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房”岁月

一个水泥坪大院，两个门楼平时关一个开一个，挂两个号码相连的门牌号：四十五-四十七。四十七号的二楼即祖母家对门，住着雪白美丽的阿宝姑，丈夫在海外数十年，80年代才回来养老。她的大女儿嫁给我最小的叔叔，是我的五婶，于是，整个二楼真正成了对门亲家。

祖母的家即便现在看来，住房面积仍不算小，两百平方米是有的。只是人丁发展太快，尤其我这一拨如雨后春笋的堂表兄弟姐妹，拥挤得简直要从窗口冒出去。祖母的大床最合理使用的时候，除略沾床沿的老人外，头尾相插睡了五个孩子。我三岁左右，父亲从漳州来探亲，到外婆家接我，就让我跟祖母挨着睡。

我自幼被外婆娇惯，每次回祖母家均感不适。最痛苦的是没有卫生设备，祖母大床边遮一小通道，放一只红漆马桶，是诸多孙儿们的公共厕所，而倒马桶的女工每天仅来一次。有客人的时候其窘困可想而知。过节时家里的菜极咸，我便不敢喝水，夹着一泡尿，脸上如何讨人喜欢？祖母毫不掩饰的重男轻女，与钟爱我的父亲时有小冲突。有次父亲指使我去夹煤球以讨好祖母，我居然张着手说：“我的手这么白，怎能弄黑了！”连保护我的叔叔们都生气了。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为不拖累外婆，自立门户，争取到中医院太平间外一条长通道，勉强拦出L形宿舍，和妹妹挤在一张小弹簧床上。我在厦门实验小学四年级上到第五周，班到鼓浪屿人民小学，来到祖母的家挤。

外婆看到我不过两个月，头发纠结，耳后有泥垢，与母亲发难，我终于又回到外婆的翼护下。

再住进这个大院子，是七二年插队回来，外婆和母亲均已去世。父亲把我和妹妹接回身边。在右楼底层，真正有了一间十二平方米的“闺房”。说到这个硬腾出来的房间，便要想到房东秀英姑。

秀英姑身材略矮胖，声音洪亮。红脸膛，大眼睛，花白头发在脑后揪了一个薄薄的髻子。为人慷慨热情，虽然也是印尼归侨，总穿着传统的斜襟西洋布褂。父亲刚摘帽回来依靠老母时，妻离子散，没有工作，夜夜不能寐，披衣枯坐在厨房里。半夜过后，秀英姑探头看到二楼有灯光，经常从后楼梯下来，端一碗热腾腾的“宵夜”给父亲。雪里送炭呀，多年以来，父亲总要提起。经父亲多次恳请，秀英姑说服楼下老房客肖先生，挪出来这一个独立门户的六角房给我们，每月租金两块钱，一次先交三个月。

我的“闺房”在楼下，通常叫做“阶头房”，一扇房门直接开在走廊石阶前。把通往其他房间的门堵死，就成了我的独立小天地。所有楼层都没有卫生间，父亲为满足我的洁癖，在阴暗的公共楼梯底下，用杉板钉了一个简易小浴室。冬天需另烧几个热水瓶开水，提进去兑着冷水淋浴。

房间有四个大窗，都护着木百叶，明亮宽敞。东窗采光最好，置一张父亲为我设计的书桌，桌上的玻璃杯里，有父亲时常更换的鲜花。从窗根间看到整个水泥坪院，左院边上的番石榴半枯，右院的桑树被养蚕宝宝的孩子摘秃了。北窗隔着院墙望街，中华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等看到父亲收工回来，双手提着菜兜，我就知道快吃饭了。我不管家务，父亲在二楼厨房做好饭，在我窗下一趟趟巡逡，直到我放下笔才呼开饭。朋友来，想留饭，恰逢父亲加班，我与朋友左等右等直到天黑，朋友只好饿着肚子离去。

西窗外是一小块荒地，被邻楼夹着，阳光不及后娘脸上的笑容多。父亲耐心试验，种了茶、月季、美人蕉和非洲菊，甚至还有一粗陶巨缸的荷花。

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文学青年来往多了起来。翻烂卷角的世界名著，五六、五七、五八年的《诗刊》年度合订本，香港带进来的《美国现代诗选》，甚至国外有意思的来信，都在这里传阅过。高声讨论，俯首读书，常常留下喝粥。门经常是开着的，朋友进去就找本书读将起来，走时留一张字条，说：什么书借你，限期几天，什么书带走了，后天还你云云。

我先在厦门做纺织工人，三班倒，每日过海；继而在鼓浪屿灯泡厂做焊锡工人，两班倒。夜班回来，总能看到房间四窗洞开，灯光奔泻，温馨可人。开锁进门，桌上盖碗里，是父亲掐准时间留的热汤面。工作辛苦，体质不好容易失眠、低烧，读禁书，半夜爬起来写(忧心忡忡的父亲认为)危险的诗。婚前多年，是父亲的细心照料，我的体重才能维持在四十六公斤。

临街的六角房，我在这里度过写作最旺盛的青年时代，也是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最困苦的时代。它与我现在的住宅同在一条街上，路过的时候，不自觉总要多看两眼。灯光是别人的，晾在院子的裙子是别人的；别人的父亲在叫他女儿吃饭，别人的女儿把一条口香糖硬塞进她父亲的嘴里，乐成一团。

我的父亲在像框里，笑眯眯问我可有新作？

我在字里行间回答父亲：你因为《致橡树》发表《诗刊》而镌字赠“瑜儿”（我的小名）的笔，我永不放弃。

摘自《老房子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