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古月轩”之谜

“古月轩”多指珐琅彩在玻璃胎上施以彩绘，经高温烧制而成的画珐琅器（亦有少数在瓷胎绘制）。其复合工艺技术要求极高，因为玻璃与珐琅熔点非常接近，在反复绘画焙烧过程中，若温度低了，珐琅釉不能充分熔化，则呈色不佳；若温度高了，胎体变形，即成废品。所以，玻璃胎画珐琅仅适于制作小件器物，如小瓶、鼻烟壶等，它们细润的玻璃胎体与绚丽的珐琅彩相互映衬，清丽艳美，令人爱不释手。雍正、乾隆两位皇帝每获成品都视若珍宝，绝少赐人。然而，长期以来，在清宫内务府珐琅作档案中却始终没有找到“古月轩”鼻烟壶烧造的档案记载，其定位与断代始终成谜。

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9年）的大型皇家宫苑圆明园，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长春园东南角“鉴园”的后殿即为“古月轩”，是皇帝的自用书斋。长春园与圆明园不同，它是一个事前精心规划设计的作品，是乾隆皇帝御制的园林杰作。《圆明园四十景图》完成之后，乾隆皇帝的建筑热情暂时消歇。不过，仅仅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造园热情再次勃发。这一回，乾隆皇帝的想法是要给自己兴建一座退位后闲居的场所，这就是长春园，虽然那时弘历只是34岁。因此，“颐养”和“休闲”是长春园的主题。与圆明园相比，长春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景园。南面是观水法巴洛克石门，北面是著名的西洋楼，为一组欧式宫苑建筑群，设计者是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人。虽然长春园后殿的“古月轩”与前庭相比并不雄伟，可这恰恰符合了弘历自用书斋的标准。

关于“古月轩”的斋室定位，故宫研究员夏更起先生早年曾提出：由于“古月轩”建筑等级不高，因此不可能用它作“斋堂款”。但依据近年来的最新研究表明：紫禁城、颐和园、瀛台、避暑山庄中的御用斋室书屋，皆非雍容华贵之所。乾隆在作《长春书屋》诗中写道：“人心小天地，闻之宋儒语。”养心殿长春书屋面积不足四平米，鉴赏室三希堂也只有八平米。“古月轩”也正是建于别室间的小室，这正体现了乾隆皇帝的另一面――“文心雕龙、谐趣幽雅”。为斋室特别定制器物，在内府中是常有的事，但并非都有档案记载。“朗吟阁”（雍正私宅）、“长春书屋”、“九畹山房”、“彩华堂”、“彩绣堂”、“澹怀室”（道光书屋）等等，就连为道光皇帝在圆明园内行宫“慎德堂”特别制造的器物，档案上也没有提及“斋堂款”。因此，“古月轩”在清宫内务府档案中没有记载亦属正常，并不能作为内府不曾烧造过此类制品的依据。

曾经一度将“古月轩”定位晚清制品的原因，推测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没有查到内务府造办处确切的档案依据；二，忽略了御用书屋“小室”的特征；三，“古月轩”制品的原存放地不在乾清宫，有可能就在圆明园内。推测是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古月轩”烟壶被全部掠走，后散失于海外。这与清朝历代帝后玺印藏于景山寿皇殿，被法国驻军司令弗雷一并抢走的情况可能相似；三，国内常见的“古月轩”烟壶，多为晚清民国制品，故此，将“古月轩”的年代定为了晚晴民国。

近10年来，从某些海外回流带有“古月轩”款的“涅白玻璃胎（或透明玻璃）画法琅烟壶”来看，无论是胎料、彩料、画工均与“乾隆年制”本朝器物特征一致。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晚清制品，但是相较之下时代特征显然和乾隆时“古月轩”有较大差距。

再加之，民国时“古月轩”已是名声大噪，仿制者甚多。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民国不可能如此推崇晚清或是本时期作品。且仿造传说层出不穷，那摹样的“母本”又从何来呢？众所周知，玻璃胎珐琅是以玻璃为胎体，以画珐琅工艺进行装饰的复合工艺，技术要求极高。温度低了，珐琅釉不能充分熔化，则呈色不佳；温度高了，胎体变形，即成废品。所以，民间作坊很难达到这种技术水准。反之，就算是曾经在珐琅作任职过的工匠在民间玻璃厂制造，也不会每种题材仅做一两只，这不符合成本核算的法则。

乾隆时期“古月轩”烟壶构图严谨，画法成熟，显然是有参照的，绝不可能信手而就。画样均经过多次修改，源自宫廷画师的精心设计。从宫廷赏赐制度来讲，烟壶用作赏赐品，多是瓷烟壶、玻璃烟壶，即使赏赐珐琅烟壶，也只赏“乾隆年制”款。“古月轩”作为皇帝自己的“斋堂款”，级别极高，不会轻易赏赐。但除了内廷制造“古月轩”外，扬州玻璃厂也在制造，不过与京造风格迥异。推断这类扬州的“古月轩”鼻烟壶，极有可能是被作为赏赐品而进入内府的，因此传世品远多于内府“古月轩”烟壶。

就以上分析总结，推测宫廷“古月轩”鼻烟壶的制造时间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长春园建成后，为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制造，截止时间应为道光时期。晚清民国时期的仿制品，均为民间玻璃厂生产，出自郭葆昌、叶祺等名匠之手。由于《圆明园档案》已经不复存在，加之扬州、广东及宜兴等地对于珐琅作制造又无太多详尽文献可考，遗留太多问题，只能在今后的研究中依靠实物比较进一步深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