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杂忆》及其编者

我与《文坛杂忆》的编者顾国华先生称得上是“神交”，至今尚未谋面。而且，如果不是为了这次撰文上网查看，我还不知道国华先生的本职工作是出纳。不过，每年我和陈平原照例都会收到从“浙江平湖乍浦食品站”这个固定地址邮寄来的《文坛杂忆》一卷，后来更添上多种自印或公开出版的他人著作。当然，在这些书刊中，总少不了国华先生用钢笔工整书写的信函，告知与《文坛杂忆》以及不断繁衍的印刷物相关的编印事宜，并随着交往日久，逐渐增重了个人现实感怀的分量。

到二一四年为止，《文坛杂忆》已出满三十卷。这表明，国华先生投入以之为开端的文化事业已经三十年。而清点我们与他的神交，至今也已逾二十七载。

回溯与国华先生的结缘，实乃凭借了《读书》的牵线。一九八八年，平原正热心为《读书》撰稿，从年初的第一期到第四期，每册杂志都有他的文章发表，其中包括了连载两期的《江南读书记》。大概因为出现频率高以及趣味的契合，平原引起了国华先生的关注。约莫五月底，我们收到了《读书》编辑部转来的一包邮件，内含国华先生寄赠的《文坛杂忆》前三卷。这是一种小楷誊抄、蜡纸油印的文史类笔记集，长开本，仿古线装。卷首有国华先生用墨笔书写的“平原先生教正”，并加盖了“国华持赠”的印章，题赠时间为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

不知这是不是我们最早见到的民间刊物，但《文坛杂忆》肯定是其中最别具一格、书卷气最浓的一种。卷一所录一百七十三则笔记，开卷第一位作者即为我辈熟悉的中华书局著名编审与文史学者周振甫，他的《诗词例话》《文章例话》曾是我非常喜欢的读物。卷末尚有一篇由顾国华署名的《编辑后记》，述其编刊缘起，文辞儒雅。虽然编者藏身“食品站”而非学术单位有点奇怪，但当时我们并没有多想，只觉得古代既有隐于屠沽、隐于渔樵的高人奇士，国华先生以文化人而隐身商业机构，也足可续成佳话。

这篇后记因是随年刊发行，外间难得一见，不妨抄录开篇文字，以见一斑：

比年以来，予经常奔走淞沪浙皖之间，水注云从，获见知于各地文场诸耆老。当其端居多暇，朋从交欢，古往今来，上下议论之际，幸得谬容末席，謦频亲，聆听雅言，颇多掌故。窃思如能将文场之众多轶事趣闻，归纳一处，笔之于书，颇能薰人耳目，启人神智。匪惟珍贵，尤足传流。此区区微意，仰荷周振甫、高君藩、许明农诸前辈，率先首肯，名曰：文坛杂忆。自征稿以来历时期月，乃蒙海内文豪学博，硕德醇儒，踊跃供稿，覃思相助，益深感激。

如此简单的动机，在别人很可能是玩票，兴尽即返；国华先生则是一旦认定，全力以赴，百折不回。于是我们看到，《文坛杂忆》的印制水平越来越高，由起初的油墨不均，变为后来的扫描胶印，字迹清晰。当然，在这背后是资金投入的不断增长。

不同于后来见到的诸多民刊以中青年作者为主力，《文坛杂忆》的撰稿人自始至终几乎是清一色的文化老人。这俨然成为其最大特色，也是国华先生一以贯之的自觉追求。创编伊始，他在《编辑后记》中已自豪地揭橥，“斯编虽微，然作者多为古稀以上至九旬开外之老人，以有限之馀生，作涓埃之益世，却[确]属难得”。嗣后，每期卷末，国华先生都会一丝不苟地编制一份本卷作者简况表。以最后一卷即卷三十为例，除表中所列“姓名”“性别”“年龄”“生卒年月”以及“籍贯”五项外，尚有例行的“备注”，如下：

（一）作者年龄至二一四年计，逝者以卒年计。（二）本表仍以年龄排列先后，本编作者十八人，计一千五百九十九岁，平均年龄八十九岁。（三）拙编一至三十卷作者一百九十一人，计一万六千九百三十岁，平均八十八岁[点]六岁。

其实，如果查看国华先生另外编列、并未公开的《文坛杂忆一至三十卷刊入文章》一表，则可知作者中实不乏百岁老人。甚至如陆立之（1909-2014）先生开始在《文坛杂忆》出现时，已经寿逾期颐。以这样的阵容，尽管国华先生曾力加邀约，我们仍不敢贸然动笔，深恐坏了规矩。

不只是长寿保证了多闻，而且因其人大多为文坛耆宿，所撰之文因此更富史料价值。现代文学史上相当活跃的作家章克标（1900-2007），曾为《文坛杂忆》撰文二十七则（含未刊稿六则），内中即有《关于鲁迅先生》这样对研究者颇具吸引力的题目。素有“掌故大王”之称的郑逸梅（1895-1992），也在该编留下了五则文字，可谓以其身份确定了《文坛杂忆》作为文史类笔记丛刊的性质。如以撰稿数量计，刊出最多的作者乃是王钟琴（1919-2007），总计发表一百零三则（尚有五则未用）；而假如连同未刊稿一并纳入，则拔得头筹的乃属张仲蔚（1911-1998），所作九十二则已刊，二十九则未用，合共一百二十一则。

至于《文坛杂忆》的史料价值，就个人的经历举隅，可述二事。

一九九五年，应大学同学沈楚瑾之约，我为她所在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主编了一套“学者追忆丛书”，其中有《追忆章太炎》（陈平原、杜玲玲编）一种。选文时，《文坛杂忆》也在我的注目取材范围内。而前一年刚刚印出的卷十三中，恰有钱鼎澄（1907-2001）先生撰《追记章太炎师主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一则，因符合我对丛书只收录亲历者见闻的设定而入选。当时不知钱氏为何许人，现由国华先生的列表中，知其为“退休中学教师”，可见早年的中学老师亦不乏饱学之士。

而我做秋瑾研究，对其一九七年被杀后出现的大量文学作品十分关注。特别是《轩亭冤传奇》一剧，篇幅既长，写作时间又早（完稿于同年阴历九月九日，上距秋瑾就义之六月六日仅三个月），且剧名也足以涵括其时将秋瑾之死指认为“冤狱”的舆论取向，故堪称晚清“秋瑾文学”的代表作。并且，此作自晚清至民国，先后以“（神州第一女杰）轩亭冤传奇”“鉴湖女侠传奇”等题名多次刊行，实已蕴含丰富的时代信息。不过，对于作者“萧山湘灵子”的真实姓名，学界长期无人知晓。一九九年代，专治近代戏曲史的梁淑安研究员考证其人为张长，一时被采信，但究以张之出身乃浙江桐乡而非萧山，留下疑点。至二一年，华南师大左鹏军教授根据一九七年在杭州编印的《著作林》杂志中的《诗家一览表》，确认“湘灵子”实为萧山人韩茂棠的别号（《近代传奇杂剧作家作品考辨五题》），一桩疑案至此方有定论。

而二七年初，我在国华先生寄来的《文坛杂忆》卷二十三中，看到了一则《关于“萧山湘灵子”其人》的笔记。由于作者周明道（1936-2013）亲身走访了韩茂棠同父异母弟韩茂梓，日后二人尚有通信交往，故所述“湘灵子”事迹更为确凿与细致：

韩茂棠（一八六八至一九三九），字柏憩，号天啸，笔名湘灵子，海天楼主。清光绪年间中秀才，后来科举废止，他在杭州、嵊县一带做访部（记者），后去上海大同书局当编辑，写过不少文章。因为他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对秋瑾的死表示同情和悲愤，于是写了这首诗（按：指《哭秋姑娘》）。为了免于当时不必要的株连，发表诗稿时即署名“萧山湘灵子”。后来又撰《越恨》和《轩亭怨[冤]传奇》（又名《鉴湖女侠传奇》《秋瑾含冤传奇》）为女侠表功鸣冤。

诚如周氏自言，“这是一则很有价值的史料”。不仅有具体的生卒年，而且，左教授尚有遗憾的“关于韩茂棠生平事迹的其他具体情况，目前笔者所知甚少”（《〈轩亭冤传奇〉作者考》，《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此也多可获解。如左氏未能断定为“籍里”还是“别署”的“天啸”，实为韩氏之号；“湘灵子”之取义，按照周氏下一则《我与韩茂梓先生的唱和》文中所记，乃因韩家“祖居义桥之湘南也”。

江浙一带本为人文渊薮，近代以来更是风气先开。而晚清民国零散的史料很多遗落在民间，幸有国华先生这样的有心人用心征集，满腹掌故的耄耋老人热心相助，经由《文坛杂忆》的编辑集腋成裘，方成此总计二千一百九十七则、一百五十余万字有关近现代文坛的补史之作。而单是作者的日渐凋零，一百九十三人中，一百三十人已过世（据《文坛杂忆》一至三十卷刊入文章），即可见国华先生的征稿实带有保存文化史料的抢救性质，其价值珍贵自不待言。

只是，该编虽好，毕竟每卷仅由国华先生自费印刷二百余册，邮寄作者及同好，尚属“藏在深闺少人知”。难得上海书店出版社慧眼识珠，继一九九九年印行两册、含十二卷选文的《文坛杂忆》初编与续编后，今年五月再次出手，从全部三十卷文字中甄选出一千七百多篇（包括原编数则以一总题合为一篇者），定名《文坛杂忆全编》，以一函六册的形式郑重推出。由此，文坛轶事得以广播学林，研究者细心翻阅，自可大有斩获。

令人称奇的是，由国华先生的书信中，我们早已揣知其并非有钱人，甚至可以说，编印《文坛杂忆》对他而言，实为不小的经济负担。而并不支付稿酬的这份民刊，却获得了如此丰沛的稿源及背后众多文坛耆宿长期、鼎力的支持，让人不免对编者的魅力何在产生好奇。其实，说来也很简单，真心待人乃是其唯一法宝。

国华先生虽属工薪阶层，但花起钱来绝对大手笔，只是，这些款项实乃苛待自家而来。除了收集散碎篇什的《文坛杂忆》，文化老人们若有成本的著作希望刊印，国华先生也同样秉持弘扬民族文化的初衷，自认义不容辞。于是，我们也陆续收到了很多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物。如由其推荐出版的吴藕汀（1913-2005）与其子吴小汀著《词调名辞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许士中书《李叔同诗词歌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由其资助公开印行的如徐润周（1899-1984）遗作《围棋纪事诗》（岳麓书社1998年版）、胡邦彦（1915-2004）遗稿《胡邦彦文存》（岳麓书社2007年版），自印的如王钟琴辑著《中国历代讽刺诗歌丛话》（2014年）、薛大元（1921年生）与陈兆福合著《缅甸华侨社会史稿》（2014年）等。而且越到晚近，此项工作的步骤越加快，可见其内心的急迫感。

就中，最值得一表的是编刊出自周瑞深（1912-2011）老先生之手的昆曲集。多半是通过白先勇先生策划的《姹紫嫣红牡丹亭：四百年青春之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周瑞老手写的《牡丹亭》曲谱方为世人所重。而早在二一年，国华先生即已自费为其印行了全谱本《夷畦三剧》，收入了周编《东窗记》《洛神赋》及《勘头巾》三部传奇，随后又续印周氏的诗词散曲谱《夷畦集》，扩大了其作为昆曲大家的名声。以此，二六年，北京出版社刊印由老先生整理、抄写的《昆曲古调》十四卷时，编委会顾问柯文辉在《序》中仍会提及“经地方热心文化人士顾国华先生努力”的头功。此书也由国华先生慷慨相赠，我们并遵其嘱托，将另一套曲本赠送给日本研究中国戏曲的权威田仲一成教授。

国华先生为《文坛杂忆》的作者如此尽心尽力，使其毕生心血得以流传于世，自然会赢得老人们的信任，甚至愿以遗稿相托或馈赠。而即使并非作者如我辈者，也以同好的身份多有沾溉。不仅其参与出力的各书均曾获赠，若私人收藏对我们的研究有用，国华先生也常主动提议“宝剑赠英雄”。台湾学者孙常炜的签赠本《蔡孑民先生元培年谱》（远流出版公司1997年版），就是这样变成了我们的藏书。类似的分享甚至可以惠及我们的国外朋友。曾经有位熟识的日本学者一度对中国现当代诗词发生兴趣，国华先生闻讯后，几乎是倾囊相赠，于是我们先后收到过几箱多半是私家印本的诗词集与诗社辑刊。最终因这位学者很快放弃此项研究，才使敝处的中转变成了贮藏。

并且，不限于书籍，凡是与文化有关的事情，只要请托国华先生，他必定竭尽心力设法办好。仍以本人亲历为证。二三年夏，我在整理《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书稿时，因对第二章“新教育与旧道德”中涉及的当事人屈后来的情况不清楚，担心先期发表的论文所作推测“此后境遇不佳”有误，由此想起了与屈同为平湖人的国华先生，立刻写信求援。国华先生接信后，当即冒着盛暑，从乍浦赶往平湖寻访查找。其快递给我的资料中，便包含了《平湖采芹录》（1915年葛嗣峡）、浙江文史研究馆编《敬老崇文》中的屈伯刚（屈日后的通用名）简历，以及柳和城撰《屈伯刚三设书肆》等复印件，使我对屈氏生平经历有了确实了解，得以及时修正先前的推论，避免了错误。在拙著《后记》中，我也专门提及此一情节，并道出了所以向国华先生求助的原委：“顾先生独力编印文史掌故类民间辑刊《文坛杂忆》近二十年，在当地直至京沪文化老人中广结善缘。”而国华先生的助人为乐如“及时雨”，则让我在其文弱的外表下，分明感受到一种行侠仗义的豪气。

以如此人编如此刊，顾国华辑录的《文坛杂忆》才能够成就以“一个人的编辑部”打造“民间版‘文史资料’”（陈平原《文坛杂忆〉序》）的传奇。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