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媒体监督的偏差与审判独立

摘要：近年来，新闻媒体不当行使监督权，损害审判独立的现象日渐增多。无论是保护言论自由优先的美国模式、保护司法独立优先的英国模式还是保护当事人权利优先的欧洲大陆模式，都存在一些共同特点，如严格限制对未决案件的报道，防止侵害当事人权利，新闻报道需遵守无罪推定原则等。我国在立法上须明确新闻媒体报道案件的基本规则，以及监督失当的责任。司法机关须主动向新闻媒体公布相关信息，同时要培养法官判决案件不受社会不当舆论影响的勇气。

关键词：新闻媒体；监督；媒体审判；审判独立

中图分类号：G21；D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119-04

近年来，我国新闻媒体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冲突愈加明显。一方面，新闻媒体抱怨司法信息不公开；另一方面，“媒体审判”现象愈演愈烈，且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无论是早些年的张金柱案、刘涌案，还是近年来的彭宇案、药家鑫案，“媒体审判”的影子都非常明显。凡此种种，无不要求确定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权的边界。

一、新闻媒体监督权的不当行使及其消极影响

尽管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新闻媒体的监督权，但是通常认为新闻媒体监督权是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自然延伸。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有其必要性，但是该种监督的限度和行使方式，却没有任何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什么是媒体超越监督的合理界限？就是传媒侵犯了司法的独立，造成是传媒而不是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的情况。”从现实的角度而言，新闻媒体不当行使监督权的情形主要包括：第一，对案件事实的选择性报道。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传媒对案件的报道并不中立，从最初的案件材料的选择、采集与整理就带有明显的媒介性特质，都包含着记者、评论员的个人立场，而这种立场却以公共媒介的方式表达与呈现，从而影射给民众，左右民众的判断方向。”第二，新闻媒体对案件的审判结果预先判定。第三，新闻媒体可能侵害当事人的利益。如隐私权等。

新闻媒体监督不当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不同。法院审判的基础是由证据证明了的法律事实。但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实，却没有经过严格的质证，很多报道都是传闻或者转载。其次是新闻媒体的行业特点，决定了其报道文字往往带有一定的感彩。新闻媒体的创意词汇胜于法言法语，“躲猫猫”、“临时性”等词汇就包含了极浓的情感色彩，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第三是新闻报道的快捷性要求，导致新闻媒体即使有能力进行严格的事实证明，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核对事实。第四是一些当事人想借助媒体影响审判结果，“找关系不如找媒体”。如果媒体不能自律，则媒体成为对法院施加不当影响的工具。第五是一些非法律专业的公共人物的参与。微博时代的司法中，任何人在法律限度内都有言论自由，很多非专业人士也对审理中的案件纷纷表态，“人人皆为法官”，而新闻媒体对这些公众人物的带有情绪化的言论予以推广，就造成了新闻媒体的监督不当。第六是我国缺乏新闻法，没有界定监督的边界。第七是司法的被动，法院对一些案件未能及时公布信息。

新闻媒体监督不当对法治进步的影响是消极的：第一，新闻媒体不当监督将损害审判独立。审判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如果“舆论审判”大行其道，则公正将不复存在。第二，新闻媒体的不当监督将严重影响司法权威。如果法院的判决因新闻媒体的报道而改判，则司法权威荡然无存，法院成了媒体的附庸。第三，新闻媒体的不当监督还养成当事人借助社会舆论获取不当利益的惯性。总之，新闻媒体的不当监督，非但无助于法治的进步，反而会严重影响法治的进程。

二、新闻媒体监督的边界：国外模式分析

尽管我国尚无新闻法或相关法律界定新闻媒体与审判独立的关系，但是其他国家的立法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些借鉴。关于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目前国外主要有美国模式、英国模式与欧洲大陆模式三大类型。

（一）保护言论自由：美国模式

由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重要意义，美国学术界与司法界均推崇新闻自由，并认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并不冲突，相反，二者存在相互支持的作用。由于对司法的新闻报道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法律的信心，增强对不当行为的威慑，因而新闻自由具有极高的价值。新闻自由对民主也是有利的，因为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进行了外部监督，从而防止了司法权的滥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在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之间达成平衡，并对言论自由更加重视。

但是，美国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并非是没有边界的。对新闻媒体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第一，法官可以采取程序性措施避免未决案件受到片面报道的影响，例如中止审理或者移送其他地方审理，陪审团成员、证人等须与新闻媒体隔绝，禁止相关人员向新闻媒体作出倾向性的陈述等；第二，对正在进行的庭审活动的新闻报道进行限制：第三，如果法院认为审理中的案件的某些信息的公开会影响公正审理，法院可颁发禁止令，禁止这些信息的公开；第四，片面新闻报道将在事后被追究法律责任。

（二）保护司法：英国模式

这种模式比较关注媒体对司法独立和公正的损害。英国认为，审判的公正及公众对法院作为纠纷解决场所的信心，比起不受限制的新闻自由更值得保护。因此，对未决案件的新闻报道，会受到更多的严格的限制。

这种模式采用了一些刑罚措施，例如为了抑制新闻媒体对某些事实的披露或者观点的发表可能导致审理的不公，英国规定了藐视法庭罪。为了防止报道某些具有偏见性的信息，基于法律规定或者法院裁定的限制措施也被采用。这种模式主要被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所采用。其特点是：第一，新闻媒体披露可能妨碍正当司法程序的信息，将受到严厉的刑事制裁：第二，为防止某些特定信息被公开，可以采取预先限制措施；第三，对案件当事人适用保护性的命令；第四，其他一些程序上的附属救济措施。

（三）保护当事人权益：欧洲大陆模式

欧洲大陆对媒体与司法之间冲突的解决态度及解决办法与英美均有所不同。英美法传统上关注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之间的冲突，但是对新闻媒体的偏见性报道侵害当事人权利的问题却重视不够。欧洲大陆相对较少关注新闻与审判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关注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人格尊严及无罪推定原则等不被新闻媒体所践踏。

尽管欧盟部长理事会的建议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反映了欧盟国家的一些共识。该建议指出：尽管公众有权得知司法机关活动的信息，且媒体也可自由提供这些信息，但是须遵守一些重要的规则：第一条规则是无罪推定。对正在进行的刑事程序的新闻报道，媒体不得损害无罪推定的原则。第二条规则是保护诉讼参与人的隐私。特定案件中，证人的身份是不能被披露的。第三条规则是信息的非歧视性给出。当记者合法地从司法机关得到正在审判的案件的信息时，司法机关应确保这些信息没有歧视地给予所有提出要求的记者。最后一条规则是禁止将这些信息用于商业目的或者与法律执行无关的目的。

（四）几种模式的共同特征

无论是倾向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国模式，或是倾向保护司法独立的英国模式，还是倾向保护当事人权益的欧洲模式，对新闻媒体关于司法活动的报道行为均有明确的限制。这些限制总结起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限制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的新闻报道。对正在进行的审判的新闻报道，可能不仅仅与审判公正产生冲突，而且可能与其他个人和社会利益产生冲突。早在1862年，奥地利就对未决案件的新闻报道进行了规制：如果刑事审判程序正在进行。任何人以书面方式发表关于证据的价值、审判结果的推测等的言论，能够影响公众舆论，从而使法官产生偏见的，应判处1到3个月的监禁。这是典型的新闻犯罪。当时的法律只是限制公开出版的印刷媒体，随着电子出版物的出现，该条款作了修改，出版物包括了其他类型的出版物。奥地利1981年的媒体法在1992年作了修改，进一步规定禁止新闻媒体对刑事程序施加任何影响：任何人在之后和一审判决之前讨论审判的可能结果或者证据的价值，且能够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的，将受到180天监禁或者罚款的处罚。法国1994年的新刑法典第434-16条规定：在最终判决公布之前，禁止任何试图对证人或者对司法当局决定施加影响的言论的出版。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法律的规定。而在于实施的方法。在英国，关于未决案件规则的一系列判例影响巨大，每一个英国记者或新闻媒体人都清楚在报道刑事案件时所面临的风险。尽管最近以来管制有所放松，但是违背了这些规则依然是有风险的，可能导致严重的法律责任。

2.限制新闻媒体对当事人的报道。如果媒体披露了嫌疑人的身份，则言论自由与个人的隐私和匿名权利就产生了冲突。如果涉嫌重大罪行的嫌疑人是公众人物，则公众的知情权应优先于个人的匿名权利。但是，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平民百姓，被告的名誉和隐私须予以高度珍视，言论自由在这些价值面前应当受到限制。不公正的媒体报道，不仅仅妨碍司法公正，而且可能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即使犯罪嫌疑人最后被无罪释放，当初的新闻媒体报道带来的羞辱也可能会持续很久。另外，如果新闻媒体的自由不受限制，则受害人或者刑事案件的证人的正常生活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很多国家规定了新闻媒体报道案件当事人时需要遵守的一些基本规则。不过，在不同国家，保护的倾向是不同的。例如在美国，嫌疑人的身份通常被认为是公众所应知晓的，在言论自由与匿名权利之间，美国法律更倾向保护前者。相反地，欧洲大陆国家更注重保护后者，特别是在嫌疑人或者当事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被告的身份信息是否公开，犯罪的性质、被告的社会地位及证据的价值等，均需考虑。这个问题在奥地利、瑞士及德国等都曾被广泛地讨论过。这些国家的法律大都认为，当事人的身份与公共利益无关。因此在判决之前，其姓名或者照片不能被自由地公开。但是如果能够证明此类信息对社会具有重大利益关系，则该类信息可以被公布。关于受害人的信息。只有当公众必要的知情权大于受害人或者原告的个人权利的时候，，才能被披露。证人如果合理地担心受到报复，其姓名也不能公开。

3.限制新闻媒体对审判秘密信息的报道。当涉及审判秘密信息时，新闻自由也将受到限制。例如欧洲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披露某些特定信息将受到刑事处罚。尽管有法律上的规定，但是法律的落实又是一回事。在意大利，证人证言经常被媒体公之于众。在最近的一些谋杀案件中，媒体审判成了普遍现象。相同的情形在法国、比利时都有发生。德国的情形要稍好一些。审判的秘密信息，主要是未决案件的一些定罪量刑的信息，例如刑事审判中当事人的有罪供述。审判之前对指纹、测谎或精神健康的检查、现场或实验室测试的结果，在调查过程中对搜查到的物证的精确描述等。这些信息在判决之前是不应被公布的。

4.新闻报道须遵守无罪推定原则。不当的新闻报道经常表现为不遵守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1993年法国民法典经修正后，加强了对无罪推定的保护。1995年，奥地利驳回了一些出版商的请求。奥地利的新闻出版商请求认定奥地利媒体法第7条B款违宪。该条款规定了对无罪推定的保护：如果一个人涉嫌犯罪但还没有被终审，任何媒体如果将其描述为有罪或者确定的罪犯，而不是嫌疑人，该人可以要求赔偿，赔偿金最高为2万欧元。奥地利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时应遵守的基本准则。

5.新闻媒体不得商业化利用司法信息。一方面，媒体被认为具有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媒体也被认为是名利场，可能会利用轰动性司法信息获取商业利益。一些新闻媒体获取司法活动的信息是为了商业上的考虑，因此往往会创造吸引眼球的词汇，挑动受众的情绪。不过，规制新闻媒体商业化利用司法活动信息是比较难的。原因在于，有时很难区分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的使用。

三、新闻媒体监督不当的立法与司法对策

我国并无法律规定新闻媒体与审判独立之间的关系。2009年11月9日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6条第4项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做好案件报道，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活动，在法庭判决前不作定性、定罪的报道和评论。但是这仅仅是职业道德规范，且其规定过于简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9条，确定了新闻媒体采访法院工作的规范。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初步确定了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权的边界。但是，该规定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由法院自行规定新闻媒体与审判独立的关系，有失公允。第二，该规定均为禁止性规定，缺乏引导性规定。第三，该规定在内容上过于简单，表述上不够明确。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新闻基本法的形式，确立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权的地位及其限制，避免出现“媒体审判”的现象。就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明确新闻媒体报道案件的基本规则。通常，新闻媒体在司法案件报道中，对以下几个方面须小心谨慎，避免损害审判独立和当事人的权益：对未审结案件的报道；对当事人身份的报道：对案件事实的定性以及案件结果的评论性报道等。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的重点，应是对司法腐败行为的监督，而非对个案的监督，特别是不能对审理中的案件施加影响，从而损害法官的内心独立判断。

第二，建立对影响审判独立的新闻媒体的惩戒制度。目前，由于没有一部法律规定新闻媒体应如何正确行使监督权，因此也谈不上什么法律责任。即使新闻媒体对一些未决案件进行了不恰当的报道，损害了司法权威，但由于惩戒制度的缺位，司法机关对这些新闻媒体的责任追究也往往是不了了之。因此，须通过立法形式，确定新闻媒体监督权的边界，以及损害审判独立的法律责任。

第三，建立司法机关向新闻媒体主动公布信息的制度。法院应依据案件性质与公众对案件的期待，适时恰当地将一些案件信息公布给新闻媒体。如果公众对案件信息很渴望，但司法机关又不能及时提供信息，则新闻媒体很可能“捕风捉影”，臆造一些事实并大胆揣测判决结果，从而误导大众。因此，要构建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之间信息互动的良好平台。新闻媒体应当维护司法权威。促进法治进步，而法院也应信任新闻媒体，做到定期沟通。

第四，健全新闻媒体的自律制度。新闻媒体应承担起促进社会法治进步的社会责任，但不是充当“媒体法官”，更不能成为一方当事人的“新闻发言人”。

第五，培养法官判决案件不受社会不当舆论影响的勇气。一个法官应当具有勇气，这种勇气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是不惧暴力威胁的勇气。一个法官如果惧怕外在的暴力威胁，是不太可能主持正义的。法官的勇气还包括第二层意思。法官像大多数人一样，在乎自己的名声和社会地位，也喜欢得到同僚们的肯定。他们也可能会担心其行为的后果威胁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名声。这种担心是危险的，因为法律可能要求法官作出一个不受大众欢迎的判决。一个具备勇气的法官，将会严格依法办案，不会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牺牲法律的正义。

作者简介：胡田野，男，1971年生，浙江文成人，法学博士，国家法官学院民商事审判教研部副教授，北京，10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