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伟的“恭王府油画史诗”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李宏伟应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邀请，历时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针对恭王府府邸与花园部分景观的36幅油画写生作品。其油画写生作品是在王府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借用油画艺术的表现形式，结合建筑、园林设计对恭王府府邸建筑、花园景观所做的油画艺术研究，涉及了恭王府历史、恭王府文学、恭王府设计等内容，用油画艺术语言呈现恭王府府邸、花园景观的昔日意境与今日风采。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李宏伟谱写了一组恭王府油画的史诗”，作品有“史”的研究，也有“诗”的意境，更有“史”与“诗”的引申寓意。

“史”的研究

李宏伟恭王府油画写生作品体现了对中国近代史的尊重。

恭王府共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与宣统时期，其中和珅和奕訢都是清朝颇有影响的人物。有学者称“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此言概括了恭王府在清朝中、晚期政治与历史上的重要性。比如作品《藤萝多福轩》，描绘的是府邸的多福轩和种植了藤萝的院落。多福轩是由于室内曾挂满了皇帝赐予的“福”字而得名。这座建筑在和珅宅第曾是和孝公主的住所；恭亲王奕訢居住时，是奕訢正式会见朝臣、接见外国使者的地方，也是用来存放皇帝赐予礼物的地方。

此幅作品精彩之一，是画家李宏伟用拟人的手法，将藤萝的枝蔓表现为扭转、向上的走势，象征生命的旺盛与繁衍；用夸张、奔放的笔触和绚丽的色彩，彰显藤萝花的茂盛与美丽。而李宏伟对画面所用色彩进行了冷色调处理，致使画面整体色调趋于灰紫色。这样一来，为多福轩的庄严、华丽增添了几分历史沧桑的沉重感和难以言表的酸楚，暗藏了一丝忧伤与无奈。据说，恭亲王奕訢就是在这里被迫与英、法列强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因此，作品《藤萝多福轩》还承载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作品《冷峻西洋门》反映的是清朝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以及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涌入，西方文化和被称作“西洋奇器”的科技产品也大量传入中国，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西合璧的设计屡屡可见。恭王府花园中路入口西洋门的设计就是中西文化合璧的范例。它是一座洛可可风格的雕花石拱券门，建造形式受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影响，在皇家建筑之外的私家园林中难得一见。而拱形门上方石匾的设计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形式，“静含太古”与“秀挹恒春”石匾题词则蕴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从画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是画家对西洋门上的卷草纹浮雕以“线”的形式做了勾勒，整体色彩以灰蓝色为主，将写生对象西洋门与天、地联结起来，以体现画面冷峻、庄严、美丽的意境；二是画家对“光”做了一番特别的处理，除了来自西方一束光照耀在西洋门的顶端外，铜路灯里的红色蜡烛在燃烧，好像为这一刻的“冷峻”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光亮。此画引发了我们的想象，它暗含了恭亲王奕訢“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的思想，同时也暗示了“洋务运动”遭到保守势力的抵制而面临的重重困难。

“诗”的意境

奕訢的次子载滢居住在恭王府花园里，他的《云林书屋诗集》中的《补题邸园二十景》是诠释恭王府花园景观最好的读本，为李宏伟提供了最好的写生依据和启迪，并借助诗歌的韵律呈现恭王府花园的昔日美景。

李宏伟恭王府油画写生的多幅作品是在深刻领会、深度解读载滢《补题邸园二十景》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李宏伟尽可能地体味诗句中的描绘意境，体悟王府主人的心境与处境，理解王府主人的生活习惯与艺术修养，并将所有这一切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主客体之间沟通、交流平台，最终通过构图、造型、色彩、肌理等油画写生艺术语言，将所有感受落实到画布上，成为“诗”的一种艺术转化形式，达到“诗”与“画”的有机且完美的融合。

比如作品《浮梁渡羽仙》，描绘的对象是“渡鹤桥”。它是蝙蝠形的“蝠池”右翼边缘的由青石板搭就而成的小桥，虽然不起眼，但是在载滢的诗里却能领略到它的魅力，仿佛是一幅美丽而有寓意的画卷。“虹光映寒碧，浮梁渡羽仙。利涉引幽躅，步虚何翩翩。画板印霜迹，月夜踏苍烟。倒影照银塘，长鸣望青天。舞罢倚栏立，游行闲适然。”李宏伟的《浮梁渡羽仙》表现的就是载滢诗中

描绘的那样，有仙鹤“步虚何翩翩”，另有仙鹤“舞罢倚栏立”；还有仙鹤伫立着，“倒影照银塘”；或者“长鸣望青天”，其景象给人一种安详与舒适的感觉，也是寂静且流动的空间描绘，表现了载滢诗中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虽然这样的“渡鹤桥”景观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复现，但是画家李宏伟通过他的油画写生作品，使得载滢诗里的这番“太平盛世”景象获得了“恢复”。

作品《窗印岚翠影》绘制的是花园东路建筑“养云精舍”与其屋前翠竹。载滢的诗句是这样写的：“屋成云有依，云留屋转静。烟笼琴书润，林閟衣裳冷。风含蘅芷香，窗印岚翠影。不雨亦潇潇，桐阴眠昼永。于焉托闲逸，尘虚自然屏。”养云精舍的建筑立面通体是朱红色，两旁种植了翠竹，房前还有一棵梧桐树。透过时时摇曳、婆娑的翠竹，养云精舍显得十分雅致、幽静，作为花园的书斋再合适不过了。在载滢诗句的引导下，寻找回昔日的美景，再现载滢诗句中的绚丽秋色和“窗印岚翠影”的景色。此画突出养云精舍前的两丛翠竹随风摇曳，呈现出来的“窗印岚翠影”，使得养云精舍的那般小巧、精致与迷人达到了极致。随着载滢诗句的引导而联想到，花园主人时而会有“听雨敲诗”的机缘，也会有“烟笼琴书润”的雅兴情景，养云精舍的室内与室外的意境、寓意融为一体。

作品《鱼鸟相与亲》反映的是载滢诗中：“两水夹长廊，乔柯荫四邻。宜诗复宜画，窈窕花月新。水陆各自适，鱼鸟相与亲。徐行胜摇摆，不系任逡巡。虚舟喻天地，妙语怀古人。”为了赋予画面诗意，画家选择了九只水鸟，有的展翅飞翔，有的翩翩起舞，有的轻轻点水试图踩在水面与鱼儿亲密“交谈”。虽然载滢诗里描写的“两水夹长廊”很难复现，但是“鱼鸟相与亲”的情景却在这里实现了。在这幅美丽的“框景”画里，画面所突出的“水鸟”依次排列形成为一条“波浪线”，打破了湖面微波荡漾所带来的“平静”。以上三幅作品名称均取自载滢诗句。

“史”与“诗”的引申寓意

李宏伟恭王府油画写生作品将“史”与“诗”结合，揭示其深层寓意。

走进紫禁城，有数不清的“龙”；走进恭王府，藏有数不尽的“福”。恭王府的花园又有“万福之园”之美誉，据说，恭王府花园里的建筑上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只蝙蝠，再加上康熙皇帝御笔题的“福”字，总共有一万个“福”。而在这一万个“福”中，只有“康熙御笔福字碑”是唯一的“福”字，隐藏在滴翠岩的秘云洞内，成为恭王府有“三绝一宝”中的“一宝”；而其余的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福”均以蝙蝠造型的形式呈现。

作品《福照全园“福字碑”》，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园林设计再现“池上理山”景观设计的最好范例，而且从中国传统文化寓意上讲，康熙御笔“福字碑”成为这组景观的“亮点”，是花园具有“万福之园”万福里的第一万个福字，可誉为“福照全园”。

作品《框景·“合家欢”》， 画家李宏伟站在“棣华轩”的东门外，东、西两门一开，东西通透，门框框景便成了一幅“画”，画家选择这幅“画”作为他写生、创作的对象，实际上这是一幅画中画。画面呈现的是幸福与和谐的寓意，“一家八口”的白鹅家族恰好“游”到画面的中心，成为重点表现对象，八只白鹅在水中的倒影，使临近湖水泛起微微波澜，在阳光的照射下，水面色彩丰富，这组景象是画家表现得最为完好的地方。远处可见一人正忙着拉网捕鱼，使观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人、自然、各种生物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而联系到棣华轩的深层寓意。棣华轩又有“手足情”之意，是“福”的一种，恭亲王奕訢祈福的目的不就是能够见到这样的“合家欢”的情景吗？恭亲王奕訢在仕途上曾经四次被罢免，五次被起用；在家庭生活方面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幸。他共有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但大半早殇。当他年迈的时候，九位儿女中只剩下次子载滢、长女荣寿大公主和小女儿。在他的心里，始终祈盼着家庭幸福、仕途顺利和国家兴盛。

从“史诗”着眼观看作品，源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评论家吴文科先生的一句感慨——“这是一组李宏伟王府油画史诗”，由此而思、命题而作。实际上，它不仅恰如其分地指出该系列作品的精髓，而且亦成为李宏伟今后艺术道路的探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