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记.金庾信传》的文学价值研究

摘要:《金庾信传》是整个《三国史记・列传》的核心部分,编著者通过精心选取素材、保留大量传说等手法,塑造了一个朝鲜民族英雄的形象,通过这个形象宣传了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反映了编著者及民间对这个人物的喜爱之情。

关键词:《三国史记》;金庾信;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203-02

司马迁的《史记・列传》首开“列传”一体,此后为各朝正史所采纳。中国正史的编写方法传到朝鲜半岛后,对朝鲜汉文正史的编写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高丽仁宗二十三年(公元1145年)由文臣金富轼等编写的《三国史记》是流传至今的韩国最早的史书,其列传部分也保留了《史记・列传》亦文亦史的风格,体现了高丽时期文人的汉文功底和文学思想 [1]。

《三国史记・列传》共十卷,而前三卷都是《金庾信传》,其他七卷分别记录了一些别的历史人物。一人独占三卷这种情况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的古代史书中都极为少见,因为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专制意识的强化,为突出君王在一朝政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列传部分人物的重要性被刻意降低,因此,中国正史列传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物合为一传。这种趋势在高丽时期,即中国两宋时期已经很明显了,金富轼没有理由不知道,因此,其他七卷都是多人合传,体现了这个原则。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个传统,反而破天荒地以三卷来写金庾信一个人,足见他对这个人物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2] 。而在这个极受编者重视的人物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一、 《三国史记・金庾信传》所反映的儒家思想

金富轼在《进三国史表》中提到,编写这部史书的目的有二:一是因为“海东三国,历年长久”,以至于朝鲜人民对于中国史实津津乐道,而“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令人遗憾,因此“宜其事实,著在方策”;二是“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因此,需要编写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史书,来达到“贻之万世,炳若日星”的教化目的。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正统史书的编著者们普遍重视史书的教育意义,中国人如此,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的高丽人亦是如此。金富轼这个曾经平定过妙清之乱的老臣,忠君爱国和史书的教育意义是他在编写《三国史记》时最先考虑的。而这种教育意义的内容,一定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在当时符合这种条件的思想,或者学说,必定是强调“秩序”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一直是中韩两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治国理念。它的特点在于强调秩序,讲“三纲五常”,臣子要“忠君”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就从思想上确保了封建统治。《金庾信传》中有多处描写了他的忠君行为。如:

王复告庾信曰:“请公不惮劳遄行,及其未至备之。”庾信又不入家,练军缮兵,向西行。于时,其家人皆出门外待来,庾信过门,不顾而行,至五十许驻马,令取浆水于宅,啜之曰:“吾家之水,尚有旧味。”于是,军众皆云:“大将军犹如此,我辈岂以离别骨肉为恨乎?”

这段描写很容易使中国读者联想起“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编著者之所以选取这段材料,与其说是在内容上刻意地模仿中国史书,倒不如说是在教育意义上有意识地追求这种“似曾相识”的效果,以引起读者的共鸣,来更好地宣传忠君爱国思想,达到该书的编写目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传中记载的金庾信的临终遗言:

庾信对曰:“臣愚不肖,岂能有益于国家?所幸者,明上用之不疑,任之勿贰,故得攀附王明,成尺寸功,三韩为一家,百姓无二心,虽未至太平,亦可谓小康。臣观自古继体之君,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累世功绩,一朝隳废,甚可痛也。伏愿殿下知成功之不易,念守成之亦难,疏远小人,亲近君子,使朝廷和于上,民物安于下,祸乱不作,基业无穷,则臣死且无憾。”王泣而受之。

这段描写又使读者联想起了“亲贤臣,远小人”的诸葛亮《出师表》,而诸葛亮正是中国历史上为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忠臣。

但编著者在塑造了一个功成名就、誉满天下的民族英雄金庾信之后并没有急于去肯定他一生的个人成就,而是把这些成就都归功于“用之不毅,任之勿贰”的“明上”了,指出正是由于贤明君王的器重,金庾信才“得以行其志,与上国协谋,合三土为一家,能以功名终焉”,金庾信本人在遗言中也是这样表示的。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也正是编著者金富轼反复强调的儒家君臣观的核心内容。

通过这些内容我们不难发现,编著者笔下的金庾信并不是一个光靠个人努力就获得成功的人物,他本人的忠心,以及君主的支持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二、 《金庾信传》刻画的民族英雄形象

尽管深受中国正统史家思想的影响,金富轼作为一个高丽臣子,在编写自己国家史书的时候还是考虑到了保留民族特点的重要性,因此,在一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作者尽可能地突出了金庾信这个人物的本民族特点。

在金庾信生活的年代,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之间的战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新罗因为国力最弱,在群雄逐鹿中处于相对劣势。当金庾信年方十七时,“见高句丽、百济、侵轶国疆,慷慨有平寇贼之志。”以至于感动了异人,“授以秘法”,此后第一次上战场就“跨马拔剑,跳坑出入贼阵,斩将军,提其首而来。”一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爱国将领的形象跃然纸上。

曾经有学者作过统计,《金庾信传》的内容中,描写战斗场面的部分多达3 160字,占总字数的34%以上[3]。金庾信戎马一生是历史事实,但客观上看,作者通过描写如此多的战斗场面,对塑造统一三国的民族英雄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金庾信的民族英雄形象不仅体现在统一三国上,更体现在维护国家上。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唐人既灭百济,营于泗之丘,阴谋侵新罗。我王知之,召群臣问策。……庾信曰:“犬畏其主,而主踏其脚则咬之,岂可遇难而不自救乎?请大王许之。”唐人谍知我有备,……自泗泛船而归。

韩国学者历来视《三国史记》为“事大主义”史书[4],但他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坚持“事大主义”史观的金富轼却没有把这段内容删去。宋承唐嗣,新罗是唐的属国,高丽也对宋称臣,作为一个规规矩矩的臣国,为何允许自己的史书中出现对宗主国忤逆的历史记录?笔者认为,金富轼作为一个严谨治学的史官,只是忠实地记录历史,尽量做到“不虚美,不妄言”,并没有所谓的“事大主义”思想。然而后来的韩国学者却断章取义、穿凿附会,认为金富轼为讨好中原王朝,刻意贬低自己国家的地位。这种见解不但不尊重历史,更曲解了自己的先人。

金富轼的这段描写,既没有夸耀自己的祖先,也没有去强调与中原王朝为敌的所谓“民族自尊”、“民族独立”。史书终归是史书,尽管后人可以对历史不满,却无法在书中歪曲它。祖先的光荣事迹当然要如实记录,然而不光彩的历史却不应当回避。编著者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如实记录下金庾信的英雄事迹,从本民族的角度看,这样做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保留在《金庾信传》当中的这段史实,使得金庾信的民族英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真实。

三、《金庾信传》中的“神化”处理

中国正史一贯坚持“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写实主义史观,这个传统在《三国史记》中也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列传部分。但出于刻画人物的需要,编著者金富轼还是保留了《金庾信行录》中的大量神异传说,这使得金庾信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三国史记・列传》的主人公,客观上实现了对一个历史人物的“神化”。

事实上出于抬高统治者地位的需要,正史本纪部分中经常出现与君王有关的神异描写,如《史记・高祖本纪》中写刘邦出生前,“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把刘邦的出生过程写得神乎其神。作者描写这些神异现象,无非是想从各个方面显示统治者与众不同的特点,以及与上天的联系,向读者灌输“君权神授”的观念,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

但这种神异描写仅限于本纪中与帝王有关的部分,在《史记・列传》中,神异描写就很少出现。《三国史记・列传》中,惟有《金庾信传》出现了大量神异描写,如写在其出生过程时说:

“肃讫宗始知女子与玄野合,疾之囚于别第,使人守之。忽雷震屋门,守者惊乱,万明从窦而出。遂与舒玄赴万弩郡。舒玄庚辰之夜梦荧惑二星降于己,万明亦以辛丑之夜,梦见童子衣金甲,乘云入堂中,寻而有娠。二十月而生庾信,是平王建福十二年,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乙卯也。及欲定名,谓夫人曰:‘吾以庚辰夜吉梦,得此儿,宜以为名。然礼不以日月为名,今庚与庾字相似,辰与信声相近,况古之贤人有名庾信,盍以命之。’遂名庾信焉。”

多达百余字,不仅出生时有神异出现,就连其母与爱人私奔的经历也略带三分神秘。除此之外还有学艺、祭剑、祷天落星、斋戒祈祷、授术伯山、死兆等多处神异描写,在此就不冗述了。

类似的神异描写在其他七卷当中仅出现在第十卷,即弓裔和甄萱的神异出生。说弓裔“……以五月五日,生于外家。其时,屋上有素光,若长虹,上属天。”而说甄萱“……生孺褓时,父耕于野,母饷之,以儿置于林下,虎来乳之,乡党闻者异。”寥寥二十余字,篇幅都不多。弓裔和甄萱都曾经是实际上的国家统治者,因此这样的神异描写得以保留。而换个身份,待遇就不一样了。如第九卷中的《盖苏文》,编者说他“自云生水中”,然后紧接着说“以惑众”,立刻把他的神异出生给否定掉了。因为盖苏文虽是“才士”,却“不能以直奉国,残暴自肆,以至大逆”,是列传人物当中的反面教材,因此不能与上天、神异发生任何联系。

而金庾信为三国统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最重要的是他和中国的诸葛亮、关羽一样,成了后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将这些人物“神化”,不仅迎合了读者,而且使人物的正面形象变得更加高大完美,变成了更好的“正面教材”。尽管这样做违背了写史的原则,但却从客观上反映了编著者对金庾信这个历史人物的偏爱以及高丽民间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认同,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读者对史书编写的影响。

四、结语

金富轼在编著《金庾信传》时,自称是“删落”《金庚信行录》而成,想来因为金庾信的形象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在民间有不少金庾信事迹的记录,史料是非常丰富的。然而,他却删掉了一些“酿辞”,这样做无非是出于编写目的的需要,即突出人物的主要历史功绩,塑造统一国家和维护的民族英雄形象。

而在描写了金庾信的戎马一生之后,又通过遗言部分着重体现了和谐的君臣关系,这可以看作是特定年代的政治宣传。即1135年的妙清之乱后,高丽统治者感到有必要强化儒家忠君思想,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叛乱事件。于是《三国史记》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教科书”的使命,而这本书中最好的正面人物形象就是金庾信。

除此之外,《金庾信传》还保留了原典中的一些神异描写,这在列传中并不多见。这样做,一是出于塑造完美英雄形象的需要,二是金庾信的特殊身份允许编著者这样做。这些神异描写虽不符合史书“写实”的要求,但客观上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对《三国史记》教育作用的发挥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金富轼本人以及高丽百姓对这个人物历史功绩的肯定和认同,同时反映了民众心理会对史书创作产生影响的这一客观事实。

综上所述,《三国史记・金庾信传》不但能为我们提供大量文献材料,也透露了作者在特定年代的创作心理和动机,同时反映了读者群体对史书创作的影响,这就使得《金庾信传》的价值超出了一般的史书范畴,和《史记・列传》一样,具有了文学研究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赵振坤,朱张毓洋.《三国史记》英雄列传的文学价值[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2] 徐建顺.《三国史记》的文学价值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3.

[3] 徐建顺.论《三国史记・金庾信传》独特的创作原则[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4] 张德顺.韩国文学史[M].首尔:同和文化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