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盛衰两张图

中国历代帝王都有盛世梦，而且善于打造盛世。如果要想列举一个盛世的代表作，非《清明上河图》莫属。《清明上河图》以对北宋首都汴梁的精细描绘著称，象征着盛世。彼时的汴梁真的是一个盛世吗？这个盛世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加拿大学者曹星原写过一本《同舟共济》，专门研究清明上河图与北宋历史的关系。书别提到清明上河图的出现与此前另一幅画有关。这幅画现在不为公众所知，叫做《流民图》。蒋兆和先生在1940年代绘制过一幅同名的画，如果追溯原型，就是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出现的《流民图》。

讲到王安石变法，常见的叙述是把时人分成改革派和保守派，支持变法的是改革派，反对变法的是保守派。保守派被视为小人，是负面的；改革派被视为君子，是正面的。《流民图》是一个叫郑侠的画家向皇帝神宗呈送的，描绘了当时流民扶老携幼非常困苦的情景。这幅画最初无法送进宫中，郑侠只能谎称是加急密件，辗转呈给皇帝。

当时大旱，郑侠认为这不仅仅是天灾，而是王安石导致的人祸。这种说法源自中国传统的天谴论，也就是说，如果天发生异变，是由于人事不当所致。郑侠称，如果罢免王安石，天会降雨。这不是说王安石本身可以导致天气变化，而是指天灾与人事有互相呼应的关系。

皇帝看了《流民图》，非常震动，发现自己支持的改革导致这个结果，于是把王安石罢免。这一段历史，《宋史》有记载。王安石变法，常被认为因保守派的反对，导致改革事业功败垂成。如果看到王安石变法的前后过程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会发现《流民图》是比较准确的描述。

这里要讲一下北宋的两个变法，范仲淹变法和王安石变法，前后相隔时间不是很久。范仲淹变法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变法也是以失败而告终，但两者的区别在于，范仲淹先要整顿吏治，通过整顿吏治从而藏富于民，民富之后国强，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北宋积贫积弱。为什么积弱？和积贫有关，因为民穷所以国弱。范仲淹认为先要整顿吏治，尽可能的藏富于民，不要竭泽而渔，民富之后国家可以增加财政来源，富国之后才能强兵。但整顿吏治遇到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范仲淹变法很快失败。

等到王安石变法，整顿吏治的层面被弱化，他的变法侧重于经济，与范仲淹有根本区别。范仲淹重在节流，减少政府开支，以便减轻民众的负担，王安石变法是开源，更多的向民众征收。但是，直接声称开源会遭到民众反弹，于是他采取经济国有的方式，政府主导经济，以“为民众好”的名义进行改革。这些方针延续了汉武时代的政策，一方面政府打击民间商业，谓之“杀富”；另一方面政府以“济贫”的名义开设官办商业。

王安石变法遭到很多批评，但并不是简单地来自既得利益者。有些士人支持范仲淹变法，却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轼兄弟，不是反对改革，而是意识到这种改革是对民众的更多的剥夺。他们写过很多文章，指出王安石变法之后民众并没有减轻负担。

政府打击豪强，不等于民众可以享得其利，或者说民众享有的是极为有限的蝇头小利，多数为政府所获，而且市场的规则被破坏之后，最终民众的蝇头小利也无法保证。杀富济贫的前提是政府对市场的介入，政府一旦深度介入市场，往往与民夺利，杀富却不济贫。

神宗很受《流民图》触动，但这不意味着《流民图》的作者郑侠会因此受到尊重。后来郑侠被贬，理由是不符合程序递交画作。神宗希望校正王安石变法的错误，又不愿承认这个错误，不希望这种错误为公众所知。在这个时候，《清明上河图》非常适当的出现了，描绘了汴梁的盛景，为这个流民的时代描绘出盛世的光芒。

曹星原还在《同舟共济》里讲到一个细节，清明上河图呈现了“酒街网络”，但是她仔细观察了这幅图，发现酒街“严格地保持着聚饮不超过三人的规俗”。这个细节值得回味，因为在汉代的时候也有明确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要罚款，只有皇帝下令才可以会聚饮食。当时的借口往往是说饮酒会浪费粮食，为了节省粮食限制群饮。

在古希腊，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写过题为《会饮》的作品，在会饮中讨论问题，产生思想。但是再回头看《清明上河图》里聚饮不超过三人的情景，就会发现在这个盛世会饮或许是不可能的。

另一位学者黄仁宇注意到图里没有信用机关、保险业经纪及律师事务所。《清明上河图》画了汴梁很多风物，同时泄露了一个秘密，这个城市缺乏现代商业的基本要素，缺乏金融和法治系统（图里有收税机构）。黄仁宇还注意到，拉大车的大都是黄牛，马匹很少。

他表示，这与当时宋代的环境有关，《辽史》里有记载，辽宋互市的时候，马与羊是不许出境的，马匹是重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钱穆也提到，只有高寒之地才产良马，当时宋的位置不产良马，西北和东北产马的地方，都不在宋的疆土之内。《水浒传》里有一个段景住，赤发黄须，人称“金毛犬”，可能有北地血统，他精通契丹语、西夏语、蒙古语，经常去北地给梁山买马，这也反映了北宋良马稀少的情形。

更重要的是，黄仁宇通过研究发现汴梁缺乏金融和法治系统。这已经预示着，即使当时的北宋是一个盛世——暂且不说《清明上河图》的盛世是真是假，是对《流民图》的掩饰。

分析《清明上河图》呈现的宋代盛世，就会意识到这是非常脆弱的盛世，不可持续的盛世。从王安石变法到金兵南下，相隔大概五六十年。有学者认为，王安石变法和北宋的消失有着很大关系，变法似乎使国家富裕了，但这是杀鸡取卵式的国富，以民间凋蔽为代价。短期之内富国强兵，但是后果在几十年后陆续展现。金兵把汴梁占领之后，北宋无法恢复旧都，只能南迁，民间的力量非常脆弱，无力给政府提供支持。盛世虽然有着光芒，但是非常脆弱，越是繁华，越是脆弱。

如果回顾中国历史，会发现几乎那些耳熟能详的盛世，都是同样的情形。秦代不用多说，六王毕、四海一，却不断打造长城、阿房宫这种工程，试图建造一个军事帝国，迅速二世而亡。汉武几乎被视为盛世的顶峰，但是他的政策导致的结果依然是国强民弱，中产以上之家几乎破产。汉武自己都觉得内心有愧，下了轮台诏，有自我谴责的意思。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时代被后人视为追慕怀想的盛世。

唐代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陡然中落，如同过山车。明代末期，江南富庶繁华至极，但士人只有声色犬马的权利，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明代的卧碑有明确规定，惟生员不得言事。到清代，更加延续了这个情况。当时马戛尔尼访华，希望与天朝建立通商关系，但是天朝认为自己是上国，英国是蛮夷之邦，拒绝了通商要求。从康熙的反复禁海到乾隆拒绝马戛尔尼的通商请求，康乾盛世隐藏着中国近代悲剧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