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黄平旧州乐氏入黔初考

导 言

江西抚州金溪乐氏自明初进入贵州。笔者十四世祖乐益章于清乾隆初年迁入贵州黄平旧州，与三百年前入黔之乐氏不同门。但是，同为金溪祖籍，两支黄平乐氏不仅同宗，而且乐益章很可能是追随早年乐氏入黔之足迹而来。乐益章入黔后在黄平旧州娶妻生子，其后人至十六代（洪字辈）始出现外迁趋势，恐与经商和“苗乱”有关。本族十七世祖乐永隆（海平）经商致富，在移居贵阳前，已在湖南洪江置办家业，后专门指派三子嘉芸（书臣）常驻洪江打理。乐氏共有十三人葬于洪江，其中十一人为嘉字辈及女眷。是以洪江为乐氏祖居地之说，并非指入黔之前的祖居地，而是后来家族商业扩张及外出避难的产物。

本文主要参照《乐氏来黔谱略》（简称《谱略》，下同）。《谱略》由李芳、庞思纯整理，王尧礼校订。该稿系以北京乐光启提供《乐氏来黔谱略》（乐嘉藻手书）整理，参考贵阳乐光毅提供《乐氏来黔谱略》（乐森彬稿本，乐嘉藻审定）补充。三位贵州文史专家在其他方面也对本文的写作助益良多。笔者于2016年7月对贵州黄平与湖南洪江进行了实地考察，其观察和思考对本文的写作亦有所帮助。还需说明的是，《谱略》中对年代记载有诸多错误或省略。特别是十四世以上，年代错误甚多，说明亦过于简略。最明显的错误也引起乐嘉藻的注意并留有眉注（第九世至十二世生日相距二百三十三年，“仅过三代，其中必有错误”）。这一现象也从侧面说明，乐氏于十七世经商致富以前皆为布衣，许多代家境贫寒，以致二百余年间家谱都无法认真撰写传承。更为详细准确的资料有待于今后对江西金溪乐氏研究成果的发掘。

黄平乐氏

根据《谱略》所载，十四祖益章公为“入黔始祖”，“葬于黄平州旧城东门外凉伞坡”（今贵州省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黄平县旧州镇）。从十四世上溯，一世葬于江西金溪蔡溪弦上乐公山，六世九世葬于虎山，《谱略》未记载二世七世八世墓葬地；最重要的是，三世至五世及十世至十三世共七代先祖均葬于金溪县南原山。据此，乐氏入黔是在十四世这一代人之内完成的。

这一发现澄清了一个误传，却也引出一个新问题。以前在家族内流传的说法是，江西抚州乐氏离赣入黔之间，曾有若干代人在湖南洪江居留。《谱略》对十四祖以上墓葬地的记载对此作出了澄清。十四祖直接由赣迁黔带来的新问题则是：其跨省迁徙是否同时具有明确的目的地？乐氏入黔并非出于屯垦戍边一类的“政府行为”，乐氏在江西亦非商贾。两者引发的人口迁徙一般都具有比较明确的目的地。而乐益章为什么从江西金溪直奔贵州黄平，向西跨过比江西和贵州都更为富饶发达的湖南？或者为何没有选择南下两广福建，走一条更为便利的华夏民族自秦汉统一以来的迁徙路线？显然，乐益章没有选择更为“理性”的移民路线，跨省来到比江西更为“落后”的贵州，其目的地是明确清晰的。但是，到底贵州对他有何吸引力呢？

关于空间的疑问还得回到时间中寻找答案。乐益章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卒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其父乐以成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卒于雍正五年（1727年）。以成近四十岁才得益章，且为独子，显然家境贫寒，家道衰微。以成四十几岁便撒手人寰，生前先娶有刘氏，后继妣李氏，二者均葬于金溪杨家背山（与十世祖母王氏同地），但《谱略》未注明两位的卒年。益章五岁丧父，要么与寡母相依为命长大成人，要么靠族人收养抚育成人。

乐益章的血亲关系非常简单，只身一人，有利于远走他乡。他的姻亲关系同样如此。如果已婚特别是有幼儿在金溪，除非出现生存危机，一家远走贵州是难以想象的。《谱略》记载乐益章仅娶有潘氏一人。潘氏生于乾隆某年（原谱不详），但即使按乾隆元年算，也比丈夫小十四岁。在黄平一带，潘姓乃苗族大姓。另外，《谱略》所载一至十三世母系姓氏共有饶氏（三人）、曾氏（二人）、黄氏、柱氏、陈氏、王氏、艾氏、赵氏及前述刘氏、李氏，在祖居地金溪未有潘姓女子入谱（母系祖先待另文讨论）。所以，潘氏应为黄平人，是益章到黄平后迎娶的。

乐益章与潘氏生有五子一女共六人，但除了四子大元注明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外，余均未注明生辰年月。根据以上种种进行合理假设，乐益章应是乾隆早期即十八世纪中，以未婚身份入黔。同样重要的是，他不太可能只身一人出走。以当时江西到贵州旅途之艰险，未婚贫穷的乐益章很可能是跟随金溪乐氏族人入黔的。这种目的地明确的跨域追踪（宗）迁徙不仅与华夏民族移民历史规律一致，而且也有具体的现实可能性：金溪乐氏早在明代就已入黔。

黄平县潘洪波先生作有《黄平乐氏一门》，分上下篇在《贵州政协报》发表，并附有乐氏家谱影印件一页。这支来自金溪的乐氏出身武门，于明洪武年间派驻湖南靖州，至永乐年间又迁至贵州镇守苗疆，解甲归田后定居黄平。其后人主要居住在现黄平东坡沙井村一带，其中还有改“岳”姓的一支住在离沙井村不远的现施秉县干溪村。我和胞弟乐镭于2016年7月21日在黄平县政协文史办主任的带领下曾到访沙井村，拍到乐氏墓碑两个。乐氏虽已无后人在此山村居住，但当地人尚有知道乐氏墓地并带路探访者，甚至还提到一座叫乐家山的坟山。这些都与潘洪波所描述的情况一致。其实我们本来去黄平就是看看旧州，但黄平的朋友们热心相助，主动提出再带我们去看看另一处乐氏祖居地。他们依据潘文甚至认为，沙井一带的乐氏很可能是十七世祖乐海平之前的乐氏祖居地。由于其历史早于旧州，对乐氏家族史研究的意义更大。

黄平友人提供的信息与潘洪波的文章，由此引起我们对沙井村的实地考察，同样产生了双重效果。我们不仅找到了解释乐益章入黔的最重要的线索，同时又发现了潘洪波一文的关键错误。潘洪波看到的族谱非本门乐氏族谱，他文中的十几个乐氏先人在《谱略》中没有任何记载。他在未搞清楚此乐氏非彼乐氏前，将乐海平以降本门乐氏衔接到这支早在明代就已入黔的乐氏谱系中。可以想象，潘氏手上的族谱并未包括乐海平及其后裔，却非要把他们加进去以完成他既定的文章主题，其牵强附会以致行文不畅，倒也说明问题。我与潘先生未曾谋面更无私怨，但作为乐海平的五世嫡孙，又以学术为业，我于私于公都必须立此文字予以澄清。

在指出潘文谬误的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潘先生。潘文的价值就在他的“真实发现”：让我们了解到金溪乐氏还有一支，早于乐益章三百年就到了贵州。他们很可能就是最早到贵州的金溪乐氏前人，在这三百年间，可能还有更多的乐氏宗亲离开金溪前往黄平。乐益章虽非沙井村乐氏后人，却是这支跨省跨世纪的移民队伍中的一员。当然，这仅仅是合理推测。进一步的研究必须始于江西金溪。

洪江乐氏

《谱略》对洪江的记述远比前十三世居住地金溪详细。《谱略》后附的乐氏入黔后的墓葬地一表中，葬于洪江的族人（包括血姻女性）共十三人，仅次于黄平旧州。最早葬于湖南会同县洪江司鱼梁湾义地的是十六世洪字辈的乐洪猷以及两位妻子。十七世永字辈（即笔者太祖海平公永隆一辈）仅一人，即永庆妻陈氏。余者皆为嘉字辈。乐洪猷卒于光绪元年，曾与长子永N一家在湖南常德“避难”。常德位于沅水――舞阳河通道的起点，旧州则是这条入黔水路要道的终点。乐氏可能最早从洪字辈就开始经商，到十七世永字辈生意已相当发达。洪江地处水（入贵州后称舞阳河）入沅水之五省通衢要道，乐海平一族在咸丰年间就已在洪江置业。同时，光绪之前在贵州曾爆发大规模的“苗乱”，史称“咸同之乱”。乐洪猷一家至常德“避难”的“难”应是特指“咸同之乱”。乐氏在洪江置业，既是商业扩张的必然结果，也是躲避贵州社会动荡的必需。

我甚至推测，社会动荡是推动乐氏商业扩张的原初动力之一。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战乱都是一次社会的大洗牌，战乱结束带来的不仅仅是和平，而且是天下太平后出现的大量商机。而能够平安渡过战乱并抓住商机的人，常常独领―毕竟有更多的同代精英，或死于战乱，或避走他方。乐海平极有可能在躲避贵州境内“咸同之乱”中，就在不断寻找商机。天下大乱，纲常无序。东有太平军，西为“苗变”之乡，地处交通要道的常德、洪江却在湘军控制下，不仅为避难的乐氏族人提供了栖息之地，也给他们及其后代带来了人生重大的转机。这就是从传统务农转向近代工商业。

沅水――阳河通道终端的黄平旧州，从明代起就聚集了汉人移民。旧州至今保留了一批明清时的古建筑，其中竟有一座天后宫―也就是起始于福建湄洲岛、遍及中国沿海、远至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妈祖庙。旧州天后宫兼作福建会馆，可见舞阳河已将深入内陆的黔东地区与近代全球贸易体系连接起来。旧州吸引汉人移民的首先是那里平坦富饶、旱涝保收的耕地，还有景色秀丽、温和宜人的环境。汉人移民无论来自有组织的戍边还是家族式的迁徙，定居务农置业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尤其在贵州这样的偏远地区，移民的最初梦想是当地主，而非商人。但是，当战乱与动荡打断了现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时，聪明的实干家如乐海平者，便能转“危”为“机”。

乐氏墓葬地透露的就包含有这一转变的信息。旧州的土地房屋等家产是搬不走的，人到了洪江便发生了角色转变，从土地经营者变成了商人。转变本来可能是渐进的，从道光年间就开始了。但是，“咸同之乱”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乐海平的长子乐嘉藻于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历应是1869年初）在旧州出生；不到三年后的同治十年（1871年）九月二十九日，次子乐嘉荃诞生于洪江。就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乐海平将全家搬到了洪江（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乐家在嘉藻出生前已在湖南境内居留避难多年）。我目前还无法确知乐海平是何年何月迁居贵阳的。《谱略》没有记载三子嘉芸和四子嘉芹的出生地。根据乐光毅所述，其祖父乐嘉芹是在贵阳出生的。乐嘉芹出生于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十五。“咸同之乱”始于咸丰四年（1854年），同治十一年（1872年）被平息。所以，乐海平应该是在光绪初年举家移居贵阳的。

光绪初年乐海平回到旧州时，那场持续了近二十年的动乱终于被清军血腥地镇压了。旧州的家产总会有些损失，但比起冲突造成的社会分裂与民族仇恨来，却又算不上什么。另一方面，乐海平已经通过经商积累了相当的资本，到贵阳去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顺理成章。从家庭安全和子女教育着眼，贵阳更是“人往高处走”的首选之地。另一方面，黄平旧州毕竟是乐益章入黔后五代人的故乡。乐家在此经营有年，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其社会关系已成为无形资产。对此乐海平心里肯定难以割舍。旧州乐家老宅距舞阳河码头仅一箭之地，站在那里思考家族的过往与未来，正可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交集点。东去的舞阳河将旧州与洪江连成一体，并经常德、武汉融入近代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工商现代化进程。西去贵阳则是这一现代化进程的下一个高地。从旧州沿舞阳河东下到洪江，促成了乐氏由务农到经商的转变；由洪江返回旧州，乐海平已不可能弃商务农。旧州乃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汉文明飞地，靠经商而致富的乐海平要进一步提升乐家的社会地位，就必须进一步积累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源。到了省府贵阳，他更便于为子女谋划，开启他们读书入仕的人生旅程。

再访洪江：乐嘉藻的两段眉批

《谱略》的史料价值包括乐嘉藻本人的数段眉批，其中最有价值的两段讲述的是乐家在洪江的故事。第一段附在乐嘉藻的堂伯父乐永N名下，现全部抄录如下（人物姓名后为笔者加注与乐永N的关系）：

伯父善居积，避乱至常德，累D数千金。有妹嫁杨氏，随至常德，辛酉之岁，伯父母相继卒，洪猷公（永N之父）以毛氏祖母（永N之母）言，命杨入总家政，夫妇骤得志，恣肆无忌，于是诱嘉梁（永N养子）鬻之郑姓二女为童养媳，小者仅三岁，痛哭抱去，行道伤之。洪猷公以无子纳许氏，甲子生永正叔，不堪杨氏之毒，丙寅向乞得绵花一船，携眷来洪江，依吾父以居。绵花托吴虎臣姑父鬻去，得六十二金，用罄，赖族姻资助度日。壬申吾家析产，吾父与堂兄提二百金，存吾父处，周年息二分，为洪猷公养老之费。年（原稿不详），永正叔始将银全数提去，嘉梁后逃归吾父处，伯父血食赖以不斩。二女在常德白河，甚穷苦，杨夫妇旋回黄平，亦冻馁以死。此皆吾母亲见之事，以告诸字书之，以见有家者大权不可旁落。而杨氏吞人血产，卒不获其死，尤足为子孙大戒云。嘉藻附识。

乐永N三十四岁时病逝，时间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这时乐家在湖南洪江和常德均已置业。一支避难于常德，且有家产数千金。乐洪猷老年丧子本已悲痛不已，却又听信妻子之言将家政大权委以女婿杨氏。洪猷公却也老当益壮，长子永N去世三年后，于同治三年（1864年）又得子永正。但终是不堪忍受杨氏虐待，于同治五年（1866年）弃常德前往洪江，由侄子乐海平收留照顾。参照前述乐海平长子嘉藻和次子嘉荃在此之后数年间分别出生于旧州与洪江，乐氏家族也曾在“咸同之乱”期间返回旧州居住，但最终又不得不再次离开。“咸同之乱”持续了近二十年，期间打打停停，农人还得种地，商人还得买卖，货物还得交换。动乱提高了交易成本的同时，也提升了风险溢价带来的利润空间。用后代高度道德化的语言讲，乐氏恐怕发了不少“战乱财”。

从乐海平在洪江处理旁系族亲（而且是长辈乐洪猷）的家事判断，他不仅财富可观，且待人公平大方，收留了叔父一家，帮他规划养老，甚至收养了堂兄的养子。最有意义的是，乐嘉藻最后专门提到母亲袁氏的家教，以乐洪猷一家（包括杨氏夫妻）的悲剧警醒乐氏子弟。袁氏的父母乃福建上杭人，居于旧州城内。闽西上杭是客家人聚居地，黄平旧州城内有天后宫与福建会馆，袁家很可能是侨居黄平的福建客家商贾。乐海平娶福建客家商人之女为妻，说明他年轻时乐氏已是殷实人家。与福建客家商人结亲，必能帮助乐海平开阔视野，对他未来的商业扩张多有助益。

乐嘉藻的另一眉批则极富文学色彩，读来余味无穷，现全文抄录如下：

洪江唐廷有新宅，理堂兄（乐永庆独子嘉y）赁居之。宅甫落成，而有鬼气，居未旧，伯母室中有乳狗声，移徙不定，遍掘莫能得，吠如故。是年，伯母亡。咸劝兄移避，兄负气不以为意，而鬼声大作，家人入夜团聚一室，莫敢独行，灯花亦忽忽然，若在雾中。日午，鬼啸于梁，男子十余人莫敢登楼。良久，贾勇觇之，则一猫纳首瓮中而鸣，音酷似鬼也。见人跃去，如此者不一。兄忽于暗陬睹一黑人，矮而肥，兄遂攫病，年余益邃。以巫人之言，移居荷叶街土药寺中，数日而卒。嘉藻附识。

在家谱中读到这段文字，始哀叹所述人物之悲剧，继而惊叹作者之神来之笔，最后才意识到文字间透露的史料信息。我和乐镭曾造访洪江古商城。为避暑热，我二人待日落时分方步入古城狭长蜿蜒的石板巷道。在耸立的百年高墙大院间漫步，阴气袭人，时光倒流。行前光毅叔提示，乐氏原有老宅一座，位于荷叶街（与引文同），于三十年代焚毁。为求荷叶街，问了数位老人，其中二人尚记得老城内曾有此街道，但也不知何年何月因何故消失了。在他们所指向的黄昏里的天空，我看到的是岁月的消逝，犹如鬼影。返贵阳后始获《谱略》，读到这段文字时马上联想到在洪江古城的感受。逝者虽去，鬼魂犹在。晚辈似乎明白他们的召唤，以文字还逝者一份真实。

上述理堂公乐嘉y，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卒于光绪五年（1879年），“时在洪江，移柩葬于黄平马院山”。理堂妻吴氏，比亡夫晚三年去世，却与其婆婆陈氏一样，葬于洪江。而理堂的父亲乐永庆，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卒于同治五年（1866年），葬于“安顺府东关大路旁，于光绪乙卯年（1879年）迁黄平西门外安虎塘”。父子婆媳四人均客死他乡，父子在战乱平息后却迁葬祖居地黄平。婆媳则同守洪江―婆婆陈氏还是出生于安虎塘。此外，乐永庆避难没有沿舞阳河而下，去洪江或常德，而是向西去了贵州境内汉人移民比较集中的安顺。其安葬也相对草率，葬在东关大路旁。洪江虽有闹鬼租屋，终是乐氏福地。

乐嘉藻的眉批本身同样具有极高的文史价值。我是家谱外行（《谱略》是我接触的第一部家谱），难免说外行话。嘉藻公乃公车上书举人，旧学根底扎实倒也不奇怪。他讲的鬼故事本身堪比长他一辈的蒲松龄，透彻逼真，言简意赅，实乃大家手笔。但最让我惊喜的竟是这段文字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当嵌入讲究规范而刻板的家谱文体中后，产生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效果。

这一话题却只能留给未来。当《乐嘉藻日记》出版后，相信会有更多人关注这位在近代史占有一席之地的贵州历史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