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荧楼”在心里

九十初度的徐开垒先生辞世而去，“荧荧楼”里的温暖谈话，老人清癯智慧的亲切形象则永在我心里。

“荧荧楼”是徐先生书房的名字，朝南向阳，一排书橱里装满了书，长沙发和单人沙发相对，坐着与对面的老人说话，觉得距离很近，心也靠得很近。有时候他也会坐到我的身边来，从边上橱屉里捧出几本相册，依次翻开，一一指着照片中人，述说拍照时的简单故事。与他合影的朋友，有的是文坛前辈，有的是同辈或小辈文友。记忆中，除了京沪两地的名家，还有黄源、徐迟、郭风等等。内中也有几张年轻或相对年轻的面孔，如诗人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还有影视明星成龙等。先生特地抽出一张照片让我看，照片上共7人，他们是秦怡、徐开垒、魏绍昌、白沉、唐振常、濮之珍、蒋孔阳。这是1991年重阳前夕，7位属狗的同龄人受上海电视台“今夜星辰”之邀举行的一次聚会，这张照片就叫“七狗合影”。看照片时，徐老感慨地说，“7狗走了4狗，就剩下3狗了。”

坐在“荧荧楼”里看书读报会友人，或者想到了谁要打个电话过去，徐老就是这样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记得第一次访问徐府的时候，我曾问老人书房取名“荧荧”的来由，他便说了一段孩童年代的故事，大意是幼时在宁波老家念书很勤奋，清早起来，天还没大亮，他就凑在书桌上方一盏5支光的电灯下攻读。“荧荧”者也，就是让自己记住自幼养成的刻苦学习精神。说到这里，先生引我去看阳台上的两个物件――一副很是陈旧的木桌和凳子。他说这就是在宁波老家使用的书桌，来上海时把它带了过来，一直到成年后还使用多年。“几十年中，搬了十一次家，两件旧物始终留着，家人几次提议处理掉，我都不同意。”完全用不着问为什么了，“荧荧楼”，――岂止是一个简单的书房名字乎！

说起早年的写作经历，先生不会忘记激励他走上文学道路的那篇习作《两个泥水匠》，那是开垒读初中时写的一篇征文应征稿，上海《新少年》杂志在刊登这篇稿子的时候，加了一个按语：“少年诸君深入了一回‘民间’，当了小人物的大众书记，起草了他们的宣言。”短短的几句话，对小开垒的影响太大了。《新少年》是由叶圣陶先生主编的（1936年在上海开明书店创刊出版），70年代末开垒在访问叶老的时候，说起了这篇少年习作，他一直觉得那个编者按语是叶先生写的，当然时间已久，对于具体的文事，老前辈是记不得的了。

过去的许多新闻从业者，是从爱好写作进入这个行当的，徐开垒也是其中的一位。入行的师长，首先是当年主编文汇报《世纪风》和《万象》杂志的柯灵先生。从在《世纪风》发表《阴天》一文开始，徐开垒结识了柯先生，两人首次见面叙谈是在《万象》编辑部，送稿的过程中，有一次还见到了也在那儿与柯先生谈稿件的年轻的张爱玲，那个时期一道写稿的文学青年，还有袁鹰（田钟洛）、何为、王殊等。与柯灵的好友唐先生则是抗战胜利之后认识的。

开垒先生曾经长期服务的文汇报《笔会》副刊，在时代风云中数度载沉载浮，直至“”，社会获得新生，这个刊物方才进入了稳定经营和发展的好时期。《笔会》历经磨难再度复出过程中的“经典故事”，是巴金先生的《一封信》以及由此引起的文人重新拿起笔的连绵热潮。在“荧荧楼”里重提这个话题，开垒先生慨说“约到巴金的《一封信》，也是时代给予的机遇”。他清楚地记得1977年5月在武康路巴金寓所谈话时的情景。徐开垒提出请巴金先生写文章的时候，巴老开始不大愿意，经过一番恳切交谈，有点接受了，但一时里想不出用什么方式来写，徐开垒随即提议：“那么多年不见您的信息，读者多么想念您，就用写信的形式吧！”巴金沉思片刻之后，终于答应了。5月25日，文汇报发表了巴金先生的《一封信》。春雷既响，其影响之大之深，很快被后来的许多事实所证明，著名作家一个又一个用自己的文字复出亮相，文苑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兴旺景象。兴奋中的徐开垒不敢稍有懈怠，利用各种机会四出访问组稿。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有机会看望了叶圣陶、冰心、曹禺等文坛前辈。

有段时间笔者应约为杂志社写老作家访记，在“荧荧楼”与开垒先生交谈的内容多一些。徐老耳背，对话交流中常会有一点障碍，有时候为让他听清楚一个词语，不得不用笔在纸上写出。杂志社需要照片，他首先拿出来的一张是1988年同巴老的合影，那应当是他写《巴金传》期间拍的。开垒说他结识巴金，是从1951年的一次通信中开始的，1956年接受编《笔会》后，就有了登门访问的机会。关于写《巴金传》的情况，我读过他在一些文章中的记述，采访中，也有一些具体细节的了解。这部大书，开垒先生是全身心投入，真正用“心”写出来的。他说有几个一直思考着的问题，如有关“无政府主义”，以及巴金创作“喷发期”和建国后在一个长时期中走不出“低谷”的缘由等，在同巴金面对面的谈话中得到了回答，心里觉得特别的畅快。《巴金传》出版了首卷和续卷后，开垒先生没有停止对传主生活和文字活动的关注，2006年他在美国探亲时，还按出版社的提议完成了新的增补部分，我存留的先生信件中，有一封就谈到了增补章节(第八章)的三个题目，内中一节让我转交给当时的《朝花》编辑，建议先行发表，那时先生已是84岁高龄了。徐老提供的另一张照片是他和夫人刘秀梅，同柯灵及夫人陈国容在富春江上的合影。柯灵和徐开垒相知相交数十年，这位尊敬的师长和挚友辞世后，他便常常拿出照片抚看寄托哀思。后来我写的访记在刊物发表，配发了这些照片。

开垒先生2006年从美国回来后，有个短时期去学了电脑。有一次在“荧荧楼”里他对我说，主观上总不愿太落在时代后面，但客观存在的东西一点也没办法，一方面想学电脑，一方面视力不断下降，拼音打字已无信心，现在只是偶尔打开电脑看看弄弄。纵然如此，八十多岁学电脑，我觉得这正是“荧荧楼”主人终身学习不愿停歇的生动写照。印象中，2009 年开垒先生写了《阿满的影子》，2010年在《笔会》上发表了另一篇散文，此后再无文章面世。这位成绩卓著的老报人，同时也是一位著述丰硕的散文家，晚年出版的《我在文汇报写稿70年》、《徐开垒新时期文选》，记下了这位耄耋老人七十多年的文字足迹。笔者过去在编副刊的时候，多次编发过先生的散文作品。前些年有好几次与徐老一道参加作协散文组的外出采风交流活动，其间所了解的徐老散文写作的经验和观点，曾先后在《橘林晨话》、《森林夜话》拙文中写到。

在“荧荧楼”里，在电话里，曾听先生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心里有东西想写，却因视力不济而只得搁笔，这是自己现在最大的苦恼。幸好报纸上的短文还可看一些，这是他同文字最后的交流形式了。我知道先生有长期写日记的习惯，直到2010年还没有完全停止。他说视力越差，写的字越小，有的写完自己也不认识了。暮年中的老人不免会有孤独感。有一次赵丽宏先生转来徐老从美国寄来的散文《朋友丁》，附信中就说到老人在异国的日子更觉寂寞。《朋友丁》的内容是对阔别数十年居住在台北的一位早年挚友的深切怀念，此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境中老人的清寂心态。徐老夫人去世多年，他一人居住，由一位住家保姆照料日常生活。儿子在美国，一个女儿在深圳工作，另一女儿在上海，常来照顾老父亲。徐老与夫人感情深笃，他曾对我说，“她太不容易了，我做新闻工作顾不了家，四个孩子都是她拖大。”爱妻走后，老人对子女说，“你们可以忘记我，但一定不能忘记你们的母亲。”前些年有一次几位朋友在何为先生家里做客，中午何老留饭，席间说到老人孤独的话题，我们半开玩笑地对开垒说，是否可以考虑找个合适的人做老伴说说话呢，徐老听后说了一句“她走得太早”，便失声哭了起来。我们赶快岔开话题，以后再不提这事了。

我同开垒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冬日在瑞金医院病房里，最后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是今年1月3日上午，电话是他打过来的，说看到了我发表在报纸上的散文《俪兰雅话》，“在新年里读到这样的文章觉得很高兴……”接下来告诉我，前几天给郑敏之、王殊寄了贺年卡，简单写几个字还勉强可以对付。此后仅仅过了十来天，1月20日上午徐老女儿徐红来电泣告慈父于昨晚去世，真是惊痛万分。当天向北京的王殊先生报知噩耗，王老以沉重的声音说这些日子打电话总是联系不上，几天前收到了开垒的贺年卡，安心了许多，怎么竟这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