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营口城市产业结构变迁研究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打开国门的中国开始了曲折而漫长的近代化之路，而持有坚船利炮的世界列强也在此时将殖民经济一并传播到中国，中国就这样在炮口的威逼下走向文明之路。东北地区由于地处边陲，受俄、日两国影响较大，因而其近代城市的形成和社会发展有别于关内城市。以往学术界对其特殊性的研究不够，少数有涉及的学者或从宏观笼统述之，或单纯以金融、农业、贸易的某一方面从微观角度加以评述，但都没有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笔者以营口为例，对其在开埠后的产业结构变迁问题加以研究，从而解析近代东北地区的城市发展史。营口作为一座新兴的城市，其城市发展与国家命运紧紧相扣，是东北地区近现代城市史的微观缩影。近现代营口城市产业结构的多次变迁，正是当地民族资本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主动或被动做出的抉择，这既符合中国大历史中的典型规律，又有着自身的显著特点。另外，其形成与演变对于我们研究历史与经济、微观与宏观都具有现实意义的启发作用。

一、因开埠而新生的东北贸易中心

(一)连接太平洋和东北内陆的枢纽———营口

营口原为辽河口外的一处沙岛，直到19世纪20至30年代才与陆地相连，并延伸至营口之处。［1］228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第11款所规定，清政府开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2］作为对外通商口岸。1861年，英国人经实地考察后，发现牛庄一带泥沙淤塞严重，于是将实际通商口岸改设在营口。这样，营口就成为东北第一处对外通商口岸。营口地理位置优越，“临冥北构而东折，南走辰韩，百川朝宗”［3］，将太平洋和东北内陆连接在一起。营口位于辽河的出海口，船舶沿河而上可溯至郑家屯，全部航程为1312.5km。再加上其支流浑河、太子河等，航程更有所增加。营口开埠，极大地推动了东北内陆经济的发展。光绪后期，运载着大豆、粮食、烟草等经济农作物的船只总量已经发展到2万余艘。日本史地学家小越平隆在东北旅行时，看到辽河中船只之多，不禁感慨:“而往来河上者，尚艨艟如卿，大有掩江之势。”［4］清末的30年间，辽河的航运业日益发达，俨然形成了以营口为出海口，以辽河航运为纽带的东北市场流通结构。而在这种互动结构中，营口港也确立了在东北区域不可忽视的核心地位。

(二)以大豆三品出口为代表的进出口贸易

优越的地理位置仅仅为营口提供了发展的可能，而真正使其崛起的是开埠后涌现的贸易机会，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的外销。辽河流域历来盛产大豆，且品质优良。1863年，清政府为改变日益严重的贸易逆差，决定“各海口豆石开禁，准令外国商船运售”［5］。于是，大豆三品成为商人贩运牟利的首选货物。据当时官方记载，驶达营口的外籍货船，从1862年的86艘快速增至1864年的274艘，其中约90%的商船租给中国商人，进行以大豆为主的经济作物的转口贸易。［6］1872年至1894年，经营口输出的大豆三品输出额累计达到8338万海关两，占此间东北输出总额的76.9%。［7］甲午战争之前，尤其是开埠初期，大豆三品一直占营口港出口贸易的半数以上，而营口港又几乎垄断了东北地区大豆三品的外销，并且数量巨大，这为营口港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随着营口港的发展，对外出口产品也日益多样化，柞蚕丝、杂粮、烧酒、中药材、人参、鹿茸、皮革、鬃毛等商品的出口量逐年增长。同时，进口产品中最初占有绝对比例的鸦片，也逐渐被棉织品、毛织品、金属制品、煤油、火柴等民用产品所替代。到1903年，营口港的进出口贸易额相比1893年增长2．7倍，与开埠初期1864年相比则增长19.7倍，［8］遥遥领先于东北其他对外贸易口岸。到1907年，营口港的输出额已达到1800万两，是大连、安东两港总和的3倍。［9］在营口开港的最初40年，其进出口贸易额不但稳居东北地区第一位，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逐步跃升至第六位。进出口贸易的繁荣为营口城市的初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也为后期其他行业的开创积聚了资本。

二、因商贸业而催生的东北金融中心

(一)从事批发的“大屋子”兴起

开埠之前，营口还是“地方狉榛，几同草昧，百度未开，胥待治理”［1］109的海边小村落。开埠后，随着进出口贸易的繁荣，营口在东北贸易体系的关键地位日益突出，吸引了大批外来资本。先是附近原牛庄、田庄台和盖平商业资本的移入，后来又吸引了全国各沿海省份及山西资本投资，并且英、美、俄、德、法、荷兰、挪威、瑞典和日本的商人也纷至沓来。营口的商业都与进出口贸易产品种类相关联。例如，光绪元年(1875年)经营棉布和砂糖的商店只有东永茂1家，到宣统三年(1911年)增加到33家，经营大豆出口的粮栈共71家。［10］98这些寄生于进出口贸易的商店(号)又称“大屋子”，其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批发商，二是商，三是委托商。“大屋子”是营口港冬季封港，中外海上贸易暂时中断，中间商通过资本运作买卖双方批发买卖货物并提供仓储、服务的特殊行业。营口的“大屋子”种类繁多，有杂货布行、南货客栈、洋货铺、山货铺等，其经营大豆三品、柞蚕丝、棉毛织品、中药材、粮食等数十种进出口产品。“大屋子”的兴盛迅速带动了营口当地商业的发展，经营各类商品的商户成批涌现。据营口商务总会统计，1910年仅营口外城商户就有601家，发展到1931年，商户数量已增加到2588家。［11］179，370宣统元年(1909年)，盖州优贡沈羹唐赴京参加朝试时路过营口，对其繁华颇为感慨，于是写诗云:“竹马繁华地，狂游向夕曛;笙声千户月，帆影四围云;世乱俗偏靡，言庞夷不分;可怜犹汉土，极目帐胡氛。”［11］146

(二)商贸业的兴起促进炉银业的兴盛

炉银的出现几乎与营口开埠是同步的。当时，中国还没有统一的货币，虽然都以元宝银为货币，但是各地元宝银成色、重量不同，换算复杂，严重地阻碍了全国商品经济的大循环。随着商贸业的发展，营口也像其他商贸城市一样，出现了银炉行当———即将不同规格的白银货币铸成统一规格的元宝银(元宝银俗称“营宝”，后更名为“炉银”)。“每届秋冬，三省农产上市，资金内转，凡南省或外国之来三省采运特产者，所携他省通币，势必先汇做炉银，再由炉银买做当地之钞票。”［12］这样，炉银很快就成了东北地区与外界贸易的实际货币。1875年以后，营口港同世界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其吞吐量以每年平均16%的速度在增长。［10］100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商品种类的增多，“大屋子”的出现，交易的资金额变大，原有的现宝炉银渐渐不能满足商品经济的需要。1880年，经当地裕盛祥银炉执事李润斋提议，创设“过炉银”。“过炉银”，即商人将现银存放在银炉暂不使用，使用时持票据去提取，买方也可以不使用现银，仅仅更改票据持有人即可完成交易。这样，银炉就起到了银行转账的作用，大宗交易也避免了过去车载船装的现银支付。此后，营口炉银业又创定了“三、六、九、腊4个卯期”，银炉到卯期无现银实现交割，只需“加色”。①“加色”即为利息，显然这时的银炉起到了银行的信贷作用。营口通过炉银业建立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金融制度，并得到确立和完善，逐步内生成一种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民间金融系统。营口炉银体系建立后，不但一度垄断东北的货币信贷业务，而且进一步吸引了国内外金融资本的入驻。从1898年起，华俄道胜银行、正金银行、大清中央银行、正隆银行、朝鲜银行、交通银行、边业银行等先后在营口开设支行，与当地的炉银钱庄进行金融汇兑业务，并将营口的资本信贷规模推向顶峰，使这一时期的营口成为东北地区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随着中东铁路、中长铁路的贯通，大连、哈尔滨等地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致使营口逐步丧失了东北贸易的霸主地位，但这并未影响到营口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例如，“1907年营口港的年贸易额3275.9万海关两”，“1931年的年贸易额12397万海关两”。［13］在大连开港24年间，营口港的贸易额不仅没有减缓，相反增长了4倍多，归其原因，还是因为“炉银具有合资互助之精神，运用自由之便利”②。

三、因对抗殖民经济而蓬生的辽南轻工业中心

(一)传统轻工业的经久不衰

营口开埠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营口的手工业开始脱离传统的家庭作坊模式，并在原有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萌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近代工业萌芽。其中，以纺织、榨油两个行业出现最早，而且经久不衰。开埠早期，东北的大豆出口额长期位列第一。中国商人为了开拓外国市场而造成的大豆的商品化，必然带来榨油工业的盛大，而营口作为大豆出口的最主要港口，自然成为榨油工业的发源地。营口在1866年就已经有两个油房，到1896年，营口油房达30余家。［14］85但这些油房采用的是人力畜力的楔式榨油，所以规模不大。1899年至1901年，营口的怡兴源、怡东生、东永茂等3家油房先后采用机器的生产方式，［14］86榨油业从而步入了现代轻工业的范畴。到1929年，楔式榨油的方法在营口已经完全绝迹，新式油房业工厂有23家，共有水压式榨油机292部，螺旋式榨油机354部，合计646部，日产豆饼32486片、豆油133150斤(66575kg)，有工人876名。［11］3451931年，营口的油房业工厂年产豆油1654.62万斤(8273100kg)、豆饼330.924万片，生产总额为661.848万元，占整个营口工业及小工业的比例高达63.02%，①是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在近代东北进口产品中，纺织品长期占据第一的位置，而且英国、美国、日本纺织品先后垄断过东北市场。营口民族资本家“为杜漏卮，而挽利权”，在一战期间，将资本转向棉丝业。1913年8月，营口首家恒祥永织布厂宣告成立。到1927年，有织布厂87家，织机1200架(内有使用电力者24家，织机500余架)，年产60万匹棉布。此外，还有织带厂40家，织带机230架，年产织带9万打;毛巾厂11家，机械约100架，年产毛巾1.35万打;织袜厂75家，织机200余架。②此时，营口已经是仅次于奉天、哈尔滨的东北棉纺织业城市。

(二)新兴轻工业的迅速发展

营口作为港口城市，最早开发的工业种类往往与贸易品种息息相关，但随着近代工业思想的浸染，与本地资源相关的新兴工业渐渐得到民族资本的青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乱了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也为营口民族资本开创民族产业带来了机会，其中以火柴为代表的新兴工业迅速发展。早在1909年，营口就成立了海来公司，专营生产牡蛎粉。此粉可以使火柴按擦时延缓燃烧，是制造火柴盒的必备原料。③此外，营口附近的海城、大石桥、盖州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磷矿、萤石矿产地，而这些都是火柴生产的必备原料。1913年，王灏、郭渭在营口青堆子创办“营口关东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东三省民族资本最早创办的火柴厂，其开创了东北民族火柴工业之先河。之后，在营口青堆子又先后开办了三明、甡甡和志源火柴厂。营口火柴工业凭借紧靠原料产地的成本优势，不久就在民族火柴工业中脱颖而出，而后又击败了东北地区的日本火柴工业，并阻止了瑞典火柴工业在东北的扩张。1927年，甡甡、三明、关东三家火柴厂年产火柴约16万箱，并专门销往南满站沿线及锦州、洮南、热河一带。④营口火柴业在同外国资本竞争的过程中，“有了较大的发展，从生产能力说，满洲是最早达到完全不需要进口的地区”⑤。营口及附近的盖平、海城、熊岳、复州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硅石、萤石、硼矿、滑石、凌美矿等非金属矿藏。其中，硅石、萤石、硼矿是重要的玻璃生产原料。随着民族资本对现代化工技术的逐步掌握，玻璃工业在营口开始萌发。1929年，营口民族玻璃工业有东明、聚兴、利顺三家公司，生产玻璃瓶、灯罩、灯壶、化妆品瓶、药瓶等制品，并销往洮南、郑家屯、通辽、哈尔滨等地。⑥除此之外，民族资本还涉及卤盐、窑造、染色、印刷、制药、制鞋、食品加工、水产加工等轻工领域。与此同时，锻冶、薄铁、配件、造船等重工业也开始萌芽。“九一八”事变前，营口已经成为南满地区重要的轻工业中心。营口开埠后，东北成为中国资本与殖民资本竞争的舞台，而在竞争的过程中，没有工业基础的中国资本逐步丧失了对东北的经济统治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东北人的衣食住行所涉及的工业产品几乎都是外国商品，而自己生产的农产品除口粮外又几乎都出口到外国作为工业原料。20世纪初，东北形成了“日本—满洲、俄国—满洲的殖民地统治关系”⑦。归其原因，主要是中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产业资本。而营口经济在东北贸易金融中心地位丧失后，主动转型，通过炉银资本发展制造业，夯实了经济基础，又以制造业为依托，反过来带动贸易、商业的继续繁荣。营口轻工业的蓬勃发展，动摇了日本殖民经济在南满的统治基础。1931年，日本甚至把自身的金本位体系“除已将南满路营口支线运费改用银本位外，并拟在南满全线施行银本位制”［15］537。

四、因日本殖民统治而衍生的特定物资供给中心

(一)扼杀民族工商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仅用4个月就占领了东北全境，但营口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1933年，营口主要工业及小工业生产总额达13877957.7元，比1931年增长32.14%。①一个强大且不断发展的营口民族工商业的存在，是日本殖民者所不希望看到的。早在1932年7月，日本就将营口的东三省官银号支号、边业银行支行、中国银行支行、交通银行支行强制整合为中央银行支行，企图掌控营口的金融业。但是，营口的炉银业很发达，并在民间持有大量的民族资本，早已形成独立于银行体系外的民间借贷关系。1933年，美国为了使白银与货币脱离，大量购买白银，迫使其急速升值，导致白银的商品价值远远大于其货币价值。同年11月3日，财政部命令:“从即日起，营口所有银炉停止营业，严禁炉银的铸造流通。凡依靠‘过炉银’而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按炉银5两兑换满币一元的标准价格兑换。”［11］4991932年，日本银行则以低于每盎司白银25美分的价格收购，转手即以每盎司白银65美分倒卖到海外。在利益驱使下，曾经在营口工商业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炉银业迅速消亡。至此，营口的民族工业在缺少民族资本的支持下，也走向败落。强制收购炉银事件的发生，使营口民族资本和日本殖民资本此消彼长。1934年6月，日伪颁布所谓的“产业统治声明”，对重要经济事业实行完全统治或半统治，主要工业则只允许政府或“特殊会社”办厂。在资本和政策的双重刺激下，日资开始大量强制收购营口民族工商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朝鲜纺织株式会社“得到关东军特务部的允许，向营口纺纱厂投资一百万元”②，将其吞并改为营口纺纱株式会社。1934年，营口日本工商业资本在5000元以上者7家，1万元以上者32家，5万元以上者7家，10万元以上者7家，50万元以上者1家，100万元以上者2家，200万元以上者9家，1亿元者2家。［14］283而此时民族工商业者由于缺少资本和政策支持，经营规模普遍不大。1939年“满铁”调查部对吉林、营口、锦州3个城市的中国人经营的最有实力的225家工业、商业、运输业、金融业进行调查，发现资本在“5万元以下企业194家，5万元以上企业10家，10万元以上企业21家”［14］519。1935年以后，日伪又陆续推行对各种物资的配售统治。到1942年，几乎所有产业的原料、生产、销售环节都被日资把持，营口兴盛一时的民族工商业几乎绝迹于市。

(二)掠夺营口资源

日本在排挤民族工商业、实行经济垄断的同时，也加快了对营口资源的掠夺，并将其打造成特定物资供应的供给中心。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资源贫瘠的日本越来越倚重营口的非金属矿产、轻金属矿产、纺织品、纸浆、精盐等军用和民用物资。日本殖民者为了掠夺更多的资源，将相关领域技术和巨额资本引入到营口，强迫推动“一业一社主义”(一种业务由一个会社垄断经营)，造成相应工业的畸形发展。“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想将营口及其附近的非金属和轻金属矿产据为己有，但因其一直由奉系官僚资本把持而无从下手。1937年后，南满矿业开发会社陆续强制收购西大岭采矿所、窨子峪采矿所、李家屯采矿所、沙岗台萤石矿、卧龙萤石矿场等矿区，并由日资建立了满洲镁金属工业株式会社、满洲滑石株式会社和南满制铁柱式会社，垄断了经营营口地区的非金属及轻金属采掘加工业。1940年，满洲镁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生产镁矿700吨(t)。①1943年，满洲滑石株式会社生产滑石矿产15057吨(t)，占总产量的86.4%。1944年，南满矿业会社烧炼菱苦土年产量达26376吨(t);满洲制铁会社生产萤石矿8472吨(t)，占总产量的38.9%。②在其他领域，日资也不断加强垄断。营口纺织株式会社成立后，到1942年已缴纳的全部资本金达1000万元，其事业已经涵盖纺织棉纱、棉布、染色、纤维生产等领域。1939年，营口纺织达到其产量峰值，生产棉纱42870件，棉布1139435匹。③后来，营口纺织将其纺纱厂转向，专为日本军队纺织军用布匹，走上了战争工业轨道。1936年，日商看中渤海沿岸地区的芦苇资源，企图用苇浆制造人造丝，后因成本过高改作造纸厂，并在营口成立了康德苇纸浆股份有限公司。1942年，该公司改名为钟渊公大实业株式会社，资本总额达2057.5万元。1943年，其峰值年产白纸浆7283吨(t)，白板纸及手纸4427吨(t)。④营口盐场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汉魏，并且一直是东北地区最主要的海盐生产基地。“九一八”事变前，营口海盐可达到年产量17.7万吨(t)。1937年，日本殖民者为了更多地掠夺营口海盐，将盐改为专卖，由民制官销。1940年，日商成立营盖盐业会社，将民滩强归公有后并入满洲盐业株式会社。1943年，营口原盐年产量达657728吨(t)，占当年原盐总产量的74.36%;精盐产量19318吨(t)，占精盐总产量的100%。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营口经济虽然繁荣并有所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搜刮民族资本，打压民族工商业，掠夺中国资源，为日本军事侵略服务的基础上。1944年后，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营口的日本殖民经济迅速败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营口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除运输少量军用物资外，几乎闭港。

五、小结

年轻的营口城市在不到百年间，完成了四种不同身份的转换。从产业结构看，其展现了一定的轨迹:营口作为东北贸易中心升华为东北金融中心，是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结果，是城市在贸易发展中的必然升级，是一次经济规律的自发验证。营口作为东北金融中心转型为辽南轻工业中心，是民族资本迫于经济环境变化的主动转型，是在原有经济领域衰退后，规模化的民族资本对其他经济领域的主动探寻，是一次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营口作为辽南轻工业中心衍变为特定物资供给中心，是殖民者对经济自然发展的扭曲，其破坏了民族资本秉承的自由经济基础，人为制造以掠夺为目的的产业垄断，造成特定行业的畸形发展，是一次违背经济规律的殖民政治行为，所以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灭亡。从以上近现代营口城市产业结构变迁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与殖民资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较力。在中国近代化的初期，殖民资本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者，在贸易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殖民经济需要一个明确的贸易对手替他整合凌乱的新兴市场，因此其转而扶持民族资本进入贸易体系内。而当民族资本发展到足够强大时，其就会谋求和殖民资本一样的发展方式，并打破殖民经济对制造业的垄断地位。此时，老牌的工业国家英、美、德等国，会将产业升级至有更高科技支撑的制造业;以俄、日为代表的科技较落后的工业国家，则会陷入同当地民族资本的竞争中，近而演化为武力侵略，以阻止当地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中国东北恰恰是俄日两国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因此，在东北地区最早开埠的营口，就成了殖民资本打压民族资本的较力场。“九一八”事变后，政治的天平严重倾斜，营口的民族工商业也就免不了覆灭的结局，而日本殖民经济在其穷兵黩武下，也必然走向没亡。

作者：高洋 单位：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