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思想的跨文化启示

从欧洲的角度来说，19世纪的问题是经济，而20世纪以来的问题是文化，或者说是价值观的问题。实际上，不仅欧洲是如此，对于从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的边缘国家更是如此，虽然他们也还面临着欧洲已经解决了的普遍生存问题。但文化（或曰民族价值观）问题涉及国家或民族形象的重塑，到了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当欧洲放弃了公开的经济侵略，而以文化侵略的方式试图统治世界的时候，后发国家的文化身份危机就越发突出。因此，所谓“跨文化”就成为我们重新寻找文化身份定位的一个重要策略。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强调文化沟通，但却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区，最典型的就是“寻根”说。当我们面对纷纭复杂的异文化类型的时候，失语的恐惧成为文化研究的主导心态。跨文化研究需要一种方法论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再次读到程正民先生的巴赫金研究著作《跨文化研究与巴赫金诗学》时，觉得这一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回应。

一

在20世纪欧洲的文化研究大背景下，巴赫金并不是一个以法兰克福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著称的人物，他一直自称“哲学家”。但巴赫金却又不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是20世纪语言论哲学框架内的哲学家，尽管他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影响，但与康德、黑格尔不同，他的哲学是以“事件”为基础的。在他这里，所有哲学问题都在事件中显现，或者反过来说，只有事件才能结晶出哲学问题。但巴赫金所关注的事件又不同于西欧文化研究学派的历史事件、社会文化事件，他所赖以建立其哲学思想的是民间文化“事件”和文学“事件”。对具体社会事件的疏离当然是苏联高压政治时期的无奈之举，但更主要的是，巴赫金发现了民间文化与文学叙事之间的隐秘联系，这就是“对话”，即消解绝对主体的哲学诉求。民间文化的对话立场不难理解，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人类文化进化史上不断被改造、被舍弃的部分，新的群居生活方式（城市）、新的经济模式（资本运作）、新的社会规则（契约法律）等，都要求在较为原始的群居时代所形成的民间文化退隐。因此，民间文化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本来扮演的就是边缘角色，一直被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话语所压制；从压制者身上当然不会产生对话动因，而只有被剥夺了发声权利的一方才会主张挑战性对话。那么，文学叙事的对话立场是从哪里来的呢？巴赫金是这样理解的，他说：“文学在自己的内容里反映着意识形态视野，亦即异己的非艺术的（伦理的、认识的等）意识形态构成物。不过，文学本身在反映这些异己的符号的同时，也创造新的形式、新的意识形态交流符号。这些符号，即文学作品逐渐成为人们周围的社会现实的实际的一部分。在反映某种在它们之外的东西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意识形态环境中有自身价值的特殊的现象。它们的用处不能仅仅归结为反映其他意识形态要素的辅助的技术作用。它们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作用和自己折射社会经济存在的类型。”[1]也就是说，文学不是如传统所理解的只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介入现实、宣示自己的存在，将这种存在变为现实的一部分，其实际的效应就是挑战现实（伦理的、认识的等）。巴赫金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他刻意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作为对象加以研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作品与民间文化的隐秘相通之处，即由民间的狂欢节文化抽绎而成的狂欢式结构，在这两个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艺术的共鸣―――“复调”和“粗鄙化”。可以说，巴赫金的对话哲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学与文化事件之上的。―――而这些，正是由程正民先生所概括而成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程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专注于巴赫金的研究，是国内最早从巴赫金的思想中抽绎出其“文化诗学”的学者，也是最早系统阐述其文化诗学理论的学者。此前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巴赫金对民间文化及其相关诗学的论述，如吴元迈、钱中文、夏仲翼等先生，都对巴赫金的文学理论进行过诸如从历史功能、叙事功能等角度的论述，也提出过狂欢化诗学、对话诗学等概念，但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国外的研究者对巴赫金的文学理论也有过不同的命名，如历史诗学、社会学诗学、语言诗学等，但在程先生之前还没有人从“文化诗学”的高度对其加以系统的研究。

程先生进行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的时候，正是国内的文学批评界发生“文化研究”转向的时期。但这种转向明显受到欧洲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这两个学派其实是社会学学派，而不是文学批评流派，但在中国的整体文化氛围中，社会学却基本上没有社会市场。因此，它只有借助于文学艺术的批评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这一点也成为大量文学研究者的突破点。但这同时也就产生了两个倾向，一种倾向是把文学研究变成社会研究，当年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出现时大量学者致力于建立的“文学性”维度被消解了；另一种倾向是“泛文艺化”，即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样的道理，“文学性”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在这种态势之下，如何寻找文学立足的根基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程正民先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从巴赫金的繁多理论中抽绎出了其“文化诗学”的线索，为当时迷茫的文学批评提出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方法论框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开时代整个文化语境是无法理解文学的。既不应该把文学同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该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同社会经济联系起来，后者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第二，在关注文学特性的同时，要看到，各种文化领域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必须重视各种文化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问题，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和最有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各种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各个文化领域的封闭特性之中。第三，要重视民间文化潮流对文学的重大影响。不应当把时代的文学过程归结为文学流派表面的斗争，归结为报刊的喧闹，要揭示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民间文化潮流对时代真正宏伟文学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深入揭示伟大作品的底蕴。”[2]当年的文化研究转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的是一种民族文化身份重塑的严峻问题，但这里面存在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文化重塑并不是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可以解决的，社会文化出了问题，不能仅仅把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症候来看待；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功能决不在一时一事，它不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配合形势”的东西，毫不夸张地说，文学是人类文化良性存在的载体；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建设，以呼奴唤婢的方式来看待文学，是无法解决社会文化的根本性问题的。―――但20世纪的文化批评的“短见”就在于此。因此，让“文化”回归“诗学”就显得格外重要。巴赫金曾在论述文学作品的构成时说：“对审美的理解，不能通过直觉或经验的途径从艺术作品中予以获取，那样的理解将是幼稚的、主观的和脆弱的。为了取得可信而精确的自我界定，审美必须与人类文化整体中的其他领域进行相互的界定。任何一种文化价值、任何一种创作观点，都不能也不应停留在简单的实录纯粹的心理事实或历史事实的水平上。只有在整体的文化内涵中进行系统的界定，才能使文化价值克服单纯的存在性。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3]巴赫金这篇文章写于1924年，它主要针对的还是此前盛行一时的形式主义而言，但这个思想的内在意义被程正民先生在“文化诗W”的框架内重新整合起来，为我们自身的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导引，即怎样让文学在文化研究的结构之中彰显其存在的独立价值。

二

就在程先生研究巴赫金文化诗学的同时，借助于巴赫金的文化研究思想，他也在思考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产生这个思考的契机是另一位中国民俗学大师的存在，巧的是，程正民先生的巴赫金研究得到了钟敬文先生的关注，并且是在钟先生的提议下，程先生将最初的一篇论文最终演绎成了论巴赫金文化诗学的专著。程先生在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过程中，对作为本系耆宿的钟敬文先生照顾有加，他见证并参与了钟先生为北师大民俗学学科的建设所做的大量工作，因此，对钟先生的学术思想深有了解。在对巴赫金和敬文的思想进行了对比研究之后，程先生发现：“他们对文学和文化关系的思考，对文化诗学的思考，竟然十分相似。比如说，他们都认为传统的文艺学只概括上层文学不概括民间文学是偏狭的；他们都认为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互动的整体，在社会转型期下层文化对新文化的形成有激活作用；他们都认为狂欢是人类生活中具有一定世界性的文化现象，等等。而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也都强调实证的态度，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和研究者的民族意识，等等。”[4]尽管钟敬文先生并不是如巴赫金那样的哲学家，他的贡献在于为中国民俗学发展所做的工作，但他的文化研究思想却与巴赫金形成了隐秘的沟通，他们对于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关注，从本质上都源于“对话”的精神。程先生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完成了他的长篇论文《文化诗学：钟敬文和巴赫金的对话》[5]。

但是，在我看来，程先生对两位思想家的研究，其意义不在把钟敬文先生的思想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理论进行了对比研究，重要是这种研究本身所体现的跨文化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即它为我们国内在当代的文化建构过程中应当如何理解作为民族精神载体的“文化”，以及如何让这种文化保持应有的活力而进入良性更新的状态。

首先一点，两位思想家对民间文化与文学的重视，实质在于对“事件”的本体论认识。在民间文化与民间文学的“事件”之中，才能充分体现存在的最活跃形态―――狂欢性。作为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对民间文化的重视自不待言，关键是他关注的是其中透露出来的狂欢精神，如程正民先生所概括的，他“特别看重其中那种与世界性狂欢活动相似的精神内涵。这种狂欢的精神内涵一方面指的是通过狂欢表现出来的心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激情，一方面指的是把社会的一些事象颠倒过来看，对僵化的制度、秩序和规范进行嘲讽、抨击和反抗”[6]。在钟敬文先生看来，民间文化作为被正统文化压抑的对象，却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起着一种保持活力的作用，它正因为被压抑，所以有反抗，因而天然具有了颠覆性。所以，他强调民俗学的研究就是要“亲身去考察、记录活着的社会事象”，要研究“现代社会中的活世态”。[7]“事件”的重要性除了它的否定性之外，还存在着它的肯定性的另一面，因为如果它只具备否定的功能，其本体论意义就不复存在。在巴赫金看来，事件与生命是一体的。所以他说：“生命只有联系具体的责任才能够理解。生命哲学只能是一种道德哲学。要理解生命，必须把它视为事件，而不可视为实有的存在。摆脱了责任的生命不可能有哲理，因为它从根本上就是偶然的和没有根基的。”[8]这里“责任”这个词的译法有点问题，其实俄文的“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应当理解为“回应性”[9]。因为汉语中的“责任”概念是单向的，一方对另一方负责，而巴赫金的本义却是指的双方共处于一种联系之中，这种联系是没有主客之分的，而“事件”就是这种联系的存在形式。因为有了这种与“他者”共存的联系，单独个体的偶然性才成为一种共同存在的必然性。所以，对民间文化的看重，并不是要消灭日常的正统文化，而是通过对共同“事件”的参与，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这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就是，一种文化个体只有进入与他种文化的关系之中，才能表现出自己的存在价值。

程正民先生研究的另一个启示是，他将巴赫金与钟敬文这两个本来并不相关的思想家放在同一个文化研究的平台上进行研究，这本身就体现了“文化”的特性―――边际性。无论研究巴赫金也好，钟敬文也好，根本的目的是寻找文化存在的本质形态，他们之间的所谓隐秘沟通恰好说明，所谓的民族文化其实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尽管它看上去总是独具特色。巴赫金指出：“不应把文化领域看成是既有边界又有内域疆土的某种空间整体。文化领域没有内域的疆土，因为它整个儿都分布在边界上，边界纵横交错，退于各处，穿过文化的每一要素。文化具有的系统的整体性，渗入文化生活的每个原子之中，就像阳光反映在每一滴文化生活的水珠上一样。每一起文化行为都是在边界上显出充实的生命，因为这里才体现文化行为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离开了边界，它便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就要变得空洞傲慢，就要退化乃至死亡。在这一含义上我们方可说，每一文化现象、每一单独的文化行为，都有着具体的体系；可以说它连着整体却是自立的，或者说它是自立的却连着整体。”[10]程正民先生的对比研究实际上是完成了巴赫金这段话所隐含的启示：巴赫金也好，钟敬文也好，两个人的思想代表着两种“文化”，而这两种文化含义的相近性，说明了文化的“系统整体性”，也可以叫作边界溢出性。一种文化的边界只有保持在溢出状态，或者说，一种文化只有始终保持“边际性”状态，它才处于生命状态，一旦它的边界封闭，发生了向内转的倾向，看上去是在建立自己的传统根基，但实际上却是在退回到它的原初状态，也就是退化，而不是“内在”自信。因此，跨文化研究的前提是承认文化的边界开放，并努力建构一种边界敞开的文化。一种文化只有克服自身的“自我中心错觉”倾向，换句话说，只有破除仅在自身寻找身份稳定要素的倾向，才能使之成为真正具有活力的文化。

从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这可以用巴赫金提出的“外位性”概念来说明：“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但也不是全部，因为还会有另外的他人文化到来，他们会见得更多，理解得更多）。一种含义在与另一种含义、他人含义相遇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含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这种对话消除了这些含义、这些文化的封闭性与片面性。”[11]在认识论意义上，异文化之间的外位性是如此；在方法论意义上，研究者的外位性也是如此，因为研究者总是站在自身文化的角度来面对异文化形态的，如果他采取的是否弃异文化而坚守自身文化的立场，便会处在一种丧失了外位性的境况；如果他采取的是寻求沟通与能量交换的立场，则会进入巴赫金意义上的“外位性”情境，双方的文化边界便会处于敞开状态，从而使研究成为对自身文化有建构性意义的研究。这也是程正民先生这本《跨文化研究与巴赫金诗学》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巴赫金文学思想》（13AWW002）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张捷译，见《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2]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页。

[3]巴赫金：《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晓河译，见《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4]同[2]，第236页。

[5]程正民：《文化诗学：钟敬文和巴赫金的对话》，《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部分内容体现在《跨文化研究与巴赫金诗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中的第三节。

[6]程正民：《跨文化研究与巴赫金诗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

[7]钟敬文：《〈民俗学入门〉序》，见后藤兴善等著：《民俗学入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8]巴赫金：《论行为哲学》，贾泽林译，见《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9]БахтинМ.Кфилософиипоступка//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в7томах，т.1，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русскиесловариязыки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2003，с.51.

[10]巴赫金：《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晓河译，见《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24页。

[11]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晓河译，见《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