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好“家门口”的生活

那天夜里，我从微信朋友圈上又发现了他的新动态。那是他拍下的自己偶遇的一朵火花，在夜色中显得那么迷人。好久没再联络，约莫知道他一直坚持摄影。进入2014年，他已经在摄影这条路上走了8年。

我翻出他以前的两张作品，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有些矫情地向圈里的朋友推荐了他，希望有更多的摄影爱好者能跟这名摄影发烧友增进沟通。

他叫杜才良，我们是大学同窗，都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家乡也都在河南。他跟大伙儿说去深圳发展似乎还是昨天的事，我拨号过去，却已是一个陌生的声音。等我好容易联系上他，才知道他又到温州去了。

第二天，他坐在电脑屏幕前，接受了我的采访。他现在在一家国企项目部做企业文化负责人，看得出，从深圳重返温州，他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

蜗居的日子，用手机拍摄

2011年7月，杜才良参加完一个大学同学的婚礼，从当时所在的温州一家鞋企辞职，直奔深圳。加盟《深圳特区报》的愿望破灭后，四处碰壁的杜才良只得在一家物流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下班后容身在一间只有5平米的胶囊房，他觉得像监狱。

“外面的环境很美，可是一进屋就得开灯，连个窗户也没有，满眼都是墙壁，身心压抑。”说这话的时候，他身子向后靠了靠，似乎给自己展开了一个回想的空间。

在物流公司每周可以休息一天，但这一天却让杜才良更加孤独和寂寞。那边只有一个要好的哥们儿，可是离他太远了，几次转车，单程过去得将近两个小时。

他把自己的数码相机留在了河南老家，去深圳的时候，有了几年摄影经验的杜才良认为它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也许，他对自己的南下抱有太多的期许。

一时筹不到再买新相机的钱，他只好利用每周休息的一天时间外出用手机拍摄。

梧桐山、大梅沙的海景、仙湖、深圳小公园的一角甚至万科房地产的样板房都被他一一摄入镜头。有时候，抬头看见天空挺蓝的，他也要拿出自己的步步高手机拍一张照片，“还不是智能机”。看见别人拿相机拍照，他心里急得直痒痒。

晚上回到小黑屋，他开始在电脑上悉心处理这些照片。手机拍出来的照片画面粗糙，色彩和光影的效果也比较差，他只能把注意力放在构图上。由于细节缺失，他在电脑上一次一次地调整，直到把照片缩放到合适的尺寸，再加上点朦胧的柔和色处理，“有些还挺有意境呢”。

他至今记得，自己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是爬到学校的柳树上拍下的行政楼。取景框中裂像对焦的效果让他着了迷，磨砂玻璃忽而朦胧忽而清晰的变幻让他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兴奋感。脖子里挂着一台胶片机，他豪情万丈地走遍了校园里每个美丽的角落。

自2006年之后，每次拍过照片，他都会连文带图到名为“亭云”的博客上，几乎每篇博文都附有图片。然而，自2011年7月到2012年6月，元老博主“亭云”发表了21篇博文，仅有6篇附带了图片，且多是手机图片和以前的老照片。

这就是他在深圳的留痕。

拥有了自己的单反

离开深圳前夕，杜才良手里终于有了将近一万五千块存款，他打算拿这些积蓄为自己购买一台单反相机。出手的前一周，他专程叫上两个同伴跟他一起到深圳数码广场去看行情，回到家里，再反复从网上比价，跟网友交流性价比。

“觉得要花一大笔钱，相当慎重。”

说到买相机，他的记忆飞回了这些年来的段段往事……

2005年的夏天，我们大二，摄影课即将随着暑期的到来而结束。刚好那时我们班上有位女同学想把胶片机卖了，换台数码的。为了省钱，他打算出手买下女同学的胶片机。

“耿梓墨。”我俩几乎同时说出了那位女同学的名字。

“我还跟她讨价还价来着。”他说着嘿嘿笑了起来。

“不会吧，透露点儿内幕呗？”

“海鸥135全手动相机，她六百多买的，用了几个月，想500块钱卖给我。我让便宜点，她说450。我让她再少点，她说再低‘不卖了’，于是就成交了。”

那个暑假，他是用两盒胶卷度过的，表现儿童天真烂漫的作品《戏水》《夏风嬉戏》后来均发表在了《新乡日报》上，这让刚学摄影不久的杜才良尝到了“甜头”。

在整个胶片机的学习过程中，杜才良用掉了40多卷胶卷，一卷胶卷能拍36张照片，差不多按一下快门一块钱，这让他觉得自己“很败家”。

然而那台胶片机在2006年下半年就出了故障，送去修理，一等就是一两个月，之后又总是老毛病复发。支撑到2007年年初，基于对摄影无法割舍的热爱，杜才良只得向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开了口，花4000元买了一台不可更换镜头的类单反，而我们当时一年的学费是3400元。

我至今还记得，2007年4月，《中国摄影报》上那个豆腐块文章在我们42个人的广电班里几乎流传了一个遍。那篇文章的标题是《找回胶片时代的良好心态》，作者杜才良在文中这样写道：“我满怀欣悦地享受着数码相机给人带来的好处，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心中似乎飘飘然起来，变得毫无顾忌……于是就大拍、狂拍……照片的清晰度的确是令人惊叹，但没有一定的意义，我好像变得不认真了……”

毕业后到温州的鞋企工作，出于工作的需要，公司给他配了一台尼康D200。他在自己的好哥们儿面前兴奋地炫耀：“嘿，哥们儿，我现在用的可跟当时咱大学老师那台一样呢！”

用着公司的设备倒挺轻松，但他肯定没有料到，从温州到深圳，重新拥有一台单反变得那么艰难。

“8600元，加上镜头和其他附件已经上万！好像真的‘发烧’了，发烧友。”他不断地用手挠挠头，并且坦承，摸索着学习摄影到那个阶段，对设备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太注重设备了……”这句话他重复强调了好几遍。

就这样，他用自己大半积蓄买到了一套中端尼康单反设备，在他看来，他的摄影之路从那时才真正开始。

重新回归“家门口”

从2005年开始学习摄影到现在，尽管中间曾有一段深圳的“摄影空白期”，但杜才良对摄影的热爱和追求却从未中断。

大学开设摄影课之后，他便成了图书馆摄影书架的常客。他经常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包，里面装着自己的宝贝相机。但凡看到什么值得留下的场景，他都会掏出相机迅速抓拍，若是预料到一些即将发生的趣味瞬间，他更是蹲守原地，伺机而动。他说这是受到布列松的影响，布列松是世界上著名的人文摄影家，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创立者与实践者。后来，杜才良的作品《面对未知的世界》《红薯车上的童年》《暮色篮球场》等均获得校园摄影比赛的奖项。

2008年夏，即将离校的时候，他希望能用自己的镜头留住新乡市的所有美景。他想拍新乡牧野公园旁边的卫河，在白天，他找寻不到卫河的美，于是选择了夜下卫河。背着三脚架和相机，跟同学一起骑着自行车到了卫河。夜色太暗，他一直往河边走，想靠得近一些，想让角度再完美一些。后来同学跟不上他了，只好坐在原地等。没成想，等来的却是满身泥污的杜才良。他滑进了卫河的淤泥里，怕淤泥漫过自己，双手还举着相机和三脚架，奋力向岸边靠。他浑身恶臭，狼狈不堪，同学实在憋不住，居然笑得肚子疼。

“功利心一开始也挺强烈的啊，主要是想让自己的照片获奖。”实际上，学习拍摄的八年时间里，他也曾获得过市级的摄影奖项，作品也散见于工作地所在的报刊杂志。

取得的成绩激励着杜才良一次又一次往更远处进发。

尤其是2012年初夏，属于自己的单反收入囊中之后，他翻山越岭、穿林踩叶，那15万次的快门寿命、1620万像素的新设备让他脚下生风、如虎添翼……他觉得自己瞬间膨胀了。

如果说他耗费上万元买单反是对设备的极度渴求，那么随着历练的丰富，他对获奖的追求也达到了极致。他去不了名山大川，工作性质又让他到不了震撼人心的新闻现场，他曾一度陷入了对技术手段的狂热追求，他甚至刻意用慢门去展示瀑布和流水，去表现夜下的车灯……

直到2012年11月11日，他参加了“温州摄影现象主题论坛”。那个论坛上的讨论，彻底把他从疯魔的状态中拉了回来。

在发烧友互动环节，很多人都向嘉宾提问，用什么样的镜头更好，如何才能拍出最好的烟花效果，野生动物该如何表现，等等。主持人打断了这些技术性的提问，他更希望大家能多提一些有社会意义、有思想价值的问题。话题转到了摄影的意义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有人就提出了要“拍好‘家门口’的生活”，这个理念对杜才良的影响非常大。他总结自己的拍摄历程后发现，他镜头下那些曼妙的景色并没有太多人关注，反而是先前所拍的几组富有人文关怀的作品曾引发过网友的强烈共鸣。比如《母亲做的手擀面》《收辣椒》《我爱这土地》，尤其是《我还认得你》和《成长》。

《我还认得你》是2013年国庆期间他返乡探亲，在一个清晨外出拍摄时与村里一位正要做饭的老者偶遇时拍摄的一组照片。老者感叹，现在村里很多人都互相不认得了，外出打工上学的，嫁过来的新媳妇，一茬又一茬的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庆幸的是，老者还认得他，他也认得对方。熹微的晨光打在锅盖上，袅袅的炊烟升腾起来，满脸皱纹的老者坐在一旁烧火，这景象让杜才良感慨颇多。

《成长》是他在老家平原上的一棵小树旁为两位堂弟所拍的照片，时间跨度长达四年。在同一棵树下，两个孩子从满脸稚气到略显成熟，孩子长大了，树也长高了。

他终于明白，设备的优劣不是创作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关键还要有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敏锐洞察。这也促使他对自己的摄影之路重新做出了规划，他决定再次回到“家门口”——他的河南老家，温州的风土人情，那些身边的人和事。他说自己喜欢将美好的事物记录下来，并通过影像净化心灵，点燃人们对生活的激情和希望，并持之以恒地走下去，这就是大时代之下，他这个小人物的大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