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文武一“氓”军中吟

熏染南昌硝烟，丈量长征艰险，他留下一串革命者的红色足迹。左翼文坛，携声挟雷，他挥洒笔中豪气，肩担文章道义。文武之道，张弛自如，儒将之风，扑面而至。他以一“氓”自谦，以敦厚之貌示人，实为大家风范。他大节凛然，小节不拘，虽时遭非议，却置之泰然。他学识渊博，诗才敏捷，但从不自炫。他在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中主政一方，文化之风盛行蔚然。他就是李一氓，新四军重要领导人与文化大家。

李富春说：“中央决定由你担任新四军秘书长”

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天。一辆从西安开往上海的火车上。车厢拥挤，人声嘈杂。面对突然开启的战事，布衣百姓惊愕、迷茫，无所适从。火车前行，乘客无序。狭窄车厢浓缩着当时的张惶世态。在普通车厢临窗的一个座位上，一位天庭饱满、目光如炬者仿佛有些超然地眺望窗外，若有所思。视线中的景物在急速地逝去，他的神情却依然从容。他就是李一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

此行，他受命赴四川做统战工作，但又不得不绕道上海，通过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面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在上海的代表刘航琛，以接洽四川关系。李一氓与潘汉年自长征以后首次在上海见面，自然有一番畅叙、游览甚至怀旧。李一氓对上海可谓充满感情和记忆。1928年，李一氓曾应郭沫若相邀，与阳翰笙一同在上海编辑过创造社的《流沙》杂志，并参加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此后任中共文委委员。

本来李一氓可以在上海稍事停留后直接前往四川。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一份电报将他召回西安。让李一氓意外的是，林伯渠将一封给刘湘的亲笔信交给了他。信是用白绸写的，便于隐蔽携带。林伯渠对李一氓说：“接延安电示，你此行是作为主席的正式代表前往做联络工作的。这在给刘湘的信中已特别说明。”然后，林伯渠又将直接写给李一氓的一封信以及、写给川军将领的信一并交给他。就这样，李一氓作为主席的正式代表前往四川履新。

但四川之行并不顺利，李一氓在成都通过各种关系找人，转交信件。以后他如是说：“在成都住了一个月，工作成绩不大。加以刘湘被任命为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他把司令部从成都迁到汉口，他本人也去了汉口。那么我在成都的工作目标就没有了。不久，我也就坐飞机从成都经过汉口回西安了。”李一氓回西安向林伯渠复命。而林伯渠则说：“你直接到延安当面向报告。”就在李一氓将往延安前夕，遇见与东北军搞统战工作的刘鼎。他们同为四川老乡，彼此早已熟悉。刘鼎得知李一氓将赴延安，便对他说：“我们在西安通过各种关系搞到二十多辆汽车，要运抵延安。这个车队就交给你带去吧，而且路程可以缩短。”李一氓自然乐意当这个临时的“汽车队长”。所以，他赴延安时，是带着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前往的。

在其窑洞听了李一氓的汇报。显然他对没有能够联系上刘湘而心生遗憾。说：“既然刘湘的司令部设在汉口，而我们在汉口又有办事处，这件事就交给他们吧。你也不需要专门再到汉口了。”李一氓作为代表的使命即此结束。此后，李一氓闲住延安，没有新的任务。

与李一氓的悠闲形成对比的是，叶挺、项英先后抵达延安，为组建新四军而忙碌。中共中央在考虑新四军军部人选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在延安的“闲人”李一氓。

这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找李一氓谈话。李富春介绍了新四军正在组建的情况，称：“叶挺离开延安时，向中央要求派几个与他在大革命时期熟悉的干部到新四军工作。中央遴选了几人，包括张云逸、周子昆、冯达飞，当然也包括你。”李富春接着说：“中央决定由你担任新四军秘书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你既要成为叶、项首长的助手，还要做好军部的协调工作。”李富春还特别交代了一句话：“你与叶挺、项英都很熟悉，以后要作为他们之间的缓冲人。”这句话的含意和分量，李一氓当时并未意识到，只是后来在工作中才有体会，但深感不易。

一次谈话，瞬息之间，李一氓即成为新四军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战争年代，只要有工作做，没有岗位的区别。地方与军队的角色转换也没有任何的铺垫与适应过程。命令如山，雷厉风行。李一氓随即便开始忙碌起来。

延安陆续在为新四军配备各级干部。其中军事干部三十余人已由赖传珠带队先行。而政治工作干部约三十人则由李一氓带队接踵而至。这已是1938年1月，虽然天气寒冷，但大家热情高涨。将赴前线，疆场杀敌，七尺男儿，无怨无憾。

他是皖南军部唯一一直穿便装者

李一氓率领着这支队伍，经西安抵武汉。在汉口大和街26号，终于看到挂有“新四军军部”的大招牌。

李一氓向军长叶挺报到、复命，并热情参加新四军的筹备工作。在汉口，李一氓见到了郭沫若、潘汉年、梅龚彬以及韩伯诚等故交。大家都觉得十分欣然。李一氓在武汉通过陈同生认识了杜宣。他即相邀杜宣参加新四军，并请他在武汉介绍一些进步文化人加入新四军，以组织战地服务团。杜宣即动员当年留日同学吴晓邦、李增援等十余人参加新四军。他们此后成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骨干力量。

在汉口停留数日，李一氓随军部前往南昌，住三眼井一号原张勋私宅。这便是南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1938年4月5日，李一氓又随军部开拔，前往安徽歙县的岩寺。

岩寺乃歙县大镇。明朝李日华有句记之：“街衢纵横，车毂凑集，聚落之雄胜者。”岩寺市镇繁盛，商贾云集，山峦叠嶂，风景秀丽。新四军将全军部队集中岩寺整编、点验。

第一次看到整齐划一的整编部队，李一氓不禁将其与八路军做了比较。他称：“八路军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的正规部队组成，主要成分来源于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四川的农民。他们不但抗日坚决，而且经得起大的战斗。这一点八路军比新四军强。新四军装备差，新兵多，游击习气浓厚，抗日战争的政治军事思想准备不够。其次，抗战一开始，由于国内政治生活的要求，新四军从上海、江苏、浙江吸收了上千的男女青年知识分子，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也只能就近涌向新四军。从文化水平的构成来看，八路军就不如新四军了。”

李一氓很快便看到了新四军的优势，那就是文化的优势。李一氓有着很深的文化情结，他认为，抗战的文化必然会转化成一种战斗力。

6月，军部迁驻青弋江畔的云岭。连续的迁徙转移，总算在云岭稳定了下来。作为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分管军部的机要工作、军法处工作以及敌工工作等。军部的对外电文都须有叶挺、项英、周子昆和李一氓亲笔签发。当年，李一氓的部下对其印象是：“身穿皮茄克，脚蹬长筒靴，仪表堂堂，与众不同”，说话时底气很足，声音如洪钟般响亮，略有威严感。而熟悉久了，则发现李一氓是“性情中人，十分本色、率真，所谓君子坦荡荡。而且非常有情趣和幽默感，不摆老资格。”据王元化回忆，1939年他与扬帆到皖南军部，见到原上海地下党的辛劳。两人聊到新四军中的趣闻轶事，其中即有关于李一氓：“新四军根据地非常着重军容风纪，要求军装穿得整整齐齐，风纪扣扣好。但唯有一氓同志一直穿便装。”李一氓虽为军中政治干部，却仍有文人习性，较为自由随性。而治军极严的叶挺、项英对此也是网开一面。

其时，军政治部办有《抗敌报》。李一氓有文人雅兴，常在该报发表议论、漫谈类文章，兴之所至，有言即发。其中有《皖南的粮食，农民与军队》，针对CC报纸造谣说新四军压低粮价并强迫封仓，给予反驳。《两种说法，还他两个例子》，将满洲国与波兰的状况作对比，以及《漫谈苏联红军向波兰进军》等文。较有意味的是，李一氓将当时在《抗敌报》发表的文章统一设计了一个栏目，称“运甓营房随笔”。

李一氓不愧是文化人，他以东晋大臣陶侃运甓励志的故事来命名他的办公与住处为“运甓营房”。陶侃为江西鄱阳人，据记载：“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运甓，也就是来回搬砖。陶侃其时偏于一隅，却意在中原，故有此发奋磨砺之举。李一氓以此为喻，虽身在云岭，却志在整个中华大地的光复。他亦以此激励自己，永远保持一种勤勉状态和自励行为。

另外综合性《抗敌》杂志也是李一氓的一个阵地。他共有《民主、宪法、抗战》等近十篇文章发表。除用“李一氓”署名外，还用了“叶芒”、“德谟”等多个笔名。

在早期皖南军部，形势相对平缓，李一氓也较轻松。他时常漫步在茂密竹林与山涧石径中，对地域风情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他开始研究皖南文化。他认为：“皖南在明清之间是雕刻、印刷出版业很发达的地方，其中又以徽州为最。由于上山的古松树很多，所以用松烟制墨的手工业也很发达，集中在休宁和歙县。这就是有名的徽墨。”从徽墨到宣纸，进而到皖南绿茶，李一氓都有详细考察。徽派建筑、山水名胜在李一氓视线中都充满无尽的魅力。他曾描述当时生活的环境：“春天满山的杜鹃，秋天都是红叶的乌桕。松林很密，山径弯窄。当然还有一些小桥流水，看来是很好的风景。”这样的美丽环境让李一氓记忆深刻，及至晚年仍栩栩在目。

若干年后，李一氓不无感叹地说道：“就是这样一个优美的地区，1941年我们万般无奈，被迫把它作为战场”。李一氓所说的战场，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地。

作为亲历者连续发给延安六封电报

李一氓是皖南事变的亲历者、见证者。其中的诡谲幻变、惊心动魄以及雾障云遮，一直成为新四军战史研究中的最大聚焦点。

皖南事变改变了新四军，也改变了李一氓。

1941年1月4日晚，军部开始转移。临行前，李一氓忙于向延安、中原局、三战区以及有关所属部队发电报，汇报并协调相关事宜。李一氓称：此前“我个人曾三次进言，催促行动，少数损失可毋庸顾忌，皆被拒绝。”当日大雨，青弋江水涨，搭浮桥延误时间。次日大雨仍续，未有行动。6日始前行。李一氓对此称：“又迟了两天，使敌人有时间准备好而我反变得被动。”7日，战斗即打响。面对顽军的精心准备，项英、叶挺迟疑寡断，犹豫不决，意见相悖，屡失良机。战斗越打越被动，顽军包围圈也渐渐收缩。其中项、袁离队时曾拉李一氓同行，李一氓没有坚决反对他们的动摇，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而已。”李一氓没有想到以后会为此付出代价。

经过几天行动及连续战斗与转移，大部分部队已失去联系。军部于12日转到石井坑。李一氓说：“此时项、袁初回，对整个局势不能表示意见；小饶（饶漱石）不懂军事；叶坚主守，以为能拖四五天看延安有无办法，或能从蒋身上得出一线希望。”

然而，顽军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时间。石井坑战斗是皖南事变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由于力量悬殊，战斗异常激烈与艰难。李一氓召集秘书处的工勤人员迅即编队补充一线部队，以增加战斗力。顽军的子弹已倾泻到指挥部，形势万分危急。李一氓作最坏准备，让机要员用密码翻译给中央的一份电报并立刻拍发。电报由叶挺署名，大意是：敌已攻下山来，弹尽粮绝，再难坚守，我等决定分散突围。另外还给在苏北的刘少奇、发了一份告别电，也是军部的最后一份电报，说的是：情况万分危急，密码已经销毁，请党放心。李一氓随后命令机要员将所有密码本全部烧毁，将电台砸烂。这是壮士断腕之举，李一氓做得非常从容。

当年在现场的机要人员邱静以后回忆：“李一氓是坚持到最后时刻才撤退的军首长。我们随他跑向后山。顽军的机枪正向指挥所的院子猛扫，击碎的瓦片四溅，炮弹不时地在附近爆炸。天色渐渐地黑下来，好不容易爬上一个山头，才与叶军长等会合。”山下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枪弹的曳光纵横交错，把整个石井坑映得如同白昼。令李一氓意外的是，眼见叶、项首长，却被阻挡随其而行。他还是军部秘书长，得到的回答是：“不要去增加他们突围的困难，人多了，目标大。”而随李一氓的邱静以后回忆则更加具体：“周子昆手持驳壳枪宣布，人多了目标太大，让叶、项首长先走，任何人不得跟进，否则我就开枪。”

李一氓很无奈地与叶、项分手，带着机要员等二十多人突围。这是一种茫然无序的突围。李一氓毕竟不是军事干部，对突发的状况也极不适应。只有本能地向枪声稀疏的地方以及灌木丛中较为隐蔽的地方躲避。不久，这支小队伍也跑散了。李一氓对前景已不乐观，他在一个山沟里开始将随身的重要物件掩埋，包括一直带在身边的那封写给他的信，一本《长征日记》，其中《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刚刚整理完毕。而这一切都留在了皖南的荒山乱石下，以至后来踪迹全无，成为憾事。在突围过程中，人员又有了新的组合。原来的队伍几乎全部走散，而李一氓又意外地遇见余立金、钱俊瑞和三个教导队的学生。他们历经艰难，九死一生，总算突围出来，成为皖南事变的幸存者。

以后李一氓一个人由衡阳抵桂林。为了向有关方面报平安，李一氓有意写了一首《绛都春》词，寄给在重庆的郭沫若。为防万一，他没有注上下款。他料定郭沫若收到后一定能猜到是谁。果然郭沫若收到该词后，知道李一氓已突围抵桂林，当即汇数百元接济。可惜李一氓已离开桂林，未能收到。

李一氓从广西抵广东韶关，希冀经香港到苏北。在韶关时，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闻讯来见他。正是在张文彬处，李一氓见到了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于是，李一氓通过张任彬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我已安全脱险到粤，经过间接关系找到了文彬同志，我对中央的决定完全接受和拥护。由孟秋江介绍李章达送我到韶关，即准备由韶关飞香港，转道上海回苏北。”

抵达香港后的李一氓，见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李一氓详细地向他们讲述了皖南事变经过。他们要求李一氓直接电报中央。于是李一氓将电报编成号，从“报告第一号”起，连续发了六封电报，详细报告了军部突围、战斗，以及叶、项不同意见与自己看法，也检讨了“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的错误。最后，李一氓说：“这是我对于这次战役失败的意见，中央军委如别有查问的，我当据实汇报”。

李一氓的六封电报，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发出的，是当事者的亲历、亲见，它们不失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的重要历史文献。

淮海区行政主管的艺术修养

李一氓虽在香港，却异常谨慎，平时鲜有出门，交往亦甚狭窄。毕竟非常时期，风声鹤唳，香港亦非净土。这让不会说粤语的李一氓有些落寞。

香港一月有余，潘汉年回上海。李一氓随即决定与之同行，转道上海，再择机前往苏北。为了安全的考虑，他们乘坐的是美国“柯立芝”号豪华游轮。

再次来到上海，李一氓心情迥异。他只是一个过客，而上海也只是一个驿站。他在焦急等待，希望尽快北渡。在上海羁留近二十天，李一氓终于在一名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登上黄浦江码头的一艘小火轮而前往江北。

李一氓兴致勃勃地来到盐城军部，却遭到冷遇。在向华中局详细报告皖南事变经过后，即无所事事了。他曾自嘲地说：“因此有了一个闭门读书的机会。”当时，李一氓住盐阜保安处。其中缘由李一氓以后如是说：“那时，华中局也没有一定的招待所，不管你住哪里，反正都是住老百姓的房子，一样的都是吃大锅饭，都是公家发的粮，能够住哪里就住哪里，华中局绝不过问。那时扬帆已同胡立教两人从皖南突围到军部。扬帆任军部军法处副处长兼盐阜地区保安处长。军部答应了我的要求，同意我住盐阜保安处，吃他们的饭，住他们的房子。”

李一氓过起了悠闲的生活，每天以读《资本论》聊以。其间，他在扬帆处认识了从苏中抵盐城不久的顾准。在交谈中，李一氓感受到顾准在经济学领域的超凡才华。正是这样的缘起，李一氓调任淮海行署主任后，特意将顾准调到淮海区负责财经工作。

这年秋的一天，李一氓得到通知前往华中局开会。会议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召集，委员、饶漱石、曾山均到会，还有其他列席人员。李一氓到场后感到气氛有些压抑，大家的神情也较为严肃。他很快便意识到，这是专门为他开的会。刘少奇代表华中局说：“华中局认为李一氓同志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态度和自由主义，应该在组织上给予警告处分。中央已经批准了华中局的建议。”李一氓没有任何申辩，并对皖南事变中个人的处置不当做了检讨。大家对李一氓亦作了批评。刘少奇宣布，给予李一氓口头警告处分。处分是最轻的，有点象征意味。李一氓自然是坦然面对。他觉得那么多战友血染沙场，自己已是幸运者了，就是有点委屈也算不上什么。

1942年1月20日，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阜宁单家港小学召开。会议历时45天。华中大部分战略区的党政军领导莅会。会议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可谓空前。会议期间，李一氓被告知，华中局决定调他前往淮海区工作。这样，他便结束了长期的闲处状态。

淮海区当时与盐阜区合称为苏北战略区，北与山东根据地相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的金明当时任淮海区党委书记。而李一氓则任淮海区行政公署主任兼区党委副书记。会议之后，刘少奇奉调回延安工作，李一氓便随其一道北上赴淮海区履新。

新的环境，新的同事，新的工作，对李一氓都有极大的吸引力。李一氓可谓满腔热情地投入其间，一段时间蓄积的能量亦随之得到释放。工作让他心情释然，淮海区也成了他的用武之地。当年在皖南时，李一氓的战友胡立教以后曾如是说：“一氓赴淮阴时，正值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相持阶段。新生的淮海区抗日民主政权面临敌伪的武装进攻、夹击和经济掠夺的严峻形势。在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环境中，一氓与淮阴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为巩固根据地，建设解放区，保障供给，支援前线，耗费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段虽然有些抽象，却也较为准确地总结了李一氓在淮海区的贡献。

作为行政公署主任，李一氓面临的是一个百端待举的局面。但他依然有着很深的文化情结。他既是一个政治家，却更是一位文化人。所以在淮海区他从事着大量的文化活动与实践。

李一氓主政淮海其间，组织成立了淮海实验京剧团以及各县文艺团体。各艺术团体演出很多抗战题材的地方戏，形成浓烈的艺术氛围。他十分倡导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早年的淮海戏仅是民间艺人走村串户卖艺为生的一种小戏曲，不登大雅之堂。一次偶然的机会，李一氓发现这种地方小戏很有群众基础，如加以改造将会为抗战的文艺宣传发挥积极作用。以后经李一氓的热情扶持，该小戏逐步演变成为深受淮阴地区群众欢迎的地方剧种淮海剧，而且成为江苏的六大地方剧种之一。

李一氓不仅是根据地文化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热情的活动家，而且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诗人。他酷爱诗词，尤其擅长古体格律诗。1942年底，在反扫荡斗争中，李一氓写下了“琴书零落诗人老，慷慨生平付马蹄”的诗句。一方面反映了敌后斗争的艰难性，记录了不断转移、颠波的战斗生活；另一方面以诗言志。作者扬鞭催马，驰骋疆场，投身抗战的慷慨激情跃然纸上。

1944年，新四军三师在淮海区取得了高沟、杨口战役的胜利后，在汤涧召开祝捷大会，同时祭悼牺牲烈士。李一氓在会上触景生情，他联想到1941年的皖南事变，遂作诗一首：“北渡三年多战绩，南征残腊有冤魂。徐扬淮海空余子，青史难淹新四军。”

“青史难淹新四军”，浩然大气，跌宕磅礴，充分彰显了新四军的光辉历史，也体现了诗人对新四军的一种特别情怀。

在战争艰苦环境中形成的战友、同志之情胜乎手足，这种感情在李一氓的诗中亦有体现。一次，李一氓到淮南军部开会，会议结束后因连天阴雨，不能返回。战争年代人各东西，难得相逢，于是大家多聚几日，十分惬意。为此李一氓词兴大发，吟出“消磨十日，平生快意”，“抚鞍欲上踟蹰久，转被淋漓相误”句。意境深远，回味无穷。友情离别诗词在古诗词中屡见不鲜，而李一氓的词却别具风格，真可谓大家手笔。

1944年冬，泗阳县长夏如爱请李一氓为纪念抗日牺牲的将士撰写碑文。李一氓命名纪念地为“爱园”，并用骈体撰写了《泗沭抗日烈士公墓碑志》。其句有：“为鬼也雄，其魂也忠，其志也烈，而其事也可哀已。盖反攻如早，胜利已获，今日动荡之敌后，岂非和平之乡村，今日殉国之烈士，岂非建设之干部耶！”叹息扼腕之情如诉如泣，令人感叹不已。一年后，他重过“爱园”，感慨抗日战争胜利在即，抗日将士长眠地下，遂赋诗《爱园》：“柳国浓绿一春过，爱字题名意若何？漫草壮词留石壁，还从淮水逐胡戈。万花种就江山阔，志士生成肝胆多。风雨六塘堤上下，八年常与国销磨。”

李一氓在淮海区留有很多战地诗，作为他战地生活的真实写照和艺术呈现，同时也注释了李一氓的文化人身份。当年在淮海区与李一氓共事的原淮海区党委宣传部长杨纯曾以一篇诗作忆及李一氓，其中有：“擢英才，用贤能，团结干部舒豁达胸襟。通古今，赋诗文，战火中更挥洒儒雅之风。”此涵盖甚为恰当。

创作《九宫山》背后的真相

1944年，著名剧作家阿英在盐阜区创作了大型古装历史话剧《李闯王》，由八旅文工团演出，取得轰动效应。然而与之相媲美的则是李一氓在淮海区创作的京剧《九宫山》。《九宫山》与《李闯王》同为一个故事，却是两件作品，角度不一，各有千秋。在当时称得上苏北剧坛双璧。

《九宫山》也可谓李一氓艺术创作的巅峰之作，但其创作缘起却有着惊人的内幕。

李一氓到淮海区不久，发现淮海区有不少京剧票友。他们自发演过折子戏，为解决服装问题，就将庙里神像身上的黄袍、红袍剥下，装扮后也有了那么一点意思。此事对李一氓颇有触动。他酝酿在淮海区成立一个京剧团。李一氓将这些京剧票友集中起来，从军队文工团中调一些音乐工作者，同时又在淮海中学抽调一批学生加以培训，最终成立了淮海实验京剧团。李一氓还发现了一个民间艺人，用他的话说：“他的本事可大了，能唱能做，能文能武，熟悉各个行当的腔调。在乐器伴奏上能打能拉。”此人叫方樵。李一氓将其调进京剧团担任导演。但困惑李一氓的问题是：行头哪里来？李一氓对京剧团的关心可谓察细入微，事必躬亲。作为行署主任，他决定动用一下权力，来为抗战的艺术开展创造条件。

其时，在淮海之北的新浦镇，有几个社会关系一直帮助根据地卖出粮食、油料、生猪，买进医药用品和布匹等军需物资。李一氓交代京剧团详细开了一张所需行头的单子，然后通过这几个关系到敌占区购买，结果在北平、天津买到了两副完整的戏箱运回淮海区。李一氓非常高兴，干脆又置办了可随时拆装的舞台装置，以及用朱红缎子做的华丽大幕。舞台是在野外露天搭建的，还配有照明的汽灯。对于一个在根据地刚成立的剧团来说，这些设备足以让大城市专业剧团羡慕。

灯火通明，锣鼓喧天，一出出传统折子戏和大戏便拉开帷幕。《失空斩》《汤怀自刎》《风波亭》《三打祝家庄》《打渔杀家》《辕门斩子》《女起解》《拳打镇关西》等纷纷亮相。反映根据地生活的现代戏《懒龙伸腰》《反正》《三星落》亦陆续排练上演。淮海军民有幸大饱眼福，敌后文化生活因此丰富多彩。

但是事情却出现了变化。有人悄然向华中局告状，称李一氓在淮海区“不艰苦奋斗，买行头，唱旧戏……”李一氓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而此“罪名”可大可小。以后李一氓说：“骑虎之势已成，总得想个办法对付过去。千幸万幸，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已由延安广播。敌后别无参考书可得，就凭这篇文章内容，我闷声不响，连人物和故事情节，敷衍成一出京剧脚本，定名《九宫山》。”

当然，“敷衍”为李一氓的自谦。但《九宫山》的创作却有如此惊险背景，要不是若干年后李一氓自己的披露，外人是无法想象的。

《九宫山》剧本对李闯王领导的农民起义几经挫折取得胜利的经验和进京登基后骄傲自满、贪图安逸又遭失败的教训作了充分的反映。初稿完成后，李一氓特地派沙惟带上《九宫山》剧本，到盐阜区阿英处征求意见。阿英看后对沙惟讲：“历史只作为依据，不能违反，但我们搞的是戏，不是史学”。阿英认为《九宫山》的创作是成功的，并且是对京剧改革的一大贡献。

《九宫山》与《李闯王》同出一辙，然而又有不同侧重点。《九宫山》主要侧重于李自成兵败的经过和教训，揭示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李一氓在剧中让人们看到闯王进京后，部队的所作所为，以及闯王的自满自得，在人民群众的心理天平上一步一步地倾斜下去，最终导致兵败九宫山的悲剧。李一氓对剧团动员并讲解创作意图时说：“排演好这个戏是革命的任务，是党中央、的号召，要记取李闯王农民革命的历史教训。”《九宫山》由淮海实验京剧团排练演出。李一氓从剧本创作到排练、演出，无不倾注极大精力，他经常到排练场看望团员，在排练时还亲自打板鼓，担任指挥。在剧团团员心目中，李一氓不像是行署主任，而更像是他们的团长兼导演。

《九宫山》在淮海区演出后，反响十分强烈。李一氓很快安排剧团到阜宁三师师部演出，师长黄克诚给予高度评价。之后，李一氓才向华中局报告，为了配合延安要求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而创作《九宫山》，并调剧团到淮南黄花塘军部演出。李一氓说“反正《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写的，是中央作为整风辅助文件广播给各解放区的。这个《九宫山》就是根据郭文改编成京剧的。无论如何政治上站得住脚。请华中局和军部全体同志看一场戏。所幸华中局没有追究下去，我亦就不便辩白什么了。”

一次奇特的告状，成就了一出大戏。李一氓以后每每忆及，不禁哑然失笑。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由此可见。

李一氓此后陆续担任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苏北行政区临时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和中共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岁月里，在李一氓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可见他的文化踪迹。 （编辑：党亚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