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文化”对对碰

上海和北京是我国的两个规模最大的城市。北京是一个历代国都，这个城市很清楚地划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平民的，一个是官僚贵族的。在贵族官僚的世界里，拥有一切权利，包括文化教育。在这个京城里，时常举行盛大的典礼，这些礼仪繁复而又壮阔凛然的形式，无疑是酝酿了一种皇家文化。清政权又强制地带来外族的异域的文化，有力地楔进北京的世界。丞相们在朝中运筹江山，皇亲贵族则吃着一份俸粮，日日夜夜地培养着北京的文明。

辛亥革命瓦解了封建帝国，贵族的没落则又给北京添上了一层伤感与怀旧的情调。这种占了主导与统治位置的文化，在长久的时期里，无疑地成了北京市民的榜样。

北京确成了美丽的城市，正如老舍先生写到――“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京，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院、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清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

上海是什么？400年前的一个小小的荒凉的渔村，鸦片战争一声枪响，降了白旗，就有几个外国流氓，携了简单的行李，来到了芦苇荡的上海滩。呼啸的海风夜夜袭击着他们的芦棚，纤夫们的歌唱伴着月移星转。然后就有一群为土地抛弃或者抛弃了土地的无家可归又异想天开的流浪汉来了。他们都不是好好的、正经的、接受了几千年文明教养的中国农民，他们一无所有，莫不如到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来试试运气。

这是一个无赖的世界：生意人、工厂主以及租界上的巡捕房，如没有黑幕的背景是寸步难行的，俗话便叫作“拜老头子”，也就是入帮会。像“青洪帮”这样的民间的秘密结社，竟在一个城市里坐了天下。

很多人，尤其是上海人自己，以为上海是一个优雅的城市：法租界的林荫道，外滩沿江的古典风格大楼，海员俱乐部的爵士乐，咖啡馆的着洋装说洋文的侍者……这些欧洲的风味的确赋予上海一种格调。然而，暂且不说这仅是表面的装饰，就是这些货真价实的欧美人，在我们这些源远流长的北京人眼里，也已是够粗鄙的了。如在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中写到一位北平的老哲学家在看一部西洋电影时，忽从坐位上立起，向观众说“……看那些洋女人，上半身儿满满的，却毫不遮盖；下半身儿空空的，却偏要遮羞。在上边儿没褂子；在下边没裤子。”

书中另有一位老先生认为――“洋人制造精巧的器物，只能表示洋人是精巧的工匠，低于农夫一等，低于读书人两等，只是比商人高一级而已。这等民族不能算是有高等文化，不能算是有精神文明。”没有根基的上海人是很摩登的，他们不排斥这些外来的东西，并以此为雅为荣。而摩登的上海人在北京人眼中，就如林语堂先生书中写到的那位来自上海基督教家庭的女生――“她坐着的时候儿，像男人一样，也会颤动她的腿。在学校没有胡琴儿，可每逢在寝室哼哼几段儿京戏，她就用手指头在膝盖上敲板眼，嘴里哼哼胡琴的调儿……”

欧美的文化生落在粗鄙的江湖之中，得到一种奇妙的结合。这样的结合表现在上海的很多方面，如上海的语言里，常常有一些外来词。而这一些外来词又往往用作一种流氓的切口：比如face（脸），此人的“番斯”好，或是不好。比如colour（颜色），这件东西很“克腊”或者这桩事情很“克腊”。再比如chance（机会）――直到如今的没有机会可言的上海人，依然保存了这样一个切口似的口头语：混“枪司”、撞“枪司”，用法十分灵活――向姑娘求爱叫做“撞她的枪司”；去日本留学带打工，便是出国混混“枪司”。

上海是一个机会的世界，一夜之间，富人可变成穷人，穷人也可变成富人。传说有一苏州人，叫做沈万三，拾到大批的乌鸦石，平地一声雷成了大财主。还传说有一逃难到上海的小商人，租了几十幢房子，供逃难到沪的人住，当他见这些房客的身边都有些钱款，既不打算长住在上海再进行投资，放在身边又怕被盗抢，便借来大买五金、颜料，一年之后飞涨起来，成了大富豪。然而某年某洋商的橡皮公司招股，橡皮股票旺行一时，不料一落千丈，倾家荡产者不知其数。北京使人想到“爱”，北京人说“我爱北京”；上海则令人想到机会，“爱”这个词与上海是不合适的。北京的贵族们有着遥远的过去可供回想；上海的新人们则只有眼前。生存的竞争是那么激烈，利欲之心日消夜长，上海已没有一点余暇留给情感做游戏了。因此，北京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上海只是一个功利场了。

上海人有个理想，叫做“发财”；北京人也有个理想，那便是“做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消灭了私有资本，生产资料全归国有，抑制了上海人的发财梦，这发财梦转变为一种小康心理。而北京人的“做官欲”，则在几十年强调公共道德的教育下渐渐消灭，上升为一种天下为公的浪漫主义理想。

在“”的初期，北京的市民最最痛恨的是上层者，而上海市民中最激烈的仇恨则指向了一些相对而言的富有者。在上海人的这种情绪里，是没有政治标准和政策界限的，凡是富有者，不论是当年的资产者、小业主，还是一个个人开业的名医，或者只是因勤俭持家而积蓄了财物的普通职员，都会遭到仇恨和查抄。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其实包含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理想的同样的失意心理。

曾经有一个时期，上海因为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因为租界的国际关系，因为资本主义因素在此发生并发展，因为人口无计划、无管辖地自由流动，曾经是一个比较安定与自由、也比较容易生存的地方，于是便吸引了许多文化人，合成了中国新文学的半壁江山。然而，切莫因为上海曾经聚集过一批优秀的文人，而就以为上海有了文化。

北京有着两千年的旧事可以追怀，而上海呢，一百年的时间在历史中只是一瞬，样样事情都好像发生在眼前，还来不及赋予心情。

当我们面对了这种差别，我们本能地选择了北京的、正统的、我们所习惯的、已拥有了批评标准的文化，而抵触上海的那一种粗俗的、新兴阶级的、没有历史感的、没有文化的文化。面对了这种文化，我们束手无措，不晓得应该如何对待，失去了评判的能力，还来不及建设全新的审美观念。

况且，如我前面已经说过，解放以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以及公共道德的强调，使得这两个城市的文化又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上海人的小康心理更削减了人文艺术的想象力与气质，而“天下为公”的理想，则具有伟大的道德感与使命感，也富有浪漫的激情。这种情况使我们更加困惑，却也更坚定了立场，而使得上海更加抛荒了。

黄浦江畔的纤歌早已为轮船汽笛替代，外国殖民者携带了财富滚了回去，闯荡江湖的流浪汉亦安家乐业，痞子无赖西装革履地斯文起来，一吊大钱两串草鞋来到此方的乡下佬终成卑微的过去，留下一批安分守己的市民。我们不幸地出生在平庸的市民之中，仅仅是隔代的祖先的热血已在血管里冷却。一百年的上海就好像是一个短梦，留下了可怕的梦魇和美丽的幻境，而身后江水长流。

（摘自《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新星出版社 图/陈明贵 李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