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珍珠港”

无论是日本还是全球的金融界大鳄，都非常清楚中国国企和房地产企业手中持有大量著名的墨西哥式Tesobonos，所以一旦人为在极短时间内实现日元贬值，无论中国央行是否跟随，中国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都将面临没顶之灾，日本则有可能减缓衰退步伐。

阅前提示

大和民族，从来处于两个极端。

极度的自强与极度的自卑；极度文明爱美，又极度尚武嗜杀；善于学习、机警而有危机感，拘礼内敛但却向往个性；节俭而又奢华；团结富有凝聚力，个人性格却刚毅果决宁折不弯；注重秩序却也勇于冒险不按常理出牌。

这显然是一个矛盾得喜欢剑走偏锋的民族。日本人永远不会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你在听他们讲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往往不是这个日本人内心真实的想法。有时，你应该习惯当谎话来听就正确了。

66年前，当鲁思・本尼迪克奉美国政府之命出版了《菊与刀》一书后，每一个试图与日本打交道的国家和企业往往按图索骥，以日本特有的民族性作为己方制定策略的依据所以，当你准备开始阅读以下文字时，请不要只沉浸于数据和推论，请记住，即使是最大胆的假设也是建立在对日本人特有国民性的研究之上。1941年12月7日清晨，发生在南太平洋珍珠港的一切，永远值得世人警醒。

老去的日本

目前，日本总人口1.27亿，预计到2060年时将年均减少人口80万，届时其总人口将仅为现在的68%。日本人内心根深蒂固不欢迎外国移民，而大量“食草男”和职业妇女的流行，又进一步推动日本陷入老龄少子化的泥潭。

据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4月1日，日本全国未满15岁儿童为1665万人，比上年同比减少12万人，这已是连续31年的结构性下降，并从1988年开始连续创出1950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此外，日本儿童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出现了连续38年下降，目前仅占总人口的13%。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显示，在全球拥有4000万以上人口的27个国家中，日本的儿童人口占比最低。更不妙的是，随着1947-1949年第一次日本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迎来65岁，日本的老龄人口同期创出新高。目前，日本总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达到23.3%，老年人口比例超过德国和意大利，继续居世界首位。日本最大纸尿裤生产商尤妮佳称，该公司向日本老年人出售的纸尿裤数量已经超过日本婴儿纸尿裤的数量。

当中国开始讨论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何时到来之时，别忘记，日本也曾是受益者。基于日本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匮乏的现实，二战后日本政府一直精心推进贸易立国的大战略。为此，不惜一切代价调动国内一切金融、税收和人力资源扶持制造业。结果世界皆知：日本制造业在1989年达到了世界第一的地位。

然而，日本民族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无法容忍不拘一格或新思维的民族。二战中，日本联队作战级别的作战过程中，团以下能力不俗，但高级指挥官的失误率却非常高。究其根本，主要还是日本整个军队的选拔晋升体系存在缺陷，必须按照辈分高低而非能力，指挥相应级别的部队。中途岛战役中，能力平平但辈分较高的南云忠一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前线最高指挥官一当然他也是珍珠港袭击的操盘手，这次他赢了-南云临阵指挥时的决策失误成为日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今为止，日本的制造业也一直受累于日本核心层所制定的错误的全球化战略。

1989年日本央行开始紧缩货币政策，并引发股市崩盘，迫使当时的日本政府进行大规模财政扩张来解决经济大衰退的问题。为此，日本经济付出了产能严重过剩和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放大的代价。随后，日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直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来椎动经济走出灾难性的通货紧缩结构。1990年至今，日本经济一直保持着年均0.3%的低速增长

由于日本经济长期处于结构性通货紧缩和老龄化问题上升的大环境，所以，一旦遭遇像2008年这样的世界性大萧条，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程度势必远高于欧美。2008年和2009年，日本GDP就分别录得负增长；2010年日本GDP勉强恢复至正值，但2011年又再度陷入负增长。

必然出现的大衰退

日本制造业的大衰退，是日本经济进化的必然产物。由于日本政府素来期望维持日本制造业的存在，不愿意进行经济的结构性转变，所以，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攀升至世界第一的位置。2012年年底，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将升至1000万亿日元，相当于该国GDP237%的水平。这一比例甚至高于希腊和意大利，为世界之最。而后二者债务负担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98%和126%。

那么，为什么一直以来日本国债市场非常稳定？其原因很简单，其持有人多是本国金融机构，不用担心像希腊那样一旦局势反转便被外国投资者抛弃。数据显示，日本国内银行及保险公司等持有的国债为616万亿日元，相当于这些金融恐龙控制了60%的本国国债。而日本国债的海外投资者的持有比例才只有5%。只要日本国民齐心协力持有本国国债，日本国债市场的风险就不会发生。

日本国债的10期债券收益率为0.8%，基本属于没有什么收益的投资。与此同时，德国国债的债券收益率是1.5%，相当于近2倍的日本国债的收益率。那是什么力量让日本社会的大量投资者死心塌地的持有日本国债呢？爱国情绪吗？肯定不是。日本最大商业银行一三菱东京UFJ银行在2012年2月初首次制定了“危机管理计划”，强调“将密切关注经济增长率、经常收支、日元汇率等30个指标，若发现有暴跌征兆，为减轻损失将抛售日本国债。”11月末，该银行再度表达了上述观点。三菱东京UFJ银行是仅次于日本国有邮政银行的第二大日本国债持有机构，持有额高达42万亿日元。这里面，我们必须注意到经常收支和日元汇率这两个指标。

可以肯定，日本社会上大量投资者能死心塌地持有日本国债的唯一支持，就是日本经济拥有大量的贸易盈余和经常账户收支的盈余，毫无疑问日元汇率的长期升值收益才是吸引日本国内大量投资者愿意购买日本国债的主要原因。

2002年，刚被小布什任命为美联储理事的伯南克，就曾毫不客气批评日本央行过于保守的货币政策。伯南克认为，日本央行应该放开胆子，拼命印刷日本货币来解决其长期的通货紧缩。而2002年，日本政府的国债已经高达日本GDP的140%。

如果在当时国际经济环境下，日本央行毅然开动印钞机，那么，日元汇率必定大幅度贬值，这样，日本的制造业就能依靠汇率的贬值获得大量外部收益，并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扩张。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日元汇率的贬值又必然引发日本国内资本外流，引发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同时，日本国内制造业的大量资本流出，也会导致购买日本国债资金的减少，从而进一步推高日本国债的收益率。

一旦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日本政府注定会提前破产。经济理论上，政府破产随之而来的是福利下降，这样，又会重新强化日本制造业的价格优势。问题是，现实世界中日本已经大踏步地转变成老龄化社会，即便在机器人技术上傲视全球，但一个没有人口红利的国家，还要去努力强化制造业的发展，岂非闹剧？对此，日本政府比美国的伯南克清醒得多。

祸不单行

2011年3月，日本经济遭遇到9级大地震的强烈冲击。这场天灾因为日本人的两面性格加剧、放大了福岛核事故的负面影响。福岛核危机正如“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开始毁灭性打击到日本制造业的核心部分。

危机爆发后，日本紧急停止了国内近50个核反应堆的使用。日本国内电力供应30%依靠核电站，而为保障国内用电供给，日本电力运营商加大了天然气、石油和燃煤的海外进口，导致其2012财年的燃料费用高达6.8万亿日元，几乎为核危机之前的两倍。2011年，日本的年度贸易收支由此出现31年来的首次赤字。

事实上，日本经济的贸易结构性问题早已经恶化。从2002到2011年，中国对日本多数时间保持贸易赤字，其规模甚至从50亿美元扩大到500多亿美元。以2010年的数据看，当年日本实现贸易盈余854亿美元，其中557亿美元盈余就来自中国，占比高达55%。2011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3400多亿美元，占中国全年贸易总额的比重仅9.4%，但占日本贸易总额则是20.6%。2011年，由于日本急需扩大进口紧缺的能源类产品，以及受欧洲经济增长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当年出现了32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但是，也正是这一年日本对中国保持了46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如果不是这460亿美元，去年日本就将出现800亿美元惊人的贸易赤字。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的需求是日本贸易能力最大的“短板”。

但是风云突变，脆弱的日本制造业进入2012年后，在对中国的长期贸易盈余上发生了大逆转。2012年上半年，日本对中国贸易出现了罕见的赤字，数字更是惊人的176亿美元。一般认为，这主要缘于近几年日本国内大量的企业迁移到中国市场，最终，随着中国地区规模效应的上升，日本贸易盈余开始彻底失去最后的堡垒。而9月发生的危机及引发中国国内对日本产品的自发抵触，赤字之旅还将延续。

制造业的三国杀

日本、韩国、中国三国是全球经济制造业生产基地的中心。从钢铁、船舶、电子、智能手机、显示器、DRAM芯片等来看，三国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55%至90%。日本、韩国和中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目前已经形成了惨烈的短兵相接。尤其随着韩国制造业的异军突起，正走下坡路的日本制造业已是雪上加霜。

最终，我们不难发现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有关日本制造业的负面新闻不断出笼且频次加高，这个日本经济的“王牌”开始崩溃。早在2011年，日本三大消费电子巨头索尼、夏普、松下分别亏损56亿美元、47亿美元、96.4亿美元。而至2012年11月，日本夏普发出全年亏损预警，预计该财年将出现创纪录的56.2亿美元净亏损。日本松下下调了2012财年业绩预期，预计将亏损95.5亿美元，这已是日本松下连续第二年出现巨额亏损，规模则仅次于上一财年。一度辉煌的世界级公司索尼同样举步维艰。索尼曾是最令人骄傲最强大的日本公司，最后一个伟大产品是若干年前的随身听Walkman，如今索尼保险业务收入已超过高科技产品收入。绝望的索尼日前宣布裁员1万人，并同时预计2012财年将小幅度亏损，但这仍是该公司连续第四年的亏损。陷于困境的日本企业还有NEC、富士和三菱，无一例外全部面临灾难性的困难。

从2010年开始，日本的数码电子产品出口9100亿日元，进口却是1.05万亿日元，首现贸易赤字。2011年裂纹继续，贸易赤字增至2000亿日元。仅仅在7年前，这个日本社会一直引以为傲的核心产品还实现了1.79万亿日元的贸易盈余。2000至2011年，日本电子产品产量下降41%，出口下降27%。

韩国的三星电子、LG电子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在2012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40%。其中，仅韩国三星电子一家的占有率就高达28.5%，超过所有日系品牌的总和。

曾经席卷整个世界的日本造船业，现在也直面无船可造的“2014年危机”。在被对手韩国和中国甩在身后之后，日本造船工业会表示，2011年1至6月份，日本新造船只订购数量为385万吨，与前年同期相比，锐减57%。此消彼长，韩国造船业的订单则急速增加，同比上涨60%，至1805万吨，约为日本订单数额的5倍。而中国的订单量虽同比减少60%，可依然有714万吨。2011年，现代重工、大宇造船海洋、三星重工等韩国造船公司的销售额共计为506亿美元，其中仅海洋设备竞标业绩就达到257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普通船只249亿美元的订单额。正是凭借着高规格订单市场的占有率上升，韩国获得了全球造船业的领先地位。

而身处困境的欧洲银行目前正在逐步关闭全球船舶融资的大门。世界最大的船舶融资银行一德国北方银行（HSHNordbankAG）提供的船舶贷款，2008年接近600亿美元，2009年接近500亿美元，2010年只有300亿美元，2011年更是进一步缩减到200亿美元左右。据悉，其2012至2014年将进一步缩小。日本、韩国、中国三国造船业的价格战，刚刚开始，日本的坏日子还将持续。

韩国制造业的异军突起，有着许多自然和非自然的因素。韩国虽然已晋升到发达国家的队伍，但是韩国的工资、福利、医疗等水平远远低于日本。目前，韩国人均年医疗支出在1200美元，日本是近3000美元；韩国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占GDP不足10%，日本则高达19%，韩国工人的工资是日本的60%的水平。同时，韩国社会的老龄化比例是11%，而日本社会高达23.3%。日本制造业已根本无法期望在一个技术复制非常廉价的时代能够战胜韩国制造业。

贬值 大概率事件

随着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危机爆发，日本的贸易盈余发生结构性大逆转。而真正无法回避的全社会结构性问题也开始爆发了。从2012年到2014年，日本有800万人将年满65岁而开始领取退休金。这相当于日本人口的6%。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日本战后第一次“婴儿潮”出现，所以日本的退休人员同一个时间段大面积集体涌现。而日本国民储蓄率已从1998年的10.5%下降到目前的3%左右。2012年，对于日本而言是一场所有结构性矛盾统一爆发的一年：大量退休人员开始进入市场，引以为傲的传统电子产业全面崩溃，储蓄率由正转负的趋势是加速度的不可避免，日本资本与日本政府负债的缺口开裂加剧。

为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日本制造业所急需面对的问题。2012年9月1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上调电力价格，平均率增加8.46%。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其他7家主要电力运营商在2012年上半财年（截至今年9月底）已出现约84亿美元的净亏损，这相当于这8家公司目前总市值的四分之一。日本电力运营商的巨额亏损主要归结于该国“去核化”导致的运营成本上升，未来日本电力运营商或将上调电价来填补亏损。数据显示，最倚重核电的关西电力公司在2012年上半财年出现了1170亿日元净亏损，而在去年同期，该公司还实现了200亿日元盈利；福岛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同期的净亏损幅度达到2990亿日元，较去年同期的6270亿日元有所下滑。自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危机爆发至今，日本国内50个核反应堆中目前仅有两座仍在运营。为保障国内用电供给，日本电力运营商加大了天然气、石油和燃煤需求，对此，日本SMBC日兴证券认为，电力运营商上调电价费率“只是时间的问题”，且关西电力可能会在未来2至3年内面临破产风险。自2011年3月份以来，关西电力股价已累计下跌70%，同期东京电力的跌幅更高达94%。在日本的传统电子产业陷入全面崩溃的时刻，日本电力公司提高电力价格的行动，无异于自己人在背后再捅上一刀。

2012年8月10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以提高消费税率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相关法案。其核心内容是消费税的增税。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政府将于2014年4月将现行5%的消费税率提高至8%，并于2015年10月进一步提高至10%。提高消费税理论上是为弥补日本严重的财政赤字的缺口。

决意要重新返回政坛的日本自民党领袖安倍晋三11月14日表示，日本央行（BOJ）应该设置一个新的通胀目标，并且采取“无限制”行动实现这一目标。此言显然是在向日本央行施压，要求其出台进一步的货币宽松措施以对抗通缩。12月16在日本举行的众议院大选中，在野的自民党获得大胜，“安倍晋三”将如愿以偿的实现“二进宫”重夺首相之位。民调显示，《日本央行法》很可能遭到修订，以此向日本央行施压，要求其以更大努力与日本政府一同对抗通缩顽疾。安倍晋三此前呼吁日本央行设置2%-3%为通胀目标，远高于日本央行当前1%的目标。此外，他还威胁将修改确保央行独立性的《央行法》，以敦促日本央行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

问题已显而易见。日元汇率未来结构性大幅度贬值不可避免。理论上，日本制造业的大衰退过程中，大量日本的企业会向海外转移，尤其是新兴崛起的制造业基地一中国。那么，随着这种转移时间的推进，3至5年以后日本政府的债务危机就会爆发，同时，中国制造业的世界地位就会进一步强化。所以，日本政府需要做一件事一人为扭转这一幕发生。

如果日本政府人为强化日元汇率贬值的力度和缩短贬值的时间跨度，那么，对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就会构成猛烈冲击。原本，日元用5至8年时间展开一场结构性大的贬值周期，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还有充分时间和适应力来平衡日元贬值。但如果日本政府人为制造日元大幅贬值，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那么，日本政府就有希望改变中期自然衰败的命运。

现在，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假设，在汇率问题上如果再来一次“珍珠港”，即日元短时间内人为大幅贬值，将会怎样冲击中国经济？

Tesobonos的机锋

1994年6月，美国中央银行一份内部备忘录指出，“墨西哥货币比索有贬值20%的可能，但这是今后几年的事情，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会到来”一这句话，非常耳熟，就在今年11月末，又有美国银行家以相同口吻评价日元的贬值趋势。

当时，墨西哥经济通货膨胀率大大高于美国经济，这样就形成墨西哥经济在经常项目上的赤字的恶化。如果只是仅仅从经常项目赤字问题出发，的确，美国中央银行包括市场参与者都非常有信心，墨西哥经济完全可以通过几年时间用20%的货币贬值来解决问题。但是，那时市场的所有人士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墨西哥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著名的Tesobonos，一种本金用美元计价，利息用本币计价的短期债券。这种著名的Tesobonos，会演变出大量巧妙的财务现象，在大量资本进人墨西哥地区时，墨西哥货币兑美元升值，这样，大量持有Tesobonos的墨西哥企业，就会获取墨西哥货币升值的收益，而这些企业的财务借贷成本就会变得很低。但是，这种模式存在一种“快速死亡”的程序，即当墨西哥货币开始贬值，墨西哥企业并不能获得经济理论上的货币贬值收益，而是大量持有Tesobonos的墨西哥企业借贷成本即刻变得非常昂贵，以本币计价的利息迅速膨胀，这将严重推高墨西哥企业债务成本，使墨西哥企业迅速集体性陷入破产。这样，就会加速度引发大量资本撤离墨西哥市场，再连锁式引发墨西哥中央银行全力紧缩货币的循环加速度紧缩模式。所以，这种著名的Tesobonos“快速死亡”程序最终会引发一债务成本加速度上升和中央银行货币紧缩加速度上升的同步。更麻烦的是，Tesobonos“快速死亡”程序无药可解。

1992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曾为墨西哥经济带来巨大机遇，但是，金融市场的交易创新和杠杆也同时为墨西哥经济埋下了致命的陷阱。现在看来，1995年墨西哥货币崩盘从金融市场来看是必然的宿命。经济崩盘后，美国迅速展开大规模救助，开出了高达500亿美元的支票。毕竟，墨西哥是美国重要的边界盟国，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中重要的伙伴。

难道只有墨西哥一个冤魂吗？1996年，全球私人资本有2400亿美元从发达国家大规模进入新兴发展中国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进入了高速增长的东盟地区。从经济理论上，东盟经济是健康和稳固的。所以，1997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兴地把东盟地区评价为全球“最具有活力的地区”。

大家应该知道，当今经济理论还处于1930年的凯恩斯主义和1960年创建的货币主义框架内，但是，创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全球经济体系，是没有金融衍生品、没有交易杠杆和没有互联网的。也就是说，现在的金融世界可以一秒钟把在莫斯科的几十亿美元，转化成西班牙的房产债券或中国房地产的债券或日本金融公司的CDS“信用违约掉期”，这些事情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创造者们的时代中从不曾想过的。

1997年5月，泰国中央银行在新加坡中央银行的资助下，设计了一个空头挤压程序，以此击退外汇市场沽空泰铢的行为。但外汇市场的成功，事实是一场巨大失败的开始，因为投资者开始怀疑泰国市场的稳定性。同时，泰国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投入了大量外汇储备以购买泰国货币，也极大地消耗了其手上的美元数量。更倒霉的是，著名的墨西哥Tesobonos，这个“快速死亡程序”在泰国市场同样大量存在。有数据显示，当时泰国企业年底到期的Tesobonos量高达500亿美元，而泰国中央银行手上却只有300亿美元，并且，这批Tesobonos基本上全部没有参与套期保值交易。

1997年7月，泰国中央银行开始踏上“快速死亡程序”之旅，泰国货币泰铢贬值六分之一；同时，泰国中央银行提高利率200个基点，达到年利率12.55。即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几乎同时遭到市场猛烈攻击。问题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包括韩国的Tesobonos量并不比泰国少。在遭到进攻后，上述四国都不约而同加入到“货币竞争性贬值”大合唱中，灾难“大爆炸”的速度由此扩散。

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开给东盟地区经济药方一紧缩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如果单纯从经济理论出发，一国遇到资本外逃，上述手段非常有效，但是，当时东盟地区存在大量的墨西哥式著名的Tesobonos，出台紧缩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必然引发Tesobonos持有企业加速度破产，这样，又必然引发资本的进一步外逃。最终，东盟地区国家全部破产，印度尼西亚货币从1美元兑换2500印尼盾暴跌到1美元兑换2万印尼盾。东盟经济危机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备受批评。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墨西哥的货币和东盟的货币呢？因为，现在全球大量的墨西哥式的Tesobonos聚集地，是中国。

Tesobonos在中国

2010年，中国房地产商人和中国国企最感兴趣的事情，莫过于大规模向海外拆借美元资金。今天，1美元兑换6.5元人民币，中国房地产商人向海外拆借美元资金利息在12%-15%。如果拆借1亿美元资金，利息12%，到期应该归还1.12亿美元。按照6.5比价，该房地产商人到手是6.5亿元人民币，未来一年如果人民币升值达到6，这个商人只需要用6.72亿元人民币就能偿还这笔债务，很划算。但是，如果“快速死亡程序”爆发，那最保守比价会是1美元兑换20元人民币，这个中国房地产商人届时就需要用20.24亿元人民币去了结这笔债务，除了清盘或跑路，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目前，在中国房地产商人和中国国企中最流行的海外拆借美元行为，约在4000亿美元至5000亿美元规模之间，这无疑已创造出人类经济史上墨西哥式著名的Tesobonos规模之最。而引爆这个“快速死亡程序”，将是美元的猛烈上升，或者是日元在极短时间内的疯狂贬值。

理论上，如果中国房地产商人和中国国企们的手上没有大量Tesobonos，那么，日本政府发动日元在极短时间内疯狂贬值的战略，就将彻底毁灭日本经济和日本社会的稳定。同时，日本政府也将极大地帮助中国一依靠日本经济的灾难爆发，轻而易举的使人民币成为世界级的货币。

但是，今天中国房地产商人和中国国企们手上大量墨西哥式著名的Tesobonos，日本政府和美国对冲基金可是一清二楚。而且，此一时，彼一时，2012年的全球经济环境已非2002年那样景气，各国的经济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所以，日本政府会学习开篇故事中那一个拼命逃命的人吗？又或者是在自己拼命逃跑的同时，故意使坏，人为地减缓另一个人逃命的速度？是否会人为制造日元汇率在极短时间内的疯狂贬值呢？

假如日本政府在短时间内将日元疯狂贬值，而中国央行的应对策略是选择人民币继续升值，或保持汇率稳定，这就意味着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中国制造”辛辛苦苦通过廉价劳动力而建立的成本比较优势，将被日本制造业通过货币贬值方式轻松抹去。

试问，当海尔和夏普的产品放在国际市场中的同一个货架，而且产品售价相差无几，是选择夏普产品的买家多还是选择海尔产品的买家多？大家心知肚明。如果大家觉得海尔与夏普的对比只是个案，那么，我们可以在制造业的根基行业一模具行业中，将中、日两国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

模具行业之所以被称为“制造业的根基”，是因为在现代工业中汽车、航空、电子、电器、仪表、仪器、武器、日用品等工业部门产出的产品，有80%-90%的零部件都是依靠模具成型。

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企业依靠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低端模具领域迅速击败了日本同行。

日本东京大田区曾经是日本最重要的中小模具企业的聚集地之一。现在，大田区规模较大的工厂早已纷纷迁往中国，以利用当地廉价得多的劳动力。2007年，区内超过1/3的企业由于中国劳动力的廉价，不得不选择歇业停产或者干脆倒闭。这一日本模具行业衰落现象，正是由于日本模具消费企业纷纷转向中国，购买价格低廉的中国模具造成的。据统计，从1998年达到18700亿日元的高峰之后，日本模具行业的销售额就持续下降，到2006年，这一数字只有4100亿日元，仅仅是1998年的1/5。

不过请注意，中国的模具企业只在低端领域超过日本，而存活下来的日本模具企业则将技术优势发挥到极致，转入高端模具生产。日本政策研究学院教授桥本久义就认为，一般来说中国模具与日本模具相比是“1/3的成本、1/2的质量”。只有当客户对质量要求较低的时候，才会选择倾向于此；但是如果由于日元贬值，在价格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客户会选择“1/2的质量”，还是“100%的质量”？

所以，一旦当日元短期疯狂贬值，而人民币选择不跟随的策略，其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制造业出口成本比较优势完全丧失，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将会变得毫无竞争力，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国制造业进入更深的严冬，与此同时，此消彼长，日本的制造业将会迎来复苏的机会。

假如日元在短时间内疯狂贬值，中国央行应对的策略是选择人民币跟随贬值。由于墨西哥式的Tesobonos的利息是以本币计价，当出现本币贬值的情况后，利息部分将会迅速膨胀，最终导致企业因无法偿还利息而资金链断裂。由于中国房地产商手中存有大量的Tesobonos，如果人民币贬值，地产商将会立刻被沉重的利息压得喘不过气来，一旦资金链断裂，地产商将会不计成本地抛售手中的资产，最终，日元疯狂贬值的完美风暴将会毁灭中国的房地产业。

中国房地产崩盘，也就意味着中国银行业陷入危机，并引发大量资本逃离中国地区。此时的中国央行也将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状况。如果央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期望减少资本外逃，将会进一步摧毁地产商那本已千疮百孔的资金链，加速其崩盘。反之，如果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期望缓解地产商的资金压力，却又会加速资本外逃，最后仍将会形成严重的恶性通胀。

有一个古老的故事一森林里，有两个人同行，他们遇到了一头熊，一个人马上开始拼命逃跑。其中一个人问那个逃跑的：“我们俩怎么可能跑得过熊啊？”另一个回答说：“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了。”

目前全球的金融世界，就是这样一片森林。中国和日本，同时遇到了一头熊，这头熊，叫“大衰退”

我们分析日元暴贬对已形成房地产泡沫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构成的严重威胁，是想抛砖引玉，引发广大有识之士共同研究如何背水一战，化危为机，为产业升级创造历史机遇。当然，中国能否像美国一样从珍珠港袭击中趁势崛起，完全取决于一个高效率的强势政府与一支有高度责任感的金融与产业军团在人民的支持下，令行禁止，通力合作。（特约撰稿员陈云飞、栾力夫、王晓朦、汪纯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