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误差”之解

近年我国GDP数据质量方面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各地区GDP的汇总数大于国家的GDP核算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上半年GDP增速达到10.9%。而按照此前31个省市区所公布的GDP计算，我国上半年的GDP增幅应为12%。一个10.9%，一个12%，两个数据之间，整整相差了上千亿元。如此大的“误差”，究竟如何解读？

GDP两级差距连年涨

面对社会各界对两级GDP出现双版本的疑惑，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的解释是“省级GDP的平均数高于全国是多年来的惯例。有些年份省级GDP数字汇总后可能会比国家的要高出3―4个百分点”。对有关历史资料的查验印证了这一观点。

如对2005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统计部门公布的GDP数值进行汇总，得出的数字是196,015.97亿元，而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当年实现的GDP是182,321亿元，两个数字相比，竟然相差了13,694.97亿元。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告显示2005年GDP同比增长9.9%，而纵观各省统计公布的数据，当年只有云南省的 GDP同比增长小于9.9%，汇总31个省区市的增速得出的简均数为12.39%。

据了解，2004年地方核算的 GDP总量实际上就与中央最终核准的数字存在一定的差异。当时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竟然高出3.9个百分点，造成的GDP总量差距高达26,582亿元，相当于我国西部地区十一省一市的GDP总量。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曾在《国际经济指标和经济形势分析方法》一文中指出，近年我国GDP数据质量方面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各地区GDP的汇总数大于国家的GDP核算数。从2000年―2003年，各省（区市）核算的GDP增长速度的平均数，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数分别高出1.7、2.0、2.6和2.8个百分点，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

千亿之差不足为怪

许多专家表示，目前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统计局在计算GDP时的方法基本一致，造成 GDP数字“双版本”的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之外，主要还是由于地方政府部门在报送统计数字时“左顾右盼”、“层层加水”。

数字“加水”的体制原因有二：其一， 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地方政府具有操纵统计数据的强烈动机；其二，地方政府又具有这种操纵能力。

面对两个版本的GDP数字，自然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哪个数据更值得相信呢？如果说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对准确一些，那是因为国家统计局能够最大限度地纠正省级数据中的误差。

地方倾向于“多报”典型的是投资数额。目前我国GDP计算的模式不是国家对省市自下而上报来的数据进行核算，而是国家先明确几个决定GDP的大的总量数据，然后再调取数据，而这一过程中，有的数据是相对较硬的，出入一般不大，如能源、消费、出口等，有的数据则是软的，需要靠地方的数据进行统计，典型的是投资。

事实上，当前许多投资都来源于地方部门，只能按各地的投资口径计算，而这难免出现省市级上报的数据比实际情况高的情况。

重复统计形成地方重报也是一大突出现象。据专家介绍，工业增加值是GDP的重要部分，应该按照法人属地的原则进行统计，但如今法人企业下属机构甚多，因此各省存在重复统计现象。此外，对于贸易，则按照产业活动原则进行统计，多数地方统计时都宁愿将贸易算作本地区的GDP数字，这也造成了贸易的计算叠加。有些地方还把地区间的合作项目也同时记录到各自省的数据中去。

统一体制的影响

统计数据的不同，部分原因是技术上的，但中央与地方统计数据的不同，更大程度上还是由现行的统计体制原因造成的。由于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地方政府必然难免会具有操纵统计数据的强烈动机；而且现行的统计体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国家统计局对地方统计局有业务领导，但人事、财政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结果地方统计局难免受到地方政府影响，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干预统计数据的可能。

对此，国家统计局早就提出了统计工作“不进假数”的目标，并提出国家统计局的长远目标是下算一级，将省一级的GDP统计起来，彻底消除省级地方政府对统计数字的影响。

地方政府领导在数字上掺假、注水是一种现象，在这现象背后有地方政府领导追逐政绩的“症结”。但是，如果单纯地说追求政绩，似乎无法指明问题之所在。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说法一样，一方领导追求政绩又有何错？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领导追逐的政绩必须既是“上头”认可的政绩，同时也应该是广大群众认可的政绩，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第一，要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官员向上看、追求政绩的问题，才能铲除“数字出官”的基础，地方政府领导才不再会对数字“注水”感兴趣。第二，还是应当按照宪法规定，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弄虚作假追求政绩、地方保护主义应当摒弃，但不能把一切地方利益都当成坏东西。某些国家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辅”原则，也可以为我们所借鉴。辅原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简言之，地方政府承担解决地方问题的责任；只有当地方政府需要上级或中央政府支持的时候，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才能进行干预。也就是说，愈是在国家结构的下层，离事实、问题越近，愈具有处理的优先权，政府层级越高，越具有辅。

综合加减严防GDP“花账”

GDP高速增长究竟是好是坏，其中有着比较复杂的因素，一概而论，可能失之片面。但我们确有必要理性看待个别地方GDP“花账”现象，比如，可以通过外部成本加减之法应对之。

其一，做好“污染代价加减法”。如果上报的GDP所消耗的煤、铁、钢材、水泥等占全球消耗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显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黑色GDP”：在GDP增长之上的是环境污染加重，能源资源利用率低、消耗浪费严重。因此，我们在分析GDP时，应该用GDP总量减去由此带来的环境成本和污染代价，通过“污染代价加减法”凸显GDP的绿色效应。

其二，做好“社会公正加减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确立，各级政府应走出计划经济时期的审批经济、管制经济，通过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等各种手段，维持社会的公平竞争和有效运行，避免权力寻租、权力腐败、行政垄断、行业垄断等，避免社会分配不公和效率损失，避免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GDP“花账”将这种因社会不公造成的社会浪费考虑进去，那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其三，做好“社会安全加减法”。如果GDP增加了，而群众的收入却增幅不大，显然，这种GDP“花账”就更值得质疑。有人曾对GDP进行过这样的描述：连续3辆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后，GDP会说“好极了”，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汽车修理、法律诉讼、损失赔偿、保险、新闻报道等费用和效益的产生。即使任何参与方都蒙受了巨大损失，GDP依然在增加。类似道理，如果不考虑公众的快乐价值、幸福指数，只是用大拆迁、大改造、大广场让GDP“花”起来，如果不顾医疗事故、交通事故、生产事故的增加，那么，这样GDP就无助于增进百姓的幸福，无助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显然，我们应挤出GDP中的安全损失、生产能力损失、精神损失等不良成本，以求得健康全面的发展。

由此看来，做好“污染代价加减法”的GDP是绿色GDP，做好“社会公正加减法”的GDP是均衡GDP，做好“社会安全加减法”的GDP是安全GDP。只有挤出外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社会成本等各种水分的GDP才是和谐GDP，才更符合我们所追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