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非关税壁垒

摘要：绿化非关税壁垒是国际贸易学适应生态文明时代潮流的一个重要内容。要充分认识非关税手段的正面绿化作用，积极发挥其有些特点的有效功能。在把握其运作定位时，特别需要关注非关税壁垒的有差别应用、实际功能和运作程序等重要环节。绿化非关税手段的具体途径，则表现为放宽非关税手段的应用范围、调整WTO有关遵循标准、强化贸易救济规范、设置特殊的应对条款和加快签订贸易一环境协定等。同时，这种绿化必须设置若干约束条件，如在WTO框架内运作、紧密配合关税手段和严格遵循有关的适用条件等。

关键词：生态文明；非关税壁垒；绿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1)03―0061―08

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紧迫时代呼唤的背景下，作为应用经济学重要分支学科的国际贸易学，必须大力变革自身的理论阐述框架，并积极扭转以往那种对此相对消极被动的局面。在笔者看来，首先应重点围绕国际贸易政策的理论阐述予以显著突破。如果说关税手段是国际贸易学必须首要考虑的变革内容，那么，非关税壁垒则是其又一个可以施展身手的重要方面。具体地说，绿化非关税壁垒的总体构想，至少应当包括如下分析思路。

一、非关税手段的正面绿化作用

所谓绿化非关税壁垒，是指立足于坚决保护与治理全球生态环境的根本立场，去努力挖掘和发挥非关税手段的服务功能和积极作用。这首先就得充分认识非关税手段的正面绿化作用。不能不指出，无论从经济理论阐述抑或在国际经贸规范上来看，较之关税手段，非关税壁垒原先受到了较多的质疑。质疑的主要理由可归结为四个方面：严重损害社会经济福利；明显有悖市场经济运作要求；滥用行政干预手段；导致诸多寻租行为。正是由于上述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和确定，所以，WTO体系明确规定：在一般情况下，禁止在国际贸易活动中采取数量限制的做法；如果一国需要进行适度的贸易保护，则亦应优先考虑关税手段。

然而，倘若我们从追求全球生态文明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的话，便可引发出一些关于非关税壁垒的新思考。

首先，用于特定的绿色事业，非关税措施可以避免上述弊端。专门服务于生态文明的非关税措施，限制的是那些本身就在损害社会经济福利的环境有害产品，相比较而言，此时其自身在这方面的负面影响几乎不复存在。同时，倘若非关税措施在进口贸易中的绿化功能能够受到比较严格的运作程序约束，那么，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现行政手段被滥用和腐败行为滋生的状况。此外，这类措施迫使进出口商品进行环境成本计量，可以大幅减少价格扭曲现象，明显有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可见，作为一种有效的绿化手段，非关税手段不会被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所排斥和反对。

其次，设定必要的预防措施，可以进一步避免非关税措施的上述弊端。事实上，WTO至少有6个具体协定已经为此做出了不少努力。它们针对有些非关税措施可能出现的弊端，制定了一些细致人微的相关条款，试图对其应用予以一定的约束。因此，在全球绿化事业中，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设置一些必要而具体的预防性规定，那么，非关税手段或许会出现的负面作用必定受到切实有效的遏制。这类预防性的规定应涉及绿色非关税措施可以付诸实施的具体条件、应用范围和操作力度等内容。

再次，用整体设计和统一实施的方式推出相关绿色壁垒，也能杜绝其负面影响的传递渠道。一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总表现为推出一些自行其是的做法以售私货，这即为以往各国实施非关税壁垒的一大漏洞。相反，按照多边贸易体制整体设计和统一实施的规则体系办事，非关税措施塞进一国私货的可能性就相当有限，它的其他弊端往往也难以逞强。所以，只要多边贸易体制能够体现出足够的权威性，形成统一而全面的绿色壁垒规则，那么，非关税手段的负面作用在这里就有望荡然无存。

最后，非关税手段所具有的某些特点还有特殊的积极功能。非关税壁垒区别于关税手段的主要特点，一般被认为有5个，即：有效性、隐蔽性、灵活性、歧视性和局限性。①显然，传统国际贸易学在正面评价和积极凸显其这些特点时，大都是从贸易保护的角度出发的。这样，这类以数量限制为基本特征的政策手段总体上同自由贸易难以相容，现在自然无法再简单地被照单全收。其中，纯粹用作一国贸易保护的隐蔽性特点，就不宜再被推行(赵春明，2001)。这是因为，这个特点根本违背了WTO的透明度原则，而且便于躲避国际经贸规范的约束与监督，更同服务于生态文明的手段需要彰显其威慑力和约束力的基本要求大相径庭。同样，非关税手段的局限性仍是人们在应用时需要予以十分警惕的，毕竟弄不好它还要产生各种负面后果。然而，非关税手段的其他一些特点，则为合理正当地追求目标提供了有用的工具。例如，有些非关税措施的实施效果直接迅速，在维护全球生态文明事业时，这种有效性对付那些有害环境的恶性现象或突发的重要事件，就能显示出特别有用的性质。同样，在应对那些特有对象危害环境的恶时，其具有一定歧视性的做法恰恰是各国最为需要的手段。至于适度的灵活性，自然同样是开展经济博弈的重要武器。

由此可见，基本思路应当是：大力发挥非关税手段的积极功能，努力强化其有效性，正确利用其歧视性，适度发挥其灵活性。试想，既然非关税手段能够比关税措施更有效地行使数量限制功能，还可以灵活多变地打击那些力图逃避关税约束的经济行为，那么，在遵循国际经贸规范的条件下，发挥它的这类特点来制约和惩处某些有害生态环境的贸易行为，不是在为生态文明事业增添一种十分有力的武器吗?而非关税手段有时针对个别国家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这个特点，生态文明事业甚至可以在国际经贸规范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引申发挥，把它演化为用于制约和惩处某些恶意或故意的有害生态环境行为。

二、绿化非关税手段的运作定位

如何在追求全球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恰当地有效地应用非关税手段，总体构想框架中还必须对有关运作定位的相关内容形成明晰的思路。

(一)关于有差别应用

应当指出，非关税手段的具体种类非常多，它们必然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1)涉及的范围和程度不一样。由于各种措施的运作力度、影响范围和相关机制都会有所差异，因此，它们波及的广度和深度也有着显著的差别，绝不能等量齐观。(2)发挥的实际作用不一样。从减少进出口贸易的客观效果来看，有些非关税手段直接而迅速地产生着数量限制效果，有些发挥作用就要缓慢平和一些，有些则还须借助其他经济因素的配合方能生效。(3)受到的国际制约不一样。在多边贸易体制里，有些非关税手段被允许使用得广泛一些，有些只能应用于特定的范围之内，有些则已被基本禁用。(4)产生的社会福利效应不一样。总的说来，非关税手段给予社会经济福利的负面影响都要大于关税壁垒产生的后果。问题在于，在减损社会经济福利的具体份额上，各种非关税手段带来的结果亦有所不同。一般而言，越是远离市场机制运作的，社会经济福利减损越是严重。显然，国际贸易政策有差别地应用它们也是理所

当然。(邹正方，2002)

基于此，服务于生态环境的非关税手段同样需要充分关注有差别应用的问题。具体而言，各种非关税手段可以分为四大类型，需要予以恰当地抉择和应用。

第一种是主要的应用手段。这就是说，这类措施的适用范围通常相对广泛，效果比较显著，负面影响也要小些。所以，在追求全球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可以考虑应用的非关税措施主要就属于这一类。其中，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制和技术性壁垒是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手段。

第二种是辅助的应用手段。这类措施之所以被视为具有辅质，是因为它们本身被使用就局限于一定或特定的范围，加之其产生的效果大多逊于第一种手段，有时损害社会经济福利的可能性还更多些。可见，其本身的性质就决定了它们难以被比较普遍和广泛地应用。这类措施包括海关估价、进出口程序等。

第三种是特殊的应用手段。这种特殊性是指它们通常较少被应用，主要出现在比较重要或关键的时刻或事件中，或者是部分特定的贸易活动范围内，而且被应用的限制条件一般也比较苛刻。歧视性政府采购就属于这种类型。任何一个WTO成员采取这类做法就涉及其同《政府采购协定》的关系，而有些成员就面临需要遵循该协定相关规定的挑战。

第四种是不可用的应用手段。鉴于这类措施的具体实施易于违反国际经贸规范的诸多重要原则，带来的负面影响比较显著，所以，WTO已经明确规定应予以禁用。这样，各国自然应当认真遵循，即便实现生态文明目标时亦不能例外。灰色区域措施就是其典型的例子。

简言之，能够用于生态文明事业的非关税措施主要是第一类手段，有时辅之于第二类或第三类手段。因此，尽管通常认为非关税壁垒的具体种类十分繁多，但是，其真正能被应用的通常就集中于上述已指明的六、七种手段。

(二)关于实际功能

在传统国际贸易学的体系里，非关税手段的最主要功能就是贸易保护。而出于全球生态文明需要所设置的非关税措施，则只是一种服务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贸易政策手段，绝不能再夹杂着贸易保护主义的私货。这样，凡是被称之为绿色壁垒的非关税措施，并不宜简单地视之为一种传统的贸易壁垒。倘若依然持有这样的理念去对待绿色壁垒，那么，就无法正确认识或处置它的实际绿化功能，进而还易于曲解其所具有的正面效应。

在维护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的进程中，非关税手段可以同时适用于进出口贸易两方面，它针对的不仅是外国进口商品，同样也包括了国内出口商品。这意味着，应当从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去确定其实际功能。在进口贸易中，它主要起着两个功能：一个是它通常发挥着一种补充拾遗的作用，即那些没有得到进口国关税措施特别“眷顾”的环境有害商品，才会遭遇某种或某些非关税手段，受到相应的限制或惩处。另一个是在必要时要其发挥强力且特效的作用。这是指，在一些比较紧要或特殊的情况下，对于那些恶和事件需要给予非关税手段特有的高效的强力冲击，以确保生态文明事业的正义和秩序。如有针对性地推行比较严格的进口配额制和技术性壁垒等(孙振宇，2005)。

而当用于阻挡本国商品出口时，非关税措施实际上是国内环境治理政策的某种延伸。何况，WTO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对出口关税措施有所约束。鉴于此，出口数量限制等非关税措施以及出口关税，更多地需要同国内治理措施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和运作。于是，在国内相关的环境治理水平有所欠缺时，或出口商品价格没有计量生态环境成本时，或环境成本虽则已被考虑，可这种商品生产给予环境的破坏过于突出时，出口国都可为此采取非关税手段。其实际作用在于弥补国内环境治理政策的某些缺陷或不足。就这个意义而言，非关税手段的这类运用，已不宜只简单地视之为一种对外经贸政策措施。

还必须指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有些资源类产品的开采极易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却又在以极低的价格大量出口。可是，由于制度安排和机制运作的缺失，单纯依靠市场化手段无法在较短时间里改变那种既有害生态环境又违反市场法则的扭曲状况。在这种情势下，适度应用非关税手段(如出口配额、出口许可证等)来限制这类产品的大量出口，无疑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力之举，同时还有益于价格扭曲的回归。显然，非关税措施的上述功能富于紧迫的实际意义，应该予以肯定和运用。

(三)关于运作程序

综上所述，非关税措施的绿化功能通常拥有四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其一，它主要是在配合关税手段发挥绿化作用。总的来说，即便是追求全球生态文明的经济手段，仍然应当按照WTO的关税优先原则加以处置。这是指，在一般情况下，首先考虑的是采取关税措施来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即当需要对进口商品实施出于生态文明要求的政策手段时，通常采取的是关税手段。所以，非关税措施在进口贸易中多数充当的是配角。

其二，它的功能不及关税手段那么多样和全面。非关税措施虽则种类繁多，真正适用于生态文明事业的主要不过就是六、七种，且不宜随意地无节制地运用。何况，当非关税措施用于对付某些进口商品时，其发挥的正面作用仅止于制约和惩处。具体地说，它通过进口配额一类手段限制环境有害商品的进口，或迫使其因环境成本而提高销售价格。相反，关税却还可以发挥特有的奖励及监督功能，这是非关税措施所不及的。

其三，它的强力作用比关税更加有效和到位。对于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博取价格优势的外国商品来说，那些不痛不痒的增设或提高关税的措施，虽则多少损害了它们的贸易利益，却依然有利可图，从而其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并不会随之销声匿迹。一句话，关税措施有时阻止不了反生态文明行为。相反，非关税措施以其有针对性的强力度的手段，可以让这类出口商的肆意妄为无法得逞。例如，就是坚决不向他们发放相关的进口许可证。此时，非关税措施能够获取关税手段难以企及的实际效果。

其四，它用于国内出口产品时不宜约束过多。之所以强调这个特征，是因为WTO对出口配额等非关税手段同样给予了比较严格的限制，除了直接列入相关清单的商品种类之外，它们一般已不被允许随意使用。这个规定固然有其合理和必要的一面，不过其明显束缚了出口配额一类做法的绿化功能，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适度减少这个环节的非关税手段约束，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并予以解决。

显然，上述重要特征同样会凸显在非关税措施的具体实施之中。这意味着，务必严格遵循一些必要的运作程序。这里仅列举几条。

启动进口贸易的绿色非关税措施必须达到一定条件。这类条件至少应当关注三个环节：一是只有针对进入有关清单的外国商品才可以动用非关税手段。二是认真遵循关税优先原则。只有在那些外国进口商品没有遭遇绿色关税或绿色关税大致无效时，才会启动这种措施。这种情况是指，有关的关税措施存在实施盲区或明显疏漏，实际上已无力对相关进口商品发挥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三是要明确区分非关税措施起着补缺功能或强力功能的不同情况。两者运用的范围和力度都是不一样的。

发挥绿色非关税措施的特有功能必须指明具体条件。一般而言，它需要具备四个要件：其实施对象

是进人清单的外国进口商品；该类商品出现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恶或事件；该类行为或事件已经导致有关生态环境破坏，面临比较危急的局面或趋势；对其无法实施关税措施或关税措施明显失效。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有权采取强力的非关税手段迅速有效地予以处置。

出口贸易中的绿色非关税措施可以适当放开。基于出口政策有时同国内环境政策相配合运作，因此，在不便迅速实施出口税以约束环境有害产品出口的情况下，非关税手段可以当仁不让地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这意味着，此时对非关税手段不能采取通常那种明显约束甚至直接限制的做法。这方面国际经贸规范必须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绿色非关税措施必须公开透明。这种公开透明当然要遵循WTO的基本要求，即：公布所有关于实施非关税措施的文件和信息；将有关实施信息及时通知WTO和利益相关国家；建立咨询站以阐释本国的政策和提供资料。同时，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即须列明对某些进口商品实施非关税手段的主要理由，而这类理由都须以国际经贸规范为法理依据。

进口配额必须公开拍卖。采取进口配额一类做法必须坚持公开拍卖的制度。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强调公开透明，以示公正和廉洁，同时还在于努力符合实施这类非关税措施的初衷。实施进口配额将导致该类外国商品的进口量明显减少，在国内需求没有显著变化的条件下，其价格自然会上升。如果通过拍卖方式把有关收入归缴国库，则实际上是对环境成本的一种回收和补偿。倘若这种涨价让少数厂商获取额外利益，从而导致进口配额措施体现不了这种经济影响力，则带来的是适得其反的后果。所以，坚持进口配额公开拍卖制度很重要。

三、绿化非关税手段的具体途径

那么，究竟如何将非关税手段行之有效地应用于全球生态文明事业呢?

一是有条件地放宽非关税手段的应用范围。例如，目前WTO允许其成员们实施非关税壁垒的种类和范围都非常有限，一般只局限于其认可的产品目录或清单里列出的少数商品或应用手段。可是，这种状况大大限制了非关税手段对于危害环境的商品或行为的经济功能。所以，必须放宽非关税手段的应用范围。不过，这种放宽又应当是有条件的，即它纯粹是为了服务于实现生态文明的根本目标，因而只适用于那些有害生态环境的商品和行为。

具体的做法可以考虑这样的方案：尽快订立一个各国共同遵守的《基于生态文明的非关税措施协定》，或者在WTO打算出台的贸易一环境协定中专列“非关税措施”一章，统一协调非关税手段在这方面适时地正确地应用。就实际应用范围而言，该协定至少应当指明四方面具体内容：(1)一般适用对象，即详细列明可以对其实施非关税手段的各种商品类别，这些商品的生产或消费都会对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而不在其列的商品则不宜应用非关税手段；(2)一般适用条件，即明确规定上述商品在进口正税之外没有受到其他关税手段的另外处置，或者关税措施对其未能有效发挥绿化功能的基本条件下，主要的非关税措施才可以进一步适用于它们，而不具备这项基本条件则不宜应用非关税手段；(3)其他适用条件，即专门指明辅助的或特殊的非关税手段可以适用的各种情况，从而为这两类手段的使用规定了更为严格的约束条件；(4)特殊适用条款，即特别规定一旦出现某些恶意行为或导致紧急恶果的事件，进口国可以采取不再受上述规定约束的非关税特殊做法。

二是有针对性地调整WTO有关遵循标准。这是指，WTO原先的相关遵循标准明显束缚了非关税手段的绿化功能，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例如，WTO本来对海关估价规定了6种方法，且运作次序一般不能颠倒，首先依据的是进口商品的实际销售价格(石广生，2002)。现在，这个首要标准则需作一个必要的调整，即在进口产品的销售价格没有包含生态环境成本的情况下，海关估价则应以销售价格加上生态环境成本为征收进口正税的基数。这样，那些有害于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连在进口正税税率上都要面临明显制约，再加上后面还可能遭遇专门设置的其他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势必在国际价格竞争中大败而归。

又如，在装运前检验时，WTO专门对价格核实作了具体规定，指明一般须依据贸易合同确定的价格进行检验，只有根据有些标准的相关程序所作的调查结果能够证明该成交价格不符要求，方可拒绝。可是，其展开调查所依据的大致四方面标准都不涉及生态环境。毫无疑问，这里应当把环境标准增列为其中一大标准。其实，WTO好几个协定都有相类似的情况。显然，这种遵循标准的调整有其必要性，不过这将会涉及一些比较重要规定的相应修改。

三是有限度地强化贸易救济规范。由于贸易救济措施实行得十分广泛，它们理应是发挥非关税措施绿化功能的重大领域。这里且以反倾销为例。众所周知，WTO在确定进口商品是否存在倾销时，采用的判断尺度是其进口销售价格低于它的正常价值或价格。可是，在体现这种正常价值或价格的三个具体标准里，生态环境因素并没有受到起码的关注。出于追求生态文明的迫切需要，努力防止有些进口商品依然通过牺牲生态环境来求得低价销售的流弊，这里可以适度考虑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正常价值或价格的计量范围，从而提高环境有害产品的进入壁垒。这就是说，无论是商品的国内正常销售价格，抑或在第三国的销售价格，以及自身的构成价格，都必须加上其所耗费的生态环境成本，以最后确定它是否存在倾销。显然，在同样的条件下，按照这种标准判定进口商品为倾销的概率会上升，且倾销幅度的测定也随之提高，从而强化了反倾销税的征收力度。于是，它客观上迫使出口商和进口商都不得不接受商品价格须因生态环境因素而上升的事实。毋庸赘言，低价竞销现象之所以难以在我国绝迹，就因为来自于这两股经济力量的阻力十分巨大。

四是有目的地设置特殊的应对条款。这是指，针对WTO现有的关于非关税措施的一些协定，进一步补充设置若干的特殊条款，堵塞有害环境行为钻空子的各种漏洞，以增加或强化非关税手段的绿化功能。这个做法对于专门涉及进口许可程序的规定来说，尤其显得必要甚至紧迫。比方说，WTO对非自动进口许可做法制定了不少规则，有些是需要强调的基本原则，有些是比较重要的规定，还有些是非常具体的要求(达12项之多)，可就是没有涉及生态环境的制约。但是，这里并不适宜于简单地增补一项环境标准。这主要着眼于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必要时需要进口许可程序发挥特有的强力作用，其实施需要专门予以强调和规定；另一个是其他那些具体规定旨在避免该措施被滥用，这样，将理当凸显的环境标准与它们混杂在一起极不妥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增设一条涉及生态环境的特殊条款，规定在该进口商品出现明显忽略环境成本或无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确证时，进口国可以断然启动进口许可程序加以限制或惩处。应该看到，这类特殊条款的设置将会在法理上显著强化非关税壁垒的绿化功能。

五是有成效地加快签订贸易一环境协定。多哈回合一直在开展贸易一环境议题的深入谈判，意在签订一项有关协定。然而，该谈判由于方向有误，未能仰赖于WTO的独特优势，其进展始终比较缓慢。

现在，它应当首先在关税和非关税手段的运用上实现重大突破，扎实地奠定该协定的形成基础。就非关税手段而言，该协定的谈判务必体现三大主体思路：充分肯定它的正面绿化作用，努力弘扬其独特功能；恰当确立它的运作定位，全面规范其众多规定；高度关注它的负面影响，明确指明其约束条件。换言之，本文阐述的主要分析思路都宜于在该协定里得到足够或一定的体现。必须指出，按照这样的路径去谈判和构筑该协定，既切实可行，又事半功倍。

四、绿化非关税手段的约束条件

还必须强调，鉴于非关税壁垒所具有的不能忽略的负面作用，发挥其绿化功能时一定要明确制定相关的约束条件，并予以严格遵守。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实际意义：一方面，可以阻拦和堵塞有关负面影响的产生或发散；另一方面，能够帮助和推动非关税手段的绿化功能得以正确和充分的发挥。换言之，没有明确具体地设置这些约束条件，关于绿化非关税措施的总体构想恐怕就没有实现的可行性。大致说来，这类重要的约束条件至少应当包括：

在WTO体制的统一协调下统筹运作。强调这样的制度安排，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全球推行全面的绿色壁垒(包括关税和非关税手段)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解决相当多的障碍及技术困难。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组织予以大力布局和全面支持，这种绿化构想就根本无法兑现。绿色壁垒涉及的不少具体规定，如生态环境成本如何确定，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这类特殊的非关税手段，以及对哪些进口商品可以适用这些做法等，都不宜由进口国自行决定和随意操作，而应该制定统一的要求和标准，才可能在全球实行持续有序的运作。否则，它必然难以为继。从这方面看，唯有WTO可以担当此重任。再说，设置全面的绿色壁垒自然逃不过同国际经贸规范相协调这一关。能够在多边贸易体制内部协调开展绿化运作，既不存在悖逆国际规范的麻烦，又可以充分发挥这种体制的独特优势。此外，绿色壁垒还涉及相关经贸利益的分配。既然绿色非关税手段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实行的，那么，它们由此所获取的收益(如进口配额的拍卖收入等)仅归进口国所有就不甚妥当。其恰当的途径恐怕是由WTO统一作出规定并共同分配使用，从而有益于推动出口国的积极配合和有力支持。

始终同关税手段紧密相配合。这个约束条件针对的是进口贸易运作，它实际上对非关税手段提出了两层要求：仍然坚持关税优先原则，同时决不丢弃自己应负的职责。就前者而言，非关税措施的实施必须以关税手段已经实行或无法实行为前提条件，不宜随意启动它去替代关税的主角地位。从后者来讲，当确定需要非关税手段发挥作用时，它应当切实有效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设置这个约束条件主要在于，多数情况下要保证关税在绿色壁垒中的主导作用。

严格遵循有关的适用条件。前面已经提及过启动程序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这里则是强调整个运作过程当中须遵循哪些适用条件。它们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基本条件，亦即启动运作程序需要符合的那类条件，如：针对的是那些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明显或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商品；它们还必须列人相关的产品目录或清单之中；通常情况下，在关税手段实施后明显不见效果时才采用。第二类是技术条件，涉及的是各自商品的具体或专门的要求，它们同SPS和TBT一类协定就结合得比较紧密。第三类则是特殊条件，即少数商品或少数情况需要特别处置的有关规定。之所以要坚守这种约束条件，就是为了避免各国随意运用非关税手段，导致其负面效应被扩大或放大。

充分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诉求。这是因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它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的能力和水平，而脱离实际的生态文明要求非但使得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无法有效实行，而且可能进一步让他们对全球生态文明事业心存疑虑、渐行渐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a)。比方说，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本文前述的有些措施目前就是它们难以承受或不易接受的。因此，在涉及生态文明的贸易政策上，特别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诉求和实际可行性。于是，生态环境成本的计量和确定必须从全球的实际状况出发，起步宜低不宜高，或有区别地处置，可以逐步回归至其实际耗费或损害的水平上。同时，依据发展中国家有差别的特殊待遇原则，一开始必须给予部分发展中国家以应有的照顾和援助。例如：让它们依据相关的国际规范，自己提出治理生态环境的目标和标准；有条件地履行某些环境治理措施；必要时可以享受某些豁免条款；切实获取一些特别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等。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亦不宜操之过急。可以这样认为，妥善处置好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利益，是全球生态文明事业能否成功的一大关键。

努力呼应多边环境协定的有关规定。在现行的诸多国际环境协定中，大概有20个左右制定了与国际贸易活动有关的条款。应当看到，这些条款完全是基于生态环境需要而制定的，其中不少出现了两个比较明显的不足：一个是没有充分关注国际经贸规范的约束或实际机制的缺失，因而它们的实施不一定具备可行性或有效性。另一个则是不可能考虑借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独特优势，因而它们即便能够获取效果亦相对有限。既然可持续发展精神已经成为多边贸易体制根本宗旨的组成部分，那么，与这些多边环境协定相协调，并极力弥补它们的上述不足，自然同样是WTO应当努力追求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b)。这就包括着如何积极运用绿色非关税手段的问题。至于这种协调如何具体进行，尚需深入分析，这里不再赘言。

参考文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a．发展中国家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b．贸易的环境影响[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石广生．2002．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

石士均．2010a．国际贸易学中的关税绿化：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思考[J]．国际经贸探索(11)：4―9

石士均．2010b．国际贸易学理论・政策・环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21

孙振宇．2002．WTO多哈回合谈判中期回顾[M]．北京：人民出版社

赵春明．2001．非关税壁垒的应对及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

邹正方．2002．开放条件下的数量限制贸易政策[M]．北京：民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