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古文梦想照进时文现实

“观止”，出典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请求观赏周乐。鲁国依次演出周文、商汤、夏禹的乐舞，最后演到虞舜时的《韶箭》，季札发出了赞叹：“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这段故事不仅让“观止”成为了至善至美的代名词，也推出了古典至美、流行乏善这个文艺评价传统。那么流行三百年的《古文观止》是否当得起“观止”?在流行中，其古典品位是否仍然纯粹?

同样是古文选本，姚鼐的叫《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的叫《经史百家杂钞》。他们一位参与过四库名山事业，一位更是文胆武略，可一“纂”一“钞”，都谦虚得很。《古文观止》的作者吴楚材、吴调侯不过一介布衣，竟敢如此大言不惭?如果这仅仅是作者的狂妄，或者是书坊读物自我标榜的惯技，那这个选本必不能风行如此之久。要知道“古文”这个东西要想流行，谈何容易。因为它与时尚的绝对背离，甚至你死我活，是从胎里带出来的。

我们今天把五四以前的文言文统称为古文。但“古文”开始只是指春秋战国及其以前的古文字，与文章体裁无关。因为当时的经史诸子都是用散文写成，无需专名为“古文”。魏晋以后骈俪文流行，讲究对偶、声律、典故、辞藻，但内容多空洞无聊，不切实用，这个时期就是所谓的“八代之衰”。另一方面，隋唐起开始有了科举这个指挥棒，应试就成了最大的流行，所以本意是流行于一时代之文体的“时文”，在唐代除了指当时通常应用的骈文，也指科举考试采用的律赋。有了大众趋之若鹜的流行，才有人蓦然回首或是猛回头。中唐韩愈倡导“古文运动”，自白其用心是“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从此“古文”就具有了与骈文对抗的文体意义和“明道”的儒学意义。明清时代，唐宋“古文”被推崇为文章的正统，道学气味更加浓厚，而对科举应制的八股文仍然绝对排斥。这时的“时文”，又转为八股文的专称。可以说是时文催出了古文，流行逼出了古典。

两者的“相反”既然是固然，但其“相成”又未必是自然而然。旗帜鲜明地作出与流行对峙的姿态，很容易就能做到“叫得响”，但未必“走得远”。姚鼐的选文定出义理、辞章、考据三条，曾国藩又强调“必以义理为质”，还加上了经济(指“经世济民”)。他们一个造就了桐城极盛，一个促成了桐城中兴，确乎做到了“叫得响”。但文学家选文章难免有门户之见，名臣着眼经济更是寄托太殷，脱离了群众。这两个名家选本的影响反而不如《观止》。

《观止》的流行不见于名家著述，因为这类启蒙学书在正经的读书人看来杂凑了些，算不得可口的脍炙。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它们却实在是不可缺少的果腹的米面。近代江南吴兴才子王文濡先生对《观止》的流行有个极为恰切的总结：“风行数百年，后生小子口沫手胝岂止万本千遍。”“口沫手胝”是化用李商隐《韩碑》中的诗句“愿书万本诵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本是为歌颂韩愈的《平淮西碑》而发的。读到口角流沫，抄写到右手起茧，这一点韩愈的《平淮西碑》终究没有做到，而《古文观止》做到了。《儿女英雄传》里的粗豪老头儿邓老九不读诗书，但会念句“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的《神童诗》，再就是《古文观止》里见着的“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有位小七叔，在上海洋行里白天学生意，晚上念洋书，也要在床头桌上堆着些《古文观止》、《分类尺牍》。这充分说明了当时《观止》不仅是为俗所知，而且真正做到了为俗所用。

之所以如此，只因为作者吴氏叔侄，也不过是“后生小子”。他们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文学见识，每篇文章之后的简评多是承袭前人的说法。他们无望于整顿世道人心，《观止》里有那么多将相的文章，但只有不得肉食的曹刿、寄人篱下的冯谖能令他们心有戚戚，勾出他们的牢骚话来，说什么“‘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骂尽谋国偾事一流人，真千古笑柄”，什么“三番弹铗，想见豪士一时沦落，胸中魂碣勃不自禁”。他们不能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能有变俗复古的心气，反而能定下心抄之评之。他们不排斥八股时文，《观止》序称吴楚材“工举业”，所以《观止》的点评里多冒出八股先生的见识，什么“整对格”。什么“反正开合”，什么“分合倒顺虚实”。甚至对于古文和骈文的态度，《观止》也不那么泾渭分明，一些骈文名篇也被选人。于是，古文、时文的两种水火不容的势力在他们这里融而为一。学者从他们选的古文里能嗅出时文的味道。吕思勉先生说“《古文观止》这部书，是为科举时代学做八股文的人诵读的。做八股文要从无话可说处硬找话说，因此，它所选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还说它“选钞无法，美恶杂陈”，“不知古文为何物”。朱光潜先生说《古文观止》充满了从前私塾冬烘学究所津津有味的乌烟瘴气。这些刻薄话反而道出了《观止》骨子里经典与流行相互渗透的特色。

“匹夫而为百世师”的人生境界，“成一家之言”的著书理想，并不是人人能够实现的。关键是对这些梦想的望峰息心之后，是靡然流俗，还是留一种坚持在心间。吴氏叔侄选择了后者。执着地做力所能及的童蒙普及工作。《古文观止》初版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康熙五十年(1711)吴乘权又著成《纲鉴易知录》。这部简明的中国通史读本，在二百余年中，刊刻了二十余次，并被译成外文，传播海外。书前面有他的一篇自序，表达了他对于编辑通俗读物重要性的认识。他说自己童年有志读史，但资质愚钝，不能遍观史书。他感叹世上虽有颖悟绝人之士可以读书一目十行，而像自己一样的拙人还是多数。对于后者来说，“读史之法宁简毋详，宁陋毋雅”。所以人们不想看史书，“非尽天资稚钝，庸师误人，亦由编辑成书者引导无方而致然也”。有人说《观止》是欺世盗名的抄袭之作，被盗的失主或指为金圣叹的《才子必读古文》，或指为林云铭的《古文析义》。对照它们的选篇和评语，确实可以发现承袭的痕迹，但它们的不同之处更值得我们反思。金圣叹是才子为才子选文，选评思想追求新异乃至偏激。林云铭的《古文析义》篇幅很大，刊刻得少，到现在也无人予以整理。这些都属于对无才又无财的大众“引导无方”者。还有学者考证《观止》脱胎于《御选古文渊鉴》，那么这说明大众对于“皇帝老儿”也是不买账的。

《古文观止》的引导之方，吴兴祚在序里已有总结：“观其选，简而赅，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但这只是细节，是其形而非其神，是其结果而非其根源。其能引人入胜的首要关键，吴氏叔侄的用心良苦之处，却还在那“耸人听闻”的“观止”两字。“观止”不是标榜自己的选本已绝无遗珠，舍此更无可观，而是说观此即得可满足，与“易知”同调，也和“《文选》烂，秀才半”的俗想暗合。这对于能力、财力、精力都有限的大众，才是最好的鼓励。陈蒲清评价《观止》是“熟读古文三百篇，等闲可过古文关”。这固然是对《唐诗三百首》那句著名“广告语”的戏拟，但确实道出了这类普及读物的共同要素：给人信心和希望。

当我们拾掇起敦煌遗址的断简残卷，洞穿了马王堆汉墓的金缕玉衣，我们可见的文化经典并不少于历史上的哪位文豪。但电子计算机的海量检索并不足以助我们穿越古籍文献的山重水复，我们发现古典看我们很近，我们看古典很远。这种“远”不是时代差异造成的文化距离和语言变迁造成的理解隔膜，而是“路漫漫其修远”的畏途感。无心古典的多数人，其实并不是不重视古典，相反倒是因专家们极言其博大精深，使人由敬而畏，望而却步。古典既然博大，而任何人都是生也有涯，今天的古典文化整理者和普及者们，何不让自己谦虚一些，对读者体谅一些，许给读者一个崇高又轻松的希望呢?

佳作链接：

1，《解题汇评古文观止》：洪本健、方笑一、戴从喜、李强解题汇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此书被称为学术版《古文观止》。解题，是将有关各篇古文的各种原始文献，列于原文之前。或者交代文章的写作背景，或者引录原文的上下文，或者采录他书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对于深入地理解和研究作品。大有裨益。汇评，则是辑录宋代至民国学者们对《观止》中作品的评语，按时代顺序附于原文之后，二吴原有的总评也按序排列在里面。对于各家评论之高下，编者并不置一词，任凭读者自取会心之论。

2，《吕思勉文史四讲》：吕思勉述，黄永年记，中华书局，2008年3月。

抗战后期，吕思勉曾在常州牛塘的私立青云中学任教，讲授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这本书就是他当年课堂里的学生黄永年整理的课堂笔记，国文部分尤其详细。吕先生虽然鄙薄《古文观止》，但讲授国文课时仍选用《观止》作课本，是“取其选钞无法，美恶杂陈也”。笔记主要是板书，口述部分也尽量记了下来。读来就如坐名师讲堂，可学文法，可观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