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八一起义军接管江西省银行几个问题的探讨

［摘 要］ 八一起义期间，八一起义军曾经接管江西省银行，这是江西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有关此事的具体情况却不甚清楚，一些金融史对此也缺乏记载。本文引用正反两方面资料，论证了这件史事的真实性，并对此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起义军接管银行后获得的现金数量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八一起义 财政 金融 银行 接管

1927年8月1日发生在南昌的八一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毫无疑问，它也是江西现代史上值得浓墨重彩记载的一件大事。起义前夕，为了集中经济大权、筹集经费以确保起义军的供给和起义后成立的各机关的运转，中共前敌委员会曾派出重要干部率少量精干部队接管江西省银行。这是江西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是我们查阅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南昌市金融志》和黄山书社1999年11月出版的《江西省金融志》，却未能找到有关此事的记载。因工作关系，我们对八一起义方面的资料接触较多，对金融史也比较关心，现将我们了解的有关此事的情况做一介绍，以期得到广大同仁的关注和指正。

接管银行取得经费是一项纪律性、政策性极强的重要任务。具体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是政治保卫处的李立三和部的营长陈赓。陈赓在解放初期撰写的文章中回忆：“我和李立三同志等在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当天夜里又负责解决了江西省银行。”［1］“解决了江西省银行”其实就是接管了银行和银行管辖的金库。陈赓的回忆中只讲了带队的领导者，未详细讲所带的部队，推测应该是的部下，因为当时陈赓还在部担任第二师第六团的营长。解放初期的回忆也可以证实接管银行的事实，他在与记者谈到八一起义前夕情况时说：“二十八号到二十九号情况是非常紧张的。二十九号清早，陈赓同志就把江西省银行的行长扣起来送到我的司令部来……”［2］的讲话虽然没有明确讲接管省银行，但把行长都扣起来了，应当是陈赓等人接管银行之后再扣押行长，又把他送到的指挥部。

来自反面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件史实。1927年5月15日，即起义后半个月，在武汉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演讲中谈到南昌起义（他称之为“叛变”）之后江西方面的情况时说：“一、南昌这次损失很大……二、中央银行分行的损失，是由于陈其瑗同志用人不当，出纳科长沈寿桢本来就同共产党有联络，此次叛变，他还为贺叶当财政厅长。贺叶走的时候，把所有的现金都带走了，这不是他们提走的，是我们中间有人串通了敌人拐走的，现在要陈其瑗同志负责。”［3］所讲的情况基本属实。沈寿桢在起义以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下属的财政委员会任委员，并暂时江西省财政厅长一职。这些职务都公布在起义后公开发行的报纸上。

以上所引资料基本上证实了起义军接管江西省银行这一事实。但是，还留下了三个疑问，下面我们试图予以解答。

第一，起义军接管江西省银行发生在什么时候？

这里首先要搞清陈赓的回忆文章中所讲的“当天夜里”指的是哪一天。为了探究陈赓原意，在此将他的全段原话抄录：“七月十五日，汉口的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我便随着同志秘密到达江西，八月一日参加了南昌的武装起义。起义由、、叶挺、等同志指挥，参加的有在党影响下的北伐军部队三万余人。总指挥部设在南昌市中心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我和李立三同志等在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当天夜里又负责解决了江西省银行。”［4］从这一段话来看，这个“当天”应当同文中前面讲的“八月一日”为同一天。这样，接管省银行的行动就是8月1日的夜晚。而起义战斗是8月1日凌晨打响，黎明时分胜利结束。照此推理，接管省银行便是起义战斗结束后隔了一个白天才发生的事。而的回忆却是完全不同的说法。按的回忆来看，接管银行应该发生在7月28日夜间，这样才能在7月29日清早把行长扣押到司令部来。这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分析起来，1日夜间去解决省银行不大可能，至少在起义战斗打响时便应该去接管银行，同时解决银行的警卫部队，否则整个南昌城内朱培德的部队全在1日黎明时解决了，独留下这支小小的银行警卫部队到1日夜里才解决，有悖常理。所以我们倾向的说法。起义之前便派部队接管银行、控制金库，是起义整个计划的一个环节，何况银行内部还有我们的同志作内应，完成接管银行的计划没有任何问题，也不至于引起敌人方面太大的震动。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7月31日晚上战斗打响之前派出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接管省银行的可能性。

的部下第二十军教导团团长侯镜如的回忆或许有助于我们解答这个问题。他在回忆中讲到7月30日（从他后面关于当晚发动起义战斗的叙述来看，应为7月31日）下午两点钟，第20军中团以上军官到军部开会，传达起义的决定，布置作战任务，随后参谋人员讲解一些细节规定。“开完了会，我又到军需处去了一趟，领取七月份的军饷，带着满满的一黄包车钱回到了驻地。”［5］由此来看，很可能是因为28日夜间接管了省银行，获得了经费，才有足够的钱给部队发饷。

第二，当时的江西省银行在什么地方？

前面引用的三条资料均未提到中央银行江西省分行的具置。但从的回忆来看，清早就把行长扣押送来，银行应在离司令部不远处。司令部现称为指挥部，原为宏远中学，位于子固路中段。解放后作为革命遗址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过去江西金融机构多在铁街一带，以前称为总镇坡。铁街在子固路南段，与子固路垂直相交。如果江西省银行在铁街，那么到指挥部步行仅需五六分钟。所以选择指挥部来扣押行长是非常方便、安全的。

可是笔者查阅资料时却发现了新的问题。《江西省金融志》第一章介绍“中央银行南昌分行”时说：“1929年5月14日成立中央银行南昌办事处，行址初设土地庙街，后迁中山路111号。由于业务繁忙，办事处不能适应业务开展的需要，经中央银行总行批准，于1932年7月1日由办事处升格为支行。”［6］可见1927年八一起义时南昌还没有正式的中央银行江西省分行。就是到1929年5月，中央银行在南昌有了正式的分支机构，这个机构名称也仅仅是办事处。直到1932年7月才有了中央银行南昌支行。照此来说，我们讨论了半天的八一起义军接管的江西省银行的事岂不是失去了接管的对象吗？仔细查阅资料，发现其中还有一层关系。

“1914年6月1日，中国银行南昌分行开业，所址都司前……1927年1月，南昌支行进一步缩小范围，改为南昌办事处，归九江支行管辖。同年8月，改为南昌旧账结算处，对外暂停营业，内部继续清理钱庄拖欠的借款。仅留下主任及办事员2人，……中行业务在中央银行成立之前，除办理商业银行业务外，还担负国家银行职能。1915年前后，除接管省金库，国库分支库业务，还协助地方整理币制，收回滥发的货币。”［7］由此可见，1927年人们习惯称呼的中央银行江西分行实际上是中国银行南昌办事处，但它确实担负了中央银行江西分行的作用。李立三、陈赓率员接管的应该是这个金融机构。引文中讲到1927年8月这个机构“对外暂停营业”，透露出什么信息呢？极有可能是因为现金已被起义军全部提走了，不得不采取了停止营业的过渡措施。这实际上旁证了起义军接管的就是中国银行南昌办事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银行的地点就应该是都司前。从都司前步行到指挥部大约需要半个小时，也不算太远。把行长押到指挥部也是可能的。

虽然上面分析的结论说明起义军接管的实际上是中国银行南昌办事处，但因为它担负了中央银行江西省分行的职能，而历史资料长期以来又一直说起义军接管了江西省银行，故今后也不必将原来的说法强行改过来。

第三，起义军从江西省银行获得了多少经费？

这个问题要更复杂一些，为此我们查找过一些资料。起义后不久，作为中央代表参与领导起义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讲到：“在南昌时，我们得到了七十万纸票，十万现洋，可是纸币不好用……”［8］由此看来，接管银行获得的现金虽然很可观，但并不是特别多。香港研究中共党史的司马璐却有另一种说法，他在引用了陈赓的回忆后说：“陈赓所说的江西省银行，当时称为中央银行江西省分行，经理为陈其瑗。银行被李立三、陈赓打劫以后，陈其瑗曾给武汉中央一书面报告，说明当日共被劫银洋九十七万四千多，纸币八千多万元。”［9］这里所讲的银洋和纸币两个数字都远远大于报告中的数字，而且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对江西金融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南昌1926年底曾发生一次引起江西地方银行和众多商业银行、钱庄倒闭的金融风潮，起因就是江西地方银行滥发钞票（特别是印有“复”“兴”“隆”三字的较大面额的钞票）无法兑现，引发了“江钞风潮”。江西地方银行滥发的“复”“兴”“隆”三种钞票总数是480万元，便引起金融恐慌。而一年不到，起义军怎么可能从江西省银行取出八千万纸币？这个巨额数字实在令人怀疑。笔者推测，可能是陈其瑗为了推脱责任，夸大其辞，将所有的亏空全部栽赃到起义军头上。反正无论报告上写多少数字都已无法核实，于是就漫天开口。

其实另外还有别的资料可以证明所讲的数字是可信的。到台湾后编纂的史书上讲到南昌起义中接管银行便说：“……在南昌曾抢获纸币七十万元，现洋十万元，可是纸币不好用，食物与饮料买不到……”［10］

除了直接记载南昌起义军接管江西省银行的资料，还有间接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接管银行时得到了多少经费。比如，我们可以看一看起义军离开南昌时带了多少经费。的报告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是起义军的参谋长，南下广东起义军主力受挫后，他撤退到香港，然后辗转到了莫斯科，进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6月份，为了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他写了一份比较详细的报告。此时离起义仅一年不到，记忆中的事还很清晰，报告中所叙述的内容应当说可信度很高。在报告中主要叙述军事方面内容，对财政经费讲得很简略，只是说：“这一期由南昌带出的现洋仅数万，不甚价值之纸币，大概是三十万之数，分发为两军的给养……”［11］“这一期”指的是离开南昌南下广东初期，“两军”指的是贺叶两支部队。考虑到接管银行到部队出发，中间还有几天时间，其间需用钱的地方甚多，七十万纸币用去四十万，剩下三十万；十万银元用去几万，剩下数万，是合情合理的事。而据司马璐的说法，几天之间花去的钱就多得离谱了。

由此可以基本解答第三个问题，南昌起义军在接管江西省银行时得到了纸币七十万元、银元十万元。

本文提出了有关八一起义军接管江西省银行的三个问题，并试图给予解答。但由于资料和档案的局限，对第一和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只是探索性的，还没有给出确切的令人满意的答案。第三个问题虽然基本解决了，但也希望有更翔实的第一手文献档案加以证实。八一起义距今已有八十多年，但研究八一起义中财政金融问题的文章还不多，特别是一些细节还不是十分清楚。希望有识之士能关注这方面问题，以便尽可能再现南昌财政金融方面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

参考文献：

［1］［4］陈赓：《从南昌到汕头》，原载《文艺》1952年8月号，转引自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2］王敏昭：《一切依靠党和群众――八一访问将军》，原载1951年8月7日重庆《新华时报》，转引自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版，第336页。

［3］原载1927年8月16日《汉口民国时报》，转引自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06－507页。

［5］侯镜如：《战斗在大校场营房》，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20页。

［6］ ［7］《江西省金融志－建国前金融机构》，黄山书社出版，1999年11月第一版，第59、61－62页。

［8］《报告》，1927年10月9日，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八一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

［9］司马璐编著：《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六部，第15页。

［10］罗家伦主编，中国中央委员会编辑：《革命文献》第二十五辑，《中共南昌暴动纪要》，总第5143页。

［11］：《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年6－7月，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