大欺小，但我们总的来说，不要以适应对方而改变自己。我们制定总体政策，即我们的目标设定，第一，不是想报历史上的一箭之仇，对日本进行报复。第二，不要单纯接受过于理想化的中日友好。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做出两手准备，既要跟日本发展关系，包括政治上平等，经济上互利，军事安全上互不威胁，互相不把对方视为对手、或者假想敌，这是基本的框架。如果脱离这个框架，在政治上你视我为假想敌，军事上你把我视为假想敌，把我作为潜在的作战对象，那我就必须做相应的准备，而我只有相应的准备好，力量强大了，才能够遏制你，让你不敢进行挑衅。总的来说，我觉得对日的新思维也好，新战略也好，现在都还太早，但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制定符合新形势下中日关系的战略和策略。

领导文萃：当前中日关系改善的可操作路径是什么？

杨毅：第一步，先跨过目前这个冰冻区或者是搬掉重大障碍，日本必须要做实质性的努力。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给它一个时间表，是两个一起都搬掉，还是先搬掉一个，这要看双方的互动怎么样。首先，不能以放弃我们大的原则作为前提，现在两国外长已经见过面，两国元首要不要见，见了谈什么，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保持一定的弹性。但总的来说，在政治上，一定要让日本知道，要想改善中日关系，不能破坏重要的大框架，一是两个政治基础，还有就是核心利益的问题。当然具体而言，涉及到问题、东海争端问题，过去双方要搁置争议的平台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要搭建一个新的平台，这个新的平台怎么搭建，这需要两国的外交家、政治家做决策，这里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当务之急还是降低敌意，化解这种紧张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