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2 05:35:55
这次采访，我对汉正街的印象也经历了一个转变，先是看到传统商业的顽强，人气的持续繁荣，继而却是感觉到纯粹的保守和路径依赖的效应。
一、离开
朱仕香，44岁，安徽人，武汉有名的“砧板大王”，自1984年开始卖砧板，做一块砧板卖一块，最初规模很小―“十几人架起一棵树锯啊锯”，那时他还没有进入汉正街，厂子“可以随便在哪里”，每天行踪不定，只是骑车向满武汉三镇的餐馆饭店推销砧板，当时武汉最大的亚洲大酒店、长江大酒店这样的高档酒店也渐渐成了他的老主顾。他还记得那些伯乐一样的厨师长。
1994年，他做砧板开始实现机械化，于是，“规模才上去了”，就进入了汉正街。在这一阶段，汉正街还是“规模”的象征，他这么苦干，就干成了武汉最大的砧板商，垄断武汉砧板市场90%，目前一年卖砧板就可卖出千把万的销售额，一年卖掉几十万块砧板。
他经营这个市场二十多年，眼看着大武汉的高档酒店越来越多，到现在更是多似牛毛，就开始觉得光卖砧板不够了―比如说，如果他也卖起酒店用品，那么买他砧板的客户，完全可以成为他的酒店用品的客户。
这一思路与我这次采访过的其他汉正街成功商人的思路一致：当以单一产品做熟了整块市场，就该用多元化的产品继续深入“享用”这个市场。比如武汉最大的礼品公司―武汉吉利礼品公司，目前就已经从批发礼品的买卖，拓展出一个华中最大的婚庆公司，从汉正街的礼品店，拓展至江汉路扬子街的婚纱一条街。
而对于客户来说，他们感觉到的是这些本来经营项目很单一的汉正街货郎们“延伸的服务”。
2006年，朱仕香动手搞他的“第二产业”―酒店用品。这个砧板大王在酒店用品的行业，却并不算得很大，当时，武汉酒店用品的龙头企业，当数“五羊”、“三峡”这两家，目前也仍是它们最大。它们的门面都在繁华拥挤同时也颇有些破旧的汉正街。
我虽并不清楚老朱们的旧门面在哪，但从汉口沿江大道一直向南沿着长江走，过了武汉关码头，再过了王家巷码头，批发生意的气氛就来了，开始看见一家家酒店用品批发门面，一家家看起来一样大小，一样的暗淡，广告语雷同，如是内行的人，却会想到，这汉正街仍然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而过了民权路再向南，你会不耐烦地跳下车，在汉沿江观光的舒朗心情就没了，城市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戛然而止，你立刻陷入最肮脏的城区，只有徒步跟随着超级堵塞的车流向里逛，出租车奋力掉头离开这里，你走得昏天黑地，那路中的缝，甚至自行车都有点难过去，焦躁的警察对着那些不顾一切停在路边等人等货的人与车怒吼着，司机下车敬礼赔笑，押货的人却坐在高高的货物之顶，冷眼看着与自己无关的他人的忙碌和焦躁。
这一段路程，最堵的时候，开车400米去汉正街的南端利济南路，需要一个半小时。也成了汉口沿江的一个交通瓶颈，就因为最古老繁华也最原始的批发市场滞留在了最关键最昂贵的地段。
车流从400米外的晴川桥匝道引桥淤积下来，又从桥下的丁字路口拐过来一辆接一辆遮天蔽日的超级货柜车，那个左拐别住了整个城市一般的，也好像是将整个物流港塞进了一条小巷。
于是你就真的是进了汉正街的地界，它本身租金昂贵，却也阻碍了江边豪华地产的气场贯通至长江一桥的桥头。
靠江边那堵新封起来的墙却原是集家咀汽车站的入口―车辆原本可以停靠在水边的平地，目前也已关闭―显然是受到龙王庙这一带的江滩旅游项目的挤压―而原本那些长途汽车，却因此仍倔强地在江边一字排开，一直向北排到了接近武汉关的位置，道路更加难走。
我看见，旧时走汉江故道出入长江的各货运码头早就关了，只有额头上还挂着褪色的航班路线的公告牌，貌似仍然活着的货运船坞其实全部都变成了仓库，扁担们辛苦把东西挑下几十米的石阶去存放，又辛苦地挑回到岸上等车皮。岸上则是身先士卒的物流公司老板娘推着平车在接应。
汉正街的路边是各种物流公司的据点，包装得十分猥琐的货物堆积如山，也只能往天上堆积，像无数歪斜的通天塔。
这边是地狱一样嘈杂肮脏的内城市场，对岸安静的汉阳几乎触手可及，隔着一条冬天枯水的汉江，走着中国典型的吃水不深的平底驳船，我记起一个外国地图师在这段汉江上写下这样几个字：“天堂近在咫尺”。
就是这片百年的汉口老商街，乃古汉口之正街，五百多年前就商贾云集、聚财导货，16世纪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长江汉江交汇处，尤其是沿汉江（又称汉水襄河）一带地域逐渐成为汉口商业的中心地带。明末清初，汉水沿岸码头已初步形成以北岸为主的“八码头临一带河”的态势，呈现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华景观。17世纪初，汉正街不过几百米长，商业的复兴与繁荣推动了市场与街道的拓展。汉正街成为九州之物集散地。
如今，汉正街则是像要被物流撑破的武汉最肮脏最堵塞的街区，已同鸡肋，在武胜路桥头与江汉路之间，只这几百年积累起来的人气和惯性，仍使天下人潮向此汇集，却早已没了逛街乐趣。
如今这汉正街上的无数门面就像寸土寸金一视同仁的中药柜子，新客人看不出究竟，可怜“谦祥益”这样的老字号牌子也显得积满灰尘，暗淡无光。价值是地段，不是招牌，这仍是初级的地理价值，不是什么先进的市场，旺铺的房产也都捏在各种各样的私人以及单位手中，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政府与街道搞市场的结果―
1979年，汉正街在全国率先恢复小商品市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的社论，汉正街赢得“天下第一街”和“中国改革开放风向标”的美誉。
但在解放后被僵硬地归置为各种单位宿舍、学校、街道企业的汉正街一带，若要重新恢复市场，则需街道、学校、单位，有门面的出门面，有底层的出底层，有楼的出楼，都来办起市场。好不热闹，也好不混乱。
于是，各种临街的房子，无论归属性质，挂起清一色的招牌，存储了货物，做起了批发生意，成了如今每一个毛孔都塞进一个柜台的小商品市场。
虽然当初政府曾经规划市场分类，但逐渐也无序起来，而同类的市场，也因门面都很有限，再大的龙头商家，看起来也不怎么起眼，了不起一百多个平米，在嘈杂喧嚣的汉正街上，很难脱颖而出，倒是能迎合“不露富”这种武汉商人的心理，只是难免又在新客人面前埋没了商家。
如今这片孕育汉口商业的老街已是残破不堪，底层全是锅碗瓢盆三教九流之类，上层则是颇有隔岸观火之感的商品房白领，商业分布缺乏规划，让人惊奇的是，这仍然是武汉最核心最主流的批发市场，也是中南地区最有名的小商品市场。这种惊人的活着而又停滞的感觉，也颇似一个孤芳自赏的武汉人的写照。
在我采访过的外地采购者当中，有些是多年的熟客，而另一些第一次来汉正街的，则难免留下不好的印象，发誓再也不来了。而在这几年不知不觉的变迁中，在这百年不变的人气的掩盖下，据说批发的生意早已因这交通和环境问题少了许多，越来越多的商家已经转向零售―毕竟这里地价和租金越来越贵，仓储空间也越来越紧张，物流也越来越混乱，批发那点利润，越来越无法支撑商家。
确实，按照区政府的规划，汉正街要在5年内完成由批发转零售的“商贸旅游区”的转型―要重新找回逛街的乐趣，则必须停止搞批发。但即便关了集家咀的汽车站，各地批发的商家还是留恋这里的人气。不说百年，就说最近30年积累起来的人气，也让这转型看起来非常缓慢。
然而至少最近3年，每年冬天，汉正街某一片楼就会因电线老化而走火，延烧至周边商业门面，重则使商家损失上百万，血本无归，但又有多少人还是不走，要重头再来，却还是迷恋这人气，迷恋这里的流水，可以让他一年就翻过身来。
但如果汉正街一日还在做批发，则武汉的批发市场就仍算未摆脱地摊模式，汉正街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商家数量与批发所要求的规模产出远远不成比例，贸易额又与市场的低级形态不匹配，这样陈旧的市场长期压抑着他们的规模增长。
我对汉正街的印象也经历了一个转变，先是看到传统商业的顽强，人气的持续繁荣，继而却是感觉到纯粹的保守、惰性和路径依赖的效应，祛魅而实用的武汉人反而又沉醉在他们的习惯里。
“砧板大王”朱仕香却是决意要离开汉正街的人，却不是因为砧板生意，而是因为他搞起了酒店用品的生意。说起来他离开的也不算早，只在今年春天，汉口北第一批发城的酒店用品城里，他那几百平米的新门面装修完毕，没什么气味了，他就立刻搬来了，目前，楼上他还有3000平米的装修接近完工。
相比之下，原先在汉正街，他只有一个100平米的门面。他所津津乐道的本地同行老大“五羊”、“三峡”，在汉正街也只不过有这么大门面。
但对于酒店用品这一行来说，产品的展示空间却至关重要，各种盘子、勺子、碟子、叉子、刀子等，少说也得有1000来种，规模以上的商家则动辄有万种商品需要一一展示，这些东西，客户来了，须得是能一一把玩，十分直观放在一起比较才是。
于是老汉正街这寸土寸金的弹丸之地，倒多年成了制约武汉的酒店用品经销商树立形象的障碍，使规模大档次高的商家被长期埋没了。“即使有高档货，你往那个寒酸的店里面一塞，人家就看不起你了。”
这与卖砧板对店面的低要求不同了，朱老板也去考察过深圳广州的酒店用品市场，他发现当地的货色相比汉正街这些老板进到武汉的货也并无特色，可是武汉的酒店偏偏是认广州深圳的东西，去到当地一看人家的展示，琳琅满目，就认为是来对了地方。
于是，武汉的酒店用品的客户多年以来习惯舍近求远，从广州深圳进货，即便广州深圳的厂家支付的条件十分苛刻：要求款到90―95%才发货。“即使货不满意，因为路远，也难以找厂家扯皮调换，而厂家也并不在乎那点余款了。”
即便南方的厂家条件如此苛刻，武汉的高端客户还是不怎么认本地的批发商。朱仕香把这归咎为汉正街的市场形态制约了他们。“高端客户来了，进门就很失望。”
我见老朱却是在2010年12月中旬的汉口北批发第一城的酒店用品城里，从武汉城区到这里并不算远，只是因为黄埔路那边一直在翻修，又下着冻雨，道路显得泥泞，下了武汉至黄陂高速，看见盘龙城的路标，开始有大红的批发市场广告，再穿过一个郊区小镇似的地界，提醒人是到了黄陂，才又豁然开朗起来，空阔起来，很像海边的开发区，一幢幢很像火车站的批发商场，上面都有很像火车站名的三个字：汉口北。
清晨，四野少人，也看不见远来的商业旅人，只看见电子牌上不停地闪动着由此去武汉各地的班车信息，远处似乎又能听见货船的汽笛，让人猛然意识到武汉并不是旱码头，武汉目前最大的深水港阳逻港就在这些楼后面。这些批发市场的大楼仍然很空旷，2008年开始卖―2008年10月28日，批发第一城鞋业、小商品、皮具市场开盘；2009年1月1日，五金机电、酒店用品市场开盘；2010年8月15日，服装市场开盘。而2010年12月底，二期也要开盘了。
最早搬来这里的据说是汉正街原先的温州鞋老板们，原先扎堆在利济南路那边。温州人这次也是习惯性地对这个新项目首先推波助澜。
发起投资这个项目的卓尔控股前身本是武汉一家广告公司，据说是觉得在武汉做不出4A广告的市场，转型投资武汉的实业，也就是参与造城，本来只打算在这里发展住宅地产，却做着做着就做成了这个大市场。到处都是卓尔控股的牌子，其下往往是一圈圈盘旋着的立体停车场的通道。
老朱穿着多年以前就在武汉很流行的冬天的皮褛，一见我就说他终于能舒展开了，舒展开了，似乎要把一万种货物全部展示出来。“这里的店面，装修我投资了几百万，货架都五六十万。”
“要是武汉早点有这个新市场，我就能早点上规模，上档次，武汉高端的酒店用品商就能早点脱颖而出。”他列举这里的好处―比起汉正街―“汉正街是在走下坡，我不看好它。在汉正街，我不可能拿到这么大的位置。现在包括柜台我都要上高档次。你在汉正街发展，做到再大都没有一个足够的平台发展。”说到新市场―“这里留得住人，来的客户都说好……采光也好，设施也好”―据说是设计义乌市场的同一个杭州设计师设计的，“他肯定吸取了以前的教训。”
“这个地方不是偏，武汉在膨胀，马上就不偏了，机场这么近，高架桥修起，15分钟也能从城里过来，轻轨一通，半小时就能从徐东平价过来，而河南新乡到这里，都不用进城，黄州交通更方便了……”―确实，作为立足华中的地区批发市场，进不进城，对于外地客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效率问题了，何况目前武汉城里的交通已经如此不堪……
但任何新的市场吸引人气都需要时间，开发商的配套显然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一步到位，比如仓储和物流的环节仍然不是很方便，广告力度仍然不太够，再有，电子交易的意识还远远不及我见过的江浙一带的专业市场。
卓尔控股有关人士也对此诚实地表示：这也正因为他们的理想被他们自己一步步撑大了，撑破了，超越了他们原先规划的理想，超越了他们原先的准备。
老朱也承认他必须熬上一段时间，初期待在这里，虽然免除两年租金，免除3年地税，但也许就意味着每天会损失汉正街那边的正常的流水利润，但给他信心的是，“五羊”、“三峡”这样的龙头已经搬过来和他做了邻居，这样的巨头走到哪里，市场就会跟到那里，这无异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也是采访时他念叨得最多的同行名字。
而另一个颇有寻根意味的发现则是：武汉搞酒店用品的商家，很多本来也是黄陂人，在我记忆里，小时候的武汉就已充斥着黄陂商贩的口音，这些武汉郊县的人，如今并入了大武汉，却也正是武汉商人中的商人，他们如今更像是回家一样，离开汉正街，比其他人更早转移至黄陂这个新市场。
“留在汉正街的人，还贪恋着每年的利润，但并没有想到利润每年都在萎缩。如果我留在汉正街，我就上不了档次，不了那么多高档品牌，做不了星级酒店的业务，这不同于卖砧板。”
说到这里，老朱再次痛惜多年以来，武汉酒店用品商因为没有平台展示自己而眼睁睁地看着迅速发展的酒店用品业为南方商人垄断。据说，湖北省酒店用品年采购额两百多亿，武汉占去30%，这块蛋糕，多年也落入南方商人之手，湖北省高星级酒店和餐饮航母每年新建、提档升级市场至少60亿元，但六七成的新订单也全部外流。
2010年底，当十几家武汉本地酒店用品商在汉口北重新成为邻居，他们打了一场“阻击战”，通过在新市场里8000平米的产品展示，击败两家深圳企业，拿下300万元的中南花园酒店的订单―通过展示，不仅让买家明白他们的货一点不差，而且，更重要的是，本地酒店用品商的地理优势显示出来：不同与遥远的南方商人动辄要求95%的头款，本地酒店用品商只要求30%的头款，并且因为近在同城，货物的调换都十分方便。
于是，待在外表仍显冷清的“全国最漂亮”的新市场里，这些汉正街商人不再以“低调”、“不修边幅”、“不露富”自诩，而是极力展示着自己，也颇有点坐商于中国中部的感觉，据说接下来还将收复另20亿元的本地酒店用品市场的“失地”。
二、滞留
口述
谈东升，武汉吉利礼品公司总经理
我叫谈东升，今年40岁了。我是四川广安人，我第二次到武汉时18岁，大概是1992年，那时我刚在福建石狮那边搞台湾来的电子表生意，给没收了，钱也全部给没收了。我觉得回老家没意思，就买了半路的车票到武昌，就打算在这里挣了钱再说。
其实我12岁就在外面跑，文盲一个，老家穷，我老六，弟兄姐妹8个。我小时候调皮，我家里条件不好，我个性也不好，我老头工资一个月才七块多，给我交学费要1块5，我们家的成分是富农，老师就把我老头瞎吼，一吼我就不读了，我受不了这个气。
但我怕挨打，我不读书，我老头就把我往死里打，他最后那一打，我就去舅伯那儿借了20元―那时老家到汉口的通票18块7，我坐了汽车，钱怕不够，就扒火车，经陕西安康，再到襄樊，再到武汉，每次把我给赶下去，他们前面赶，后面我又重新扒上，就这么来了武汉。
我来武汉，一是因为我姐姐嫁到湖北仙桃了，我差钱就去找她，二是因为这里四通八达的，回家也方便，去广东福建也比四川方便。
我15岁就在武汉的菜场卖菜，16岁我就在仙桃包砖窑，手下有我们老乡，有河南的，有本地的，五六十人，我年纪太小了，有点罩不住，又跑到新疆，待了一两年，又跑到武汉来，进了一批服装回老家去卖，接着听说是石狮那边台湾电子表挣钱，结果一场空，又一穷二白回到武汉。
我本来想跟随老乡一起当扁担，但发现有一个卖钢丝球的生意可以做，我就拿着钢丝球到人家餐馆里见了锅就擦，擦得亮亮的，人家就会买我的钢丝球，我给一道贩子的押金是57元，这就是我正式做生意的第一笔本钱。
我就这么慢慢做，又从汉正街的地摊做起，什么都做，生意慢慢好起来。我喜欢独来独往。是的，在汉正街不扯皮不行，这边的人欺生，丢包的、抢钱的多得很，你不那个一点站不住脚。武汉本地的地痞流氓，你搞两个钱还不够他们吃喝。（是的，至今他还是一条“硬汉”，今年年初开车因为一次刮蹭，对方全责，仗着有背景口出狂言不讲道理，结果他将那人打伤了，被拘留了好几天）。
但我还是独来独往，不和老乡来往，他们喜欢赌博，一下点雨、一刮点风就不出去找活儿了。有些老乡也还是做出来了，现在都转行了，70%的人都转行了，有些比我挣得多，到上海，批发那个鱼丸子就发了大财，搞到七八十人的生产规模。
我一个人就留在武汉了，慢慢待。慢慢开始做礼品批发的生意，渐渐上了路子。做生意，就是得每一步都想得清楚，可我始终也不想和别人合伙。跟那些酒肉朋友有什么玩头，你问我孤独不孤独，我一天到晚忙碌，事情做不完。一天时间充实得很，跑货，货回来，点货，工人也有三四十人要管。
在汉正街，做生意的门槛低。干什么事情用心去做就有空间，你耐劳就会有空间。即使天上掉陷饼，你也还要起个早床捡嘛。
要不是被我第一个老婆拖的，我可能早就发了，她是广水的，那时我们在常青花园买了房子，她一天到晚打牌，又闹离婚，我想挽留，就这样维持了两三年，到第四年，我生病，我就说家里就这些钱财，你拿去，她把武汉的房子拿去了，我又给了她不少钱，那是2005年，我在老家买个房子，买了车子，手头剩了二十几万。
2006年，那个时候我就在做礼品。可她离了婚了还老来找我，盯着我的门面。
2007年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她拿钱给我装修房子，我们都困难，钱也滚在生意里，后来几年生意上去了，好起来。
但2009年春节后一把大火烧到了礼品大楼这里，白天9点多钟开始烧，眼睁睁地看它们烧。我这三层门面，里面堆满了货，烧得一干二净，我损失二百多万。最近3年，汉正街年年会烧一把大火，这里电路太老化了，太乱了。
这次受灾户闹到区里，我后来出面调节，我说，一切都还可以挣回来。
是的，我原地一年就挣了回来，我一天的流水十几万，旺季能达到三十多万，我们几千个品种，前几天还丰富些―每年11月10日开圣诞礼品的订货会，到12月15日结束，然后就开始春节礼品的生意―灯笼、福字、中国结、年画。我的货从全国进的。但我的市场主要是南方，黄河以南的风俗不一样了，年画的风格也不一样了，其实武汉和上海的风格就不一样了，武汉人喜欢光亮的，大红大绿的，上海人喜欢雅光的，比如日本风格。
做生意，要看准，头脑还要灵活，能变通，比如这个缠绕在圣诞树上的彩灯串，我们的灯比别人贵，一串隔着三四元，但我们的每个灯屁股后面都有个串联的插座，这是我发明的，否则每个灯都要配一个插头，麻烦死了，人家肯定选我们的货。
我们属于二道贩子，老找我们买批发的属于三道贩子。这几年，湖北下面各县级市的需求也大起来了，乡下的人们也很讲究结婚和圣诞这样的节日的礼品了，而且要求更高档了，武汉反而有些平静下来，像这样的冬天季节，武汉要婚纱的少了，湖北乡下却忙着结婚。
前几年我也办过服装厂。实力小了，没有好项目，最好是不要办―开发产品、全国各地旅差费吓死人，拿回来的衣服还要改，万把块钱的衣服款式好不好还是未知数。
我认识我现在的老婆时，我们一起做服装，一个月有挣过80万―一天走2000件衣服，但如果运气不好，办厂的起伏也很大。
在武汉，当经销商，还是要轻松一些，办厂啊，哪一个环节价格高了，被压到了，就出问题。
我现在做到武汉最大的礼品批发商，汉正街这里礼品批发的同行比不过我―他们的货是从义乌进，我直接从广州的厂里进，虽然我个人量小，但我组织起郑州、深圳、西安、长沙各地的同行朋友，办起了一个中国圣诞年画协会，统一到厂里去拿货，于是吞吐量就大了，号召力也强了，我可以带人来，也可以带人走，对厂家，我们甚至有了点定价权。
我们这里搞的不是期货，前面订了，后头价格涨了，这就是我的商机。但我有了好的成本价格，也可以无限灵活地调整我的价格，根据行情涨跌，搞得跟股票一样灵活。而其他商家的价格僵持着，他们走货也没有我这么畅快。（确实，我们采访的短短一个小时，他办公室里的圣诞礼品就走了不少货。）
做生意，我们刹车也快，换东西也快，我可以马上就刹车，搞围巾、手套，甚至卖食品都可以。改头又换面，有钱就好操作。
我从卖礼品开始知道这个婚纱的市场，比如武汉的亢龙太子、艳阳天、小蓝鲸，都到我这里来批婚庆节日礼品。我慢慢朝这个市场来发展，我要做出连贯性、循环性。
于是，今年我就在扬子街那边又开了一家华中地区最大的婚纱店。那是婚纱一条街，那个三楼我全部租了下来，我把它打通了，原本没人要的三楼，气魄一下就出来了。
我们从批发礼品到搞婚庆，是因为我们条件好―比如，别人要去一次性购买道具，我们自己就是做道具的，可以出租，可以批发，可以用来布置仪式，也可以零售，一切都是活的。
要做我就要做规模，要做就做最大的。
我考察过那边婚纱一条街，有大小130多家。我说可以搞，它们规模不大，我搞一千多平方，打成了品牌，18块一个平方，我也当个仓库，也解决了汉正街这里的仓储问题。
正因为我有个低成本的道具，我反而要接高端生意，别人上万成本的单子，我5000元可以做下来，这一点，普通的婚庆公司不能跟我比，而且，我仍然是他们的道具经销商。
于是我定位是中高端市场，他们定位是低端。现在客户已经两极化，要便宜，去其他小摊子。我就是搞好马配鞍。武汉甚至湖北乡下结婚的高档需求都比以前多多了。现在都是一个孩子，家里疼。
黄陂汉口北那个新市场也来找过我七八趟，但我不打算过去了。
一是目前的人气仍然在汉正街，5年之内不会有变化，对我自己来说，汉正街这里仍然充满了空间，这里我有了根基，而且，我将来也不想做批发了，我明年准备把一楼全部买下来，花千把万，不管做什么也好，这就成了我的房产。
汉正街我要待下去，我将来这里做点零售，一家人能养活就行了，其他的钱拿来做做公益事业，我在资助残疾人，恩施的贫困大学生，我在给老家地震灾区修路，我搞了好多万啊。人啊，衣食住行够了就行了，回报社会都是应该的，一两万块钱在我们手头非常容易花光。
我在旁边的电子商城的高楼买了商品房。我的家就在汉正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