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史记》\《汉书》论赞序比较司马迁\班固思想之异同

摘 要： 《史记》的“太史公曰”与《汉书》的“赞曰”都是司马迁与班固的直接议论之词，这些论赞序很好地反映出他们各自的思想观点。本文透过两书的论赞序，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学术思想、历史观、历史人物定位、天道观等思想方面上的异同。

关键词： 司马迁 班固 论赞序 思想 异同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公元前135年），其所处的时代正值汉武帝在位时期，父亲曾任太史令。班固则在公元32年出生在一个豪富、外戚身份，并有正宗家学传统的人家里。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家庭教育、不同的生活阅历、不同的著史宗旨，注定使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从内容、形式再到思想上都有着不一样的特点。虽然《汉书》前半部分（即汉高祖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基本是袭用《史记》，包括部分司马迁所发表的议论（“太史公曰”）。但是，不管《史记》的“太史公曰”抑或是《汉书》里的“赞曰”，都分别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和班固的思想观点。

一、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兼尊儒道与班固独尊儒术的学术观点

西汉武帝时期，汉代的统治思想由黄老道家思想向董仲舒的新儒学转变。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既继承了一些道家思想观点，又接受了一些儒家观点。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新儒学已经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班固也就顺应地全盘接受了儒家思想。

司马迁非常尊崇孔子，《史记》的写作动机之一就是继承并效法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在《史记》中，“司马迁提到孔子的地方有158处，引用孔子的言论达到88处”，①这是除了《孔子世家》之外专门的论述。六艺和孔子之言，成为司马迁考订史料的第一标准。《史记・伯夷列传》说道：“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司马迁虽非常尊崇孔子，“考信于六艺”，但不专取六经。《史记・太史公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已表明其态度。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称颂了黄老道家的政治主张。黄老之学在西汉初年，适应时势，确实促进了西汉发展。《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稿，衣食滋殖。”并且在《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陈压相世家》等篇论赞中对汉初践行黄老道家的政治家进行了热情的赞颂。此外，司马迁在《老壮申韩列传》中称赞“老子深远矣”，这些都是对黄老之学的好评。司马迁亦对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包的精神，对他们的学术渊源给予相对中肯的评价。

班固由于沉浸在儒学盛行的时代里，并自幼接受儒家正统的教育，因此，《汉书》所体现的儒学精神也就更浓厚。基本上班固所推崇的亦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观点。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儒林传》序言：“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至致治之成法也。”可见其推重六艺颇高。班固不但以董仲舒为“世之纯儒”②“为群儒之首”，而且以为“推明孔氏，抑黝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者廉，皆自仲舒发之”。③他在《汉书・艺文志》序中也表述了对儒家的推崇之意：“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司马迁著史重在兼收并蓄，“成一家之言”；班固则“旁贯五经”，独尊儒术。论赞序很好体现了他们各自的学术思想。

二、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的通变史观与班固的尊汉正统观

在历史观上，司马迁主张的是一种通变的历史观。而班固则更强调尊汉的正统观。《史记》是通史，其记事是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汉书》则为断代史，其记事是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黄四年。因此，单从这两部史书的撰写范围和形式来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司马迁通变的历史观，班固尊汉的正统观。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礼乐损益，律例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明确提出“通古今之变”的通变历史观，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变又要“原始察终”，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序言说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迁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正体现的是要用“原始察终”的方法历史地分析问题。“见盛观衰”则又说明“变”不仅仅是一种终始之变，亦有盛衰之变。《史记・律书序》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说的即是盛衰之变的原因。司马迁告诫世人要透过盛世的表象，发现潜在的危机，以便防患于未然。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贯穿于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当中，成为他叙述历史、解释历史的客观原则。

班固著《汉书》，他的历史观是循环论和正统观的结合，将尊汉精神贯穿于全书当中。他批判司马迁将西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④同样是从书中的论赞序来分析的。《汉书・高祖纪》赞曰：“汉承尧运，德诈以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表达了其五德终始说的尊汉之意。《汉书・叙传》说道：“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一方面表现了班固反映了汉代的历史及其变易，另一方面则表现了班固在对整个历史考察时坚持和墨守“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此外，《汉书》非常重视以恢弘的角度去把握西汉社会的整体面貌，在《异姓诸侯王表》就有很好的体现。纵观全书论赞序，虽发现班固有提究“变”之问题，如《汉书・诸侯王表序》云：“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但是由于班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位置，《汉书》断代的特点，使得这些通变之意变得很弱。因此，班固更多体现尊汉正统观。

总而言之，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了一种“通古今之变”的通变历史观，而班固在《汉书》中则更多显示的是一种尊汉正统观。

三、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与班固对待历史人物定位之异同

由于历史演变观念、学术思想的不同，司马迁与班固两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人事时有不同的论断。

在处理陈涉、项羽等人的问题上，司马迁重在将他们放到整个历史的演变中去考量，为了突出他们在历史上角色的作用，将项羽归于《本纪》当中，陈涉则列于《世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反映了司马迁重视历史之实的精神。而班固著《汉书》体现的是一种尊汉思想，因此，对陈涉、项羽等人的历史作用淡化，将其合为一传，从而加强汉的正统。

另外，司马迁为无官无职或位卑职贱，但有一定意义的医者、游侠、商贾、日者、卜者、刺客等小人物立传，倾向民间精神。以游侠为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游侠能“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但班固却不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批评道：“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⑤在《汉书・叙传》中，班固说：“开国承家，有法有别，家不藏甲，国不专杀。洲乃齐民，作威作福，如台不匡，礼法是谓!述《游侠传》第六十二。”这是班固和司马迁在对待游侠的态度上的不同之处。

对待某些特定历史人物，从这些论赞序中，同样可以看出司马迁与班固的不同态度。

四、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与班固天道观之异同

不管是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期还是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社会上都弥漫着各种迷信色彩，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不可避免影响到两位史学家。但两人由于历史观、著史宗旨等的不同，对待天道观的态度也呈现出不同的观点。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道：“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他认为秦国统一天下和高祖得天下，都是天的意志。从这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确有着承认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史记・项羽本纪》中，太史公曰：“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扳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司马迁所重更多的是人事，在论赞中强调项羽失败是政治上、军事上一系列重大失策造成的，并非什么天意。在谈及魏被秦所灭时，《史记・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能，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在司马迁看来，即使信陵君有再大的才能，单凭他个人的力量，也无力扭转中国统一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从这些论赞中，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并没有对天命深信不疑，更多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比起司马迁，班固可谓对天人感应这种神学思想更加深信不疑。天人感应的神秘观点充斥于全书，用这种思想服务汉王朝。《汉书・五行志》序说道：“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汉书・窦田灌韩传》赞曰：“偶合有命，悲夫!”从这些论赞可以看出，班固认为历史上的盛衰兴亡、吉凶祸福，都是天命所定。《汉书・王莽传》赞曰：“……俱用灭亡。皆亢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渑声，余分润位，圣王之躯除云尔。”这强调天命与五行为主，班固用天命解释历史演变与成败。虽然班固信天命的思想占了主要地位，但在某些观点中，对司马迁的天道观也有所继承，有其重人事的一面。如“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直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⑥这句话就体现了他反对淫祀、神仙、厚葬等迷信的一面。

总之，从《史记》、《汉书》的论赞序可以看出，在天道观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重人事，但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定的天命王权思想。相比司马迁，班固则更多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封建正统思想更加浓厚。

从《史记》、《汉书》论赞序中看司马迁与班固思想的异同，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个人经历、不同的家学渊源，论赞序很好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天道观上、历史观上、学术等方面的许多不同之处，双璧辉映的《史记》和《汉书》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着极高的地位。

注释：

①韩兆琦.史记通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91.

②④班固.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99：3122，3107.

③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1920.

⑤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99：2070.

⑥班固.汉书・效祀志.中华书局，1999：1049.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

［3］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4］潘美月，杜洁祥.《史》《汉》论赞之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

［5］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邹军诚.《史记》《汉书》论赞序比较.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7］孙关朝.班固史学思想探微.文史在线，2009，（9）.

［8］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4）.

［9］李宏.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渤海大学学报，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