崂山土地案延伸

2011年3月4日，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冯杰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最高检察院控告检察厅一位检察官，欲就涉及冯的错案启动国家赔偿，与这位坐监近两年的记者沟通。

三个月前，2010年12月31日，中央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决定给予新华社青岛支社（下称青岛支社）原社长刘海民“、开除公职”处分；责令新华社山东分社（下称山东分社）原社长张民华向新华社党组作出深刻检查。

冯杰已坚持举报此二人八年，此事牵涉青岛一宗土地旧案。2004年，包括时任青岛市长助理、崂山区委书记王雁在内的多名官员因土地案发，最终牵出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

在当年的调查中，审计部门亦注意到涉案官员违规批给青岛支社一块问题土地，但由于种种原因，此问题地块及相关人员当年未纳入司法调查。

八年之后，新华社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纠偏。纪律处分既宣，曾经隐而不彰的旧案细节浮现。

种种迹象表明，涉案官员对于上述地块的违规审批，既缘于权力批租的暗通款曲，亦不乏地方政府对于媒体批评报道的畏惧。个别负责人利用中央媒体的特殊影响力介入经济领域，在变更审批、股权进退之间，大笔土地出让金化为部门利益与房地产商利润，更有去向不明的巨额收益灰账。

拿地

2001年春，青岛旅游胜地崂山出现大规模毁山采石现象。作为山东分社驻青岛记者，冯杰自5月起陆续采写出《崂山面临“灭顶之灾”》《崂山景区海岸线惨遭重创》等报道，被《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转载，并获有关领导批示。

报道中指出的“执法不力，责在何方”，让青岛、崂山两级政府颇感压力。6月初，青岛市政府下发专门文件，组织七个相关部门严厉打击违法采矿。同时，时任崂山区委书记王雁多次与冯杰的领导沟通，借此机会，青岛支社时任副社长刘海民与王雁建立起工作联系。

6月底，刘海民以单位需征地建设办公大楼和接待中心为由，向崂山区委、区政府申请在近海沿线一带解决土地30亩，并请求减免征地费用。王雁随后批示，“请国土资源局安排。”

但在崂山区当年9月21日的土地划拨呈批表中，用地面积由申请公函中的30亩增加为42亩，用地性质也从“办公”悄然变成“住宅、办公用地”。两字之别，为日后的商业开发预埋了伏笔。

这块临海的地块，刘海民方面获得的地价为每亩30万元，根据2000年该区域基准地价标准，每亩地价应在83万－100万元之间，而当时的市场价已达近200万元/亩。

一个细节是，该表中本应由“区长签发”的位置，签字者却为区委书记王雁。据山东省司法界知情人士称，日后身陷囹圄的王雁谈及该批示时称，“不敢不给啊，动不动就曝光，我们也没办法。”

同一天，这块42亩的土地被一分为二，被切割成19.5亩和22.5亩的“两块地”，刘海民代表青岛支社与时任崂山区国土资源局局长于志军分别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约协议。9月29日，双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炒地

10月17日，刘海民以单位之名再次向崂山区委、区政府书面报告。在该报告中，这“两宗地”的用途从前次报告中的“办公用地”变为“老干部的住宅建设”，称“需要将上述土地划转到我社项目公司名下”。王雁批示“同意”。

对应于两宗地块，上述所谓“我社项目公司”，分别为青岛新华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新华建业）和新华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新华逸）。

虽名含“新华”，但工商资料显示：两公司与新华社并无关系。前者直至2002年6月才由一家商贸公司变更而来，股东为住地相同的三名自然人，实际控制人为青岛房地产商李志清；后者同样在2002年6月才告成立，出资者有四人，实际控制人为青岛房地产商李孟刚。

此后，青岛支社通过时任青岛市规划局局长张志光协调，两次变更规划。

2002年5月和9月，按照王雁的批示，刘海民与于志军代表双方签订变更协议，将两宗地块分别出让给新华建业与新华逸。原本作为办公用地的土地，由此暗度陈仓，变为商业开发用地。目前这两宗地块已分别建成高档海景住宅碧佛利山庄和碧佛林山庄，两个项目各有七幢多层住宅，之间互通无碍。

刘海民等人对于土地的胃口不仅于此。在拿下该地块的同一时期，还在位于崂山区政府前世纪广场右侧的127号线以东拿地9亩，以及黄岛开发区嘉陵江东路的金沙滩海边拿地19亩。

据刘海民事后呈递上级的报告，为平衡资金以完成这些地块的“土地储备”，支社将19.5亩地块转卖给新华建业。这一地块以优惠价580万元获得，以2535万元的价格出让，短短一年进退之间，1950万元土地价差进账。

“最初拿下整个地块时，所需资金为近千万元。拿地的这笔钱，其实就是开发商垫付的。”一位青岛政法系统的知情者透露。而对于开发商而言，借道拿地，其成本也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

隐地

“19.5亩地块被隐藏的只是部分项目权益，而22.5亩地块如何处理，目前不明。”有关知情者透露，“这被隐藏起来了。”

2003年8月，国家审计署、国土资源部等五部委进驻青岛，排查崂山、黄岛等地非法占用土地问题。此后，王雁、于志军、张志光先后落马。

在举报线索的指引下，上述两块依靠违规审批获得的问题地块也进入了办案者的视线，审计署下属《中国审计》杂志曾对这两宗地块予以公开报道。

危机袭来，刘海民两次向上级部门递交报告，其中对22.5亩地块的去向解释，系“为感谢王雁书记在征地有关事宜上的大力支持”而替王雁。合作程序为：青岛支社与山东林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成立项目公司新华逸，后将青岛支社在项目公司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合作方。

据山东分社知情者透露，当时调查此事的新华社纪检组已提出方案，要到省监狱与王雁核对，但方案最终被压下来。该地块究竟系王雁寻租，还是借王雁之名“自留”，尚未公开。

“拿到地之后，不外乎卖给开发商，或者签订私下协议以土地入股项目。如果是前者，19.5亩地块卖了2535万元，旁边的22.5亩地块的地价至少达3000万元，但单位账上并无这笔钱；如果是后者，保守估计，该地块建成的2.6万平方米海景房，销售收入约为3.12亿元，这个项目收益如何分配也没人知道。”冯杰的同事说。

由于种种因素，此事最终未进入司法调查，而是转为纪律处理。纪律处理的结果为“双脱离”，即：刘海民个人脱离单位，其经手的土地脱离单位。

“切”地

济南名盘“阳光舜城”位于名胜千佛山南麓，群山环绕，举目揽翠，社区占地1.3万亩，可容纳5.6万人，系济南市政府委托山东三联集团开发的全省最大住宅产业项目。其中的舜世路中段，一处多层花园式“水映丽山”项目与山东大学南校区遥遥相眺，在三联项目群的环抱之下格外显眼。在该地区整体交由三联集团开发的背景下，这个占地130亩的项目犹如一块孤地。

该项目的开发商山东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鑫华公司），与“新华”同音，殊非巧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公司在各类行政审批和对外宣传中，均假以“新华”之名。

熟悉该宗地块运作过程的人士介绍，该宗130亩土地原属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性质为划拨用地。

2002年，张民华以单位盖宿舍之名从三联集团手中受让这块地，后以协议转让方式，避开招拍挂程序将土地转让给鑫华公司。《财经》记者获得的山东分社与三联集团签订的协议书显示，地价为每亩92万元。

“如果不是特殊背景，一个普通的中小房地产公司不可能从三联集团手里‘切’下这块地。”山东分社一位前职工介绍，“张民华当时曾对内宣称，分社以土地入股，在鑫华公司占49％的股份，分社职工都认为这是事实。”

但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2002年成立时，办公地点即设在山东分社之内，当时青岛国资委下属青岛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青岛国信）出资562万元，占股56.2％；开发商王海青实际控制的青岛鑫基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青岛鑫基）出资400万元，占40％；新华社山东报刊中心出资38万元，占3.8％。

据记者了解，王海青于2002年左右经人介绍与张民华相识，二人过从甚密。

大股东青岛国信于2006年2月28日在该项目开始盈利时悄然退出，将全部股权悉数转让给青岛鑫基，后者揽得96.2％的股权。值得注意的是，转让价格一如四年前的出资额562万元，青岛国信未得任何股权利益或利息。2007年8月1日，张民华被免职前的一个月，股权再次变更，青岛鑫基独揽鑫华公司的全部股权。

知情者介绍，“水映丽山”小区的规划原为八栋住宅，但开发商却“先斩后奏”建设了11栋，为此，张民华向山东省相关部门领导写报告请求修改容积率。其中四栋住宅以4200元/平方米的价格被单位团购，其余七栋以市场价出售给普通购房者。

“权力交换”

上述青岛和济南地块的转让过程，已有操作规律可循：张民华、刘海民先以新华社单位名义获得土地；转变土地用途后，免于招拍挂，以联办公司名义将土地转变到开发商手中；张民华、刘海民又以新华社单位项目名义，协调地方官员签字批示修改规划、容积率等。

一位山东分社高级别人士指出，在此过程中，由“一把手”与开发商直接联系，对于关键信息，党组集体与分管副社长并不知情。各种难以言明的利益灰账，由此滋生。

以青岛地块为例，在此寻租链条环节中，一方是地方“一把手”及其主管部门的审批权，另一方为新闻监督权。来自内部的举报者直言，“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交换。”

成立于1931年的新华社是14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中唯一的媒体机构，在全国拥有31个分社、15个支社和14个记者站。除公开报道外，新华社还有各种级别的内参渠道。相关内参对外不公开，仅提供给相应级别的领导干部。

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新华社的经费来源分为三个阶段：1984年以前为全额拨款；从1985年至1994年，国家对新华社经费采取定额包干、专项补助、政策优惠的办法。1995年以来，新华社推行经营体制改革，对经营工作更为重视，在各地分支机构的经费来源上，逐步呈现“西部全额拨款，中部差额拨款，东部断奶”的格局。在此改革过程中，山东分社由此前的“全额拨款”“定额包干”发展成1995年的“自收自支”。

改革初期的山东分社，颇受“断奶”后的财政困顿之苦。1995年，山东分社曾以负债经营为由，请求总社不要将其列入自收自支单位，但未获同意；在一份1998年的汇报材料上，其经费收支情况仍是“寅吃卯粮、入不敷出”。时至2002年，“为壮大青岛支社实力”的支社、分社个别领导，开始将经营范畴拓展至乱象纷呈的崂山区土地。

基于新闻监督权的寻租，不乏其例，如2008年的山西霍宝干河矿难、河北蔚县矿难“封口费”事件等，呈现了报刊记者站的复杂生态。司法材料显示，上述被惩处记者所在单位，不少都是自收自支的报刊驻地方记者站，其记者的采访行为与“经营”行为混同。

针对“部分记者站人员利用新闻采访活动的便利从事经营活动，个别记者站人员以发表舆论监督报道相要挟，对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勒索”，新闻出版总署将于4月15日至7月25日集中开展报刊记者站专项治理“百日行动”。

国务院在历次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文件中，皆对媒体报道对于不当行政行为的监督功能颇为倚重。特殊职责所赋予的影响力，在“公器私用”的违规利用中，已然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