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于竹帛”滥觞的中国书籍史

中国简帛书籍史

耿相新，三联书店，2011

大凡爱一物之深，总不免在了解、收藏之后难于满足及至想要追问它的来路去处，世人大抵如此。譬如真心好书好文者，不仅案头满牍净手捧卷，更难免生出追溯出关于“书”的前世今生。书籍的今生不难了解，倒是这“前世”大有可探之处。那么或可一读耿相新先生著作的《中国简帛书籍史》，笔者以为即便为门外之人也多有裨益之处。

华夏千年的文化，是汉字为主的文化，而汉字文化的载体，正是始于书籍。钱存训博士于其学术名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中曾谈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最初是依赖竹帛得以传承至今。在这最早的时期中，不仅今日通用的文字和书籍的一些性质渊源于此，而且影响后世的哲学思想、生活习惯和伟大著述，也都是在这一时期中孕育而成”。对于中国简帛书籍的研究，不仅能够探究出中国文字记录和书籍发展的滥觞，同时更能展示出中国典籍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而《中国简帛书籍史》一书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几乎都是印刷史、文献学与版本学的附庸，而诸多的学术著作也表明简帛书籍史并未独立于简帛学术史、简帛文献学等。可以说，一部中国简帛书籍史正包括了泱泱中华数早年繁多的文明的文化史。

作者从“书籍史”出发，想说的却不仅限于此。书中从简帛书籍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内容开篇，辅以简帛书籍的书写与缮写，并专门对于简帛书籍时期的作者、读者、传播方式、编校方法与书籍管理等进行了研究与总结。要说“书籍史”与“出版社”的必然联系，本书中可以《简帛书籍的编校方法》一章为例。章节中首先介绍简牍书写时期们必不可缺的工具――书刀，书刀的作用在于刮削简牍上的错字以及旧简重新利用，如果说书刀是简牍书写时期书籍编辑的“器”之一(此外还有书写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笔墨砚台等)，那么彼时的编辑思想与方法则正是书籍编辑之“道”了。关于简帛时期书籍的编辑活动，作者主要记录了历史上发生过的两次比较大的编辑活动――“一次是春秋末年孔子生活时代前后‘六经’的编撰，一次是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编校群书”。同时，作者也总结出此时刘氏父子的编辑方法与编辑思想，即“以人系书，编撰全集；以类系书，编撰总集；证明定篇，开创新例”。自此，书籍的体例被确定下来并沿用至今，“书”也成其为书。此外，作者在《简帛书籍的著作形式》、《简帛书籍时期的作者群体》、《简帛书籍的传播方式》、《简帛书籍的阅读群体等章节中》，对于“书籍史”与“出版史”的共生问题均有论述。

这些将“书籍史”与“编辑史”共生看待的学术角度，是其他领域学者在研究中所不能具备的，同时这正是本书独有的显著创新之一。正如简介中评道：“是书为国内第一部从出版人的视角来结撰的中国书籍史”。

“我所理解的书籍史，它的研究对象及范围应当是用不同文字复制于不同载体上的供阅读、传播之用的信息、知识、思想文本的――也就是关于书的――全部活动。”基于如上对于中国书籍史概括的思想指导下，耿相新在本书中系统地揭示了书本身的内在形式与外在表现方式、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书籍的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等贯穿于“书籍史”中的几对主要矛盾，并以此形成了全书的框架。

耿相新先生以生动的语言，系统、深入地运用考古与文献文物两方面的材料，论述了中国古代书写记录与书籍的起源与演变，综合讨论了中国古代典籍制度的历史，以文献载体的演变为顺序，探讨了书写材料、书写工具、书写方式、复制技术的方方面面，并且创新于前人之未曾着手之处，将“书籍史”与“出版史”共生看待，其中的论点深刻而合理，给研究者的启发极大，提供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和继承的较为充分的信息。

历史重量源于书籍的承载，从“书于竹帛”开始直至如今，我们的现在仍在被用笔记录传承绵延不断，历史已经过去，但因书籍留存于世，现在也终将成为历史，也将在书写中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