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报道中国33年

吉米曾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他既满怀着浪漫的革命情怀，也经历过物质匮乏与精神禁锢时期。他当过“洋知青”、渔民，恢复高考后又上了大学。这些经历使吉米更愿意历史的、全面的，甚至是采用“理解”的立场报道中国。

坐在北京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吉米・弗洛・克鲁兹（Jaime A Flor Cruz）盘算着什么时候去一趟宁夏。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了43年，只有宁夏没去过。“我要抓紧把这个空白补上，那就圆满了，哈哈。”吉米摊开手说。他今年63岁，身材不高，穿着妥帖的西服，看起来很年轻。像很多老派人物一样，衬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

就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吉米宣布从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北京首席记者的职位上退休。吉米是菲律宾人，自从1971年来到中国，在接下来的40多年中他只有一年不在中国。从1981年开始，他在中国做了33年记者，先后供职美国《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和CNN。在中国，他是资历最老的外国记者，先后经历了从邓小平开始的5届领导人，参与报道了中国一系列重要时刻。

浪漫与现实

吉米出生于菲律宾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

裹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与青年运动中，吉米也成为抗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就在学运的顶峰时期，他收到了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希望他能组织一个15人的青年代表团，来中国学习访问三个星期。他很快联络了一批革命青年，组成了15人的访问团，在1971年的8月21日，坐飞机前往香港。去机场之前，吉米还参加了学校学生会副主席的竞选。在香港休息两天后，他们由深圳进入中国内地，然后在广州坐火车到达了北京。

在北京，他们参观了规模最大的，访问了北京大学，并与红卫兵代表座谈，还去参观了协和医院，参加了总理主持的上百人的国宴招待会。在天津访问了部队，在延安参观了住过的窑洞，与下乡知青聊天，还见到了大寨农民代表郭凤莲。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和耿飚都接见了他们。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乌托邦，没有贫富差异，没有犯罪，警察都很少，汽车更没有几辆，官员也骑着自行车上班。在，大家一起劳动挣工分，人人都有饭吃，生活有保障。”吉米说，“我当时很兴奋，没想到，更没见过有这样的国家。当时我把中国浪漫化了。带着这种浪漫的感受，我天真地思考着菲律宾能否也走上这条道路。想三个星期后回国，还要大干一番，继续革命。”

然而就在访问的尾声，吉米听说了国内政局发生的变化。他的一些朋友被捕了，一些人失踪了，回国之路命运叵测。吉米陷入了彷徨犹豫。他思念自己的父母兄弟，想着女朋友，还惦念着学生会副主席的职位。最后，他决定先留下来，等待消息，寻找回国的时机。“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如果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来到中国，我也会被捕，甚至不知生死。实际上，我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到了恰当的地方，用英文说是‘Blessing in disguise’（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国是我的避难所。”吉米说。

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一等就是12年。他与家人的通信不得不通过在美国的姐姐中转，一来一回要花三个月的时间。

最初吉米被安排住在和平宾馆，政府告诉他，不要着急，耐心等待，食宿都不用他操心。但吉米觉得这不啻于一场苦行。“我才20岁，想要改变世界，想要革命，根本待不住啊。”他想继续上学，去学习汉语，但当时北大等高校刚刚恢复教学，还没有招收外国人。然后，吉米就申请去工作。当时，中国城市年轻人都在农村战天斗地。于是，在1971年底，吉米成为一名“洋知青”，被安排到了湖南衡阳的湘江农场劳动。他白天和其他人一样下地干活，挖水渠、挑土、采茶，晚上要学习两个小时的中文，陪同的翻译兼任汉语老师。

在湖南当知青的那段日子，吉米结交了一些当地的朋友，最让吉米难忘的是被他称为“老恩人”的湖南省外办前主任唐杉，直到现在，唐杉来北京还会和吉米聚一聚。唐杉比吉米大20岁，这位老大哥给与了唐杉很多照顾。“他照顾我们的生活，照顾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东西，后来我们经常交流思想，他也给我提供了不少的建议，了解中国”。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一般老百姓跟外国人接触都会有防备，或者很谨慎，但是唐杉不一样，“他不管，（对我）很哥们儿”。

在湖南工作了一年后，吉米又被安排到了山东烟台渔业公司。每次出海要在海上工作五六天，他负责开船、拉网、捡鱼。每次出海前，他都会带上一大摞《人民日报》。一方面可以学中文，另一方面，通过媒体研究政治。“在照片上谁离近，谁的照片大，琢磨谁会上去谁会下来。”

这时的吉米，不再是参观访问团里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他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基层现状，他交了许多朋友，因而也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开始深入地思考，向浪漫告别。“那时候，我们聊天都会交流一些‘小道消息’。我已经意识到表面与实际有许多差距。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又被打倒，但我们都相信邓小平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我下决心要独立思考，不能只听主流的宣传，对中国的认识也逐渐从肤浅到深入，从天真转入了现实。”吉米说。

在烟台当了一年半“渔民”后，到了1974年的夏天，他便得知北京语言学院可以招收外国学生，于是他便申请进入学校，正式学中文，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了三年的课程。此时，吉米已经离开大学四年了。1977年，他通过北京大学的中文考试，进入了历史系读书。当时高考刚刚恢复。他在学校等了半年，和工农兵学员上了一些必修课。直到1978年春才和“”后第一批大学生一起，重新走入课堂。和他是同一届的学生，则和他同一个班。北大的四年生活，是吉米在中国最快乐的一段时间。

1983年，吉米的父母从菲律宾转道美国来北京看望他。这是一家人分别12年后再度相见。姐姐和父母已经拿到了美国的绿卡，所以希望他也去美国。但吉米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他已经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

改革年代

中美建交后，一批西方媒体开始在北京派驻记者，撰写中国的报道。在朋友的推荐下，吉米成为美国《新闻周刊》的新闻助理，负责剪报，每天搜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信息，把重要内容翻译成英文。办公室在前门饭店，总共四个人，除吉米外，还有一名记者、一名中文秘书和一名司机。其他外国媒体的规模都不大，都是在饭店租个房间做办公室。

1981年底，“审判”这一重大新闻给吉米带来了机遇。当时，《新闻周刊》记者回国去过圣诞节。杂志不得不给吉米发电报，要他负责这篇报道。吉米通过一些朋友了解到法庭内部的一些情况，又通过电视台播放的长篇视频，花了两周完成了一篇不错的报道。“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新闻周刊》上，编辑才知道有一个叫吉米的人在北京。我的老板也意识到，我会讲中文，外面有很多朋友，便鼓励我自己找选题，独立做报道。”于是吉米从一个剪报资料员，成为一名记者。

到了1982年大学毕业前，吉米希望获得一份媒体的工作。由于《新闻周刊》更换领导，要他等待6个月。吉米于是去敲开了竞争对手《时代》周刊的门。他在《时代》周刊一共工作了18年，并在1990至2000年期间担任北京分社的社长。

80年代中期，他在做一篇中国大城市的报道时，采访了刚刚担任上海市长的。吉米和摄影师特意要求采访安排在他的办公室内，这样可以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吉米对那次采访印象深刻，考虑最多的是“bread and butter”（面包与黄油），也就是上海市民的生活难题。“他最头痛的是上海住房的紧张状况，很多家庭都挤在狭小的亭子间里。”吉米说，“当时是夏天，他还为如何处理西瓜皮的问题而发愁，因为很多人习惯把西瓜皮随便扔到街上。”

1991年，吉米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得知了“自杀”的消息，但是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他犹豫是否要把这条消息出来――“如果属实，则抢到了一个大新闻；如果不实，则很丢脸。”最后他还是决定先一条小报道，使用了“据说”这样的表达方式。然后，他便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外办”的抗议电话。但连续几天都风平浪静。一星期后，新华社了“自杀”的消息。

1998年，朱F基担任国家总理。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吉米获得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他的问题是：“中国未来能否推广和普及直接选举？”当时他刚刚考察了几个地方村委会的直接选举，他想知道这种形式是否能够扩大到省级以上，甚至选举国家总理。“那几届的记者见面会都没有事先安排，朱F基根本不知道记者会问什么问题。可能是我和外交部工作人员认识，他们选择我第一个提问。我非常佩服朱F基的口才和智慧，他很含蓄地回应了这个问题。”吉米说，“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通过直播全世界能够看到。它代表了许多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兴趣焦点。外国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兴趣始终很大。”

“崛起”与“崛起”之后的故事

2000年时，吉米申请到了Edward R.Murrow Press Fellow奖学金。基金会通过外交协会资助一名美国驻外记者，提供办公室和工作助理，帮助记者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为期一年。2000至2001年，吉米搬到了纽约，那是他的记者生涯中唯一离开中国的一年。

2001年，中美发生撞机事件。在纽约的吉米成为热门电视评论员，频频出镜。在奖学金即将到期前，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希望聘请吉米，担任驻中国首席记者。最初他有些犹豫，毕竟要进入一个不熟悉的领域，而自己又没接受过相关训练。最后他还是接受了邀请，他喜欢新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能回到他所熟悉的中国。

就在2001年夏天，吉米离开了供职快20年的《时代》周刊，加盟了CNN。他参与报道了SARS、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要事件。还有一些报道让吉米至今难忘。他曾去河南采访艾滋病孤儿，很多观众看到节目后写信给他，愿意为孤儿捐款或者资助当地的非政府组织。

外国记者的采访曾经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如果离开北京去外地采访，需要提前10天去“外办”申请。这条规定后来只存在形式上的意义，在北京奥运会前便被彻底取消了。“我想这就是奥运会众多好处之一，它让中国更加开放，尊重国际准则。”吉米说。

吉米希望通过报道告诉观众一个不断变化的国家和社会。“在这30多年中，中国老百姓享受了相对的自由、幸福和富裕。他们可以自由地找工作、辞职、选择生活的城市、寻找恋爱对象、自由地结婚或者离婚、选择穿什么衣服、是否化妆。在‘十’讲话中明确了中国梦，他希望中国人有工作、房子、很好的环境，孩子们有好的未来。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革命要达到的目的。”吉米说，“我希望国外观众也能理解，实现这种变化的重要性，以及艰难性――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天经地义的，但在中国，则付出了很多艰苦努力。”

吉米已经退休了。在报道中国33年中，他不断讲述的是一个国家如何崛起的故事。接下来，则是一个大国如何发挥作用的故事。“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这是许多强国100年走过的路径。不管是否愿意，中国已经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之一。她必须迅速成熟起来，按大国的原则行事，承担大国的责任。中国的身材已经到了姚明那么高，智慧与决心也必须有同样的高度。”吉米说。

他最喜欢的一个词是“不卑不亢”。吉米说：“我希望中国能够保持这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