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住俞敏洪 上帝还是SEC?

“你得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一个好人。”回忆今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NYSE：EDU）遭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的经历，俞敏洪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神情轻松。

关于他是否是一个“好人”的重要性，从未像今年7月以来那样显著，它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新东方能否在美国资本市场继续立足，有人甚至担心这会成为在美上市中概股遭遇新一轮做空狙击的触发点。

7月17日，新东方宣布其调整VIE结构的动作引来了SEC调查，公司股价下跌34%，第二天，浑水（Muddy Waters）研究报告，给予新东方“强烈卖空”评级，导致新东方股价再度下跌35%。SEC是代表美国股民和政府对上市公司进行管理和监督的官方机构，倘若失去它的信任，就可能被停牌或摘牌，这家公司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将名声扫地。

俞敏洪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与道德感，在公司内部，他被称为俞老师——他或许是中国最富有的老师。“想要把企业做大，你首先必须是个好人。”“好人”这个词曾在他的演讲中多次出现。据说大学时他义务为宿舍打扫卫生，为同学打水，有时候忘了做这些事，同学还问：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1995年，俞敏洪去美国劝一些出国的同学加入新东方回国创业，对方接受的理由之一是记得当年他做过的事。只是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不那么美好，早期的合伙人最终分手，并为新东方今年调整VIE结构埋下伏笔。

就在6月12日的2012财年总结大会上，俞敏洪分析，新东方到今天为止的成功，“不是因为我们懂得财务数据，不是因为我们懂得市场营销，也不是因为我们已开始信息化等很多高科技的运用，真正重要的是始终矢志不渝地坚持着一种理念和一种理想”。他将这条道路称为“新东方精神”，即“对人生有积极态度，对事业有执着追求，对正确东西有着无尽的爱好”。

可以想象，一个月后，当受到与诚信相关的质疑时，俞敏洪如同被斥为小偷的圣徒，至今谈起这件事，他表露出来的情绪不是担忧、愤怒，而是羞耻感：“如果被停牌或者摘牌，那就恶心死了。”

中概股遭遇做空，几乎已不是新闻。不过这一次，遭遇质疑的并非小鱼小虾，而是中概股之中的翘楚，2012年7月，新东方市值30亿美元。

如你所知，“好人”并非是华尔街所需要的通行证。自1933年制定的《证券法》、1934年制定《证券交易法》以来，美国证券监管一直注意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平民主义。在信息披露上更强调普通证券投资人的利益，对于公司董事、主管及大股东等内部人员天然的不信任；二是分权文化。美国人对权力的集中有一种持久的不信任感，不管这种权力是掌握在道德高尚的人手中，还是道德败坏者的手中。

10月1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公司财务部宣布，认可新东方上市公司过往财报数据及VIE结构，这一表态部分反驳了浑水的质疑。

回溯100余天新东方与SEC，以及做空机构的交流过程，会发现这是一个围绕信任与规则，中国企业与资本市场错位之后又努力复位的故事，这与很多中概股公司在浑水与香橼（Citron Research）的攻击中挣扎与反击有很大不同。

故事仍未结束，12月3日，中国概念股因为“SEC指控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华业务”而大跌，新东方当日下跌了10.7%，这一次，SEC选择了以美国2002年颁布的《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SOX法案）直接挑战2009年由中国证监会、国家保密局和国家档案局联合的，《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双方争执的核心：是否应该交出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底稿。

SEC的意图非常明显，如果能获得相应的工作底稿，就能找到一些中国概念公司的财务造假证据，这样美国监管部门就可中概股公司、高管、董事。

尽管12月6日，新东方针对这两日股价异常波动进一步声明称自己的审计事务所是德勤，新东方不在被指控的9家公司之列。但美国投资者对新东方的戒备可见一斑。

行走在不一样的游戏规则之间，掩盖了“中国概念股”频频遇袭的真相，对于差公司来说，这是一块遮羞布；但对于优质的中国公司来说，又无异于锦衣夜行。如今“监管大棒”又挥，要弥补其中的信任裂痕，却并不能依靠“中国好人”自己的力量。

7月是各地新东方学校一年中最忙的一个月，利用暑假前来补习英语的学生们如潮水般涌入。而俞敏洪这个月的主要安排则是远行，7月12日，他去了一趟。火车途经沱沱河时，拥有863万粉丝的俞老师把他用手机抢拍的大河图片发到微博上，还附了一段歌词：“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呀/盛开在雪山下/坐上了火车去拉萨/跳起那热烈的雪山朗玛/喝下那最香浓的青稞酒/醉在神话天堂……”他还计划8天后前往英国。

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俞敏洪并非毫无预感，SEC已与新东方就调查一事沟通了两个多月。7月11日新东方公告称，公司简化了国内VIE实体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通过无对价协议将VIE股权100%转移到俞敏洪控制实体下。转移之前俞敏洪控股53%。而这次交易在2011年就已启动，今年5月完成，事前知道此事的只有管理层和董事会。SEC在5月份即向新东方询问了调整VIE结构事宜，新东方则上交了一份报告。

7月17日，新东方宣布收到SEC关于VIE结构调整的调查函件。随着SEC调查函浮出水面，新东方股价随即应声大跌34.32%。18日，美国浑水公司在网站上挂出长达97页的报告，质疑新东方将特许加盟学校算作自办的学校，报告了不实的学校数目和总收入；指控新东方的财务报表没有准确反映北京海淀学校交纳的企业所得税；指控新东方不适当地将不同利益实体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数据并入公司的报表。根据美国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新东方对这些VIE可变利益实体没有足够的控制权，不能将其财务数据并入公司报表。8小时后，新东方股价再跌35%。

“懵了，”新东方执行总裁陈向东19日清晨看到股票狂泻后如此反应。随后朋友电话纷至沓来，其中一个电话来自于陈的妻子，他们的问题都一样，新东方是不是出事了？他一遍遍地解释说没事，“只是一个专门做空的公司捣个小乱。”

这并非是一个“小乱”，SEC质疑：在新东方VIE结构调整后，美国投资人还能否有足够理由信任它（whether there is a sufficient basis），北京新东方教育技术有限公司的利益可以被新东方合并报表，也就是说，SEC在怀疑，俞敏洪会不会成为一个伤害美国投资者利益的人？

浑水公司则干脆直接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该公司CEO卡森·布洛克看来，新东方和浑水之前猎杀的嘉汉林业等中概股一样，是一个造假者。他接受采访时，暗示新东方存在的根本缺陷无法改正：“斑马无法改变自己身上的条纹，也许私募投资者认为他们可以做到，但我不这么认为。”

浑水是个命中率很高的“猎杀者”，在新东方之前，它发出的研究报告曾接连致使东方纸业、绿诺科技、多元环球水务和中国高速传媒停牌或摘牌，而2011年针对嘉汉林业的报告，让这家号称北半球最大的私人林业公司申请破产。

在浑水、香橼等做空公司的炮轰下，2011年有20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被停牌或者摘牌，自2010年底，SEC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合作，开始对中概股造假问题进行调查，然而进展异常缓慢。SEC前主席玛丽·夏皮罗在回复美国国会议员的信中表示，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通过非正式形式（就像中国证监会曾经所为）或法律、协议的形式透露这样一种态度：我们的这种要求被视为可能威胁或国家利益的行为，”各大会计师事务所拒绝提供在中国业务的相关审计文件，调查因此进展缓慢。

处在风暴眼中的俞敏洪，做的第一件事是安抚员工。7月18日，俞敏洪给新东方全体员工发了封邮件，告诉他们公司没事，让大家放心，“尽管好好干活，这次风波对新东方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是与国际接轨一个必然经过的步骤。”

在公开场合他也并没有表现出慌乱。他没有取消预定的去伦敦的行程，仍然观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他还在招待会上发表演讲，呼吁世界互相信任：“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大家团结起来，遵守共同规则，互相帮助，互相共荣发展。”

看似轻描淡写，其实新东方内部对这场风暴的警戒至少已提到了橙色级别。

在SEC与浑水双重打击下，股价蒸发已经过半。俞敏洪自述，7月17日当天他就想买进公司股票，但被公司法律顾问劝阻了，说他现在买会引起怀疑，在法律上有风险。他顶了四天，到第四天，实在忍不住，“除非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证明我不能买，否则我一定要买。”

得到律师可以购买股票的确认，7月20日，新东方宣布，董事会将在公开市场购买新东方总计5000万美元的美国存托股票，并保证6个月内不会卖出。11月初，俞敏洪、陈向东、周成刚、沙云龙等四位高管总共拿出了3300万美元买进新东方股票。陈向东回忆，由于没有足够现金，他还借了一些钱；如果手头钱多，他会买进更多的股票。

收到调查函后，新东方副总以上的高管、公司财务部、法务部、审计部与投资者关系部进入了紧急状态，被要求放下一切工作，全面配合SEC的调查。为反击浑水报告，7月20日，只用了半个小时，新东方就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由公司三位独立董事李廷斌、李彦宏和杨壮博士组成，同时聘请美国盛信律师事务所作为独立律师，协助其对浑水报告中所提到的一些指控进行独立评估，美国盛信律师事务所随后聘请了安永国际会计公司和通商律师事务所协助调查。

新东方CFO谢东萤接受公开采访时透露，新东方为此投入的资金为数百万美元。在经常中概股与SEC交涉事宜的蓝郡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李云辉看来，这样高的花费创了一个纪录，之前他的一些中国企业应对SEC调查的案例，通常花费在几十万美元。

SEC调查人员很快兵临北京。

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它给新东方做了一次彻底“体检”。FBI式调查下，新东方几乎彻底“”。调查员飞到北京若干次，将新东方历年来涉及股权的几千份合同全部翻译成英文；拆走了高管的电脑硬盘，将其中文件全部拷出来。邮箱里的电子邮件也全部打印出来，哪怕是已删除的邮件，也要用特殊的手段恢复，俞敏洪个人邮箱里三万多封邮件，调查人员每封都看了。俞敏洪跟调查人员开玩笑，“我女朋友的信你们可不能乱看。”

“所有材料堆起来，”他用手比了一下，“达到了两三米高。”

新东方9位高管都接受了调查人员询问，每次谈话至少三小时。除了SEC飞到北京若干次，俞敏洪也去了几趟美国，SEC展开调查的另一种方式是频繁召开电话会议，双方参加会议人员加起来有好几十号，会一开就是四五个小时。俞敏洪笑称，因为每天要接受调查人员的询问，英语都进步了一大截。

虽然笑容始终没从脸上消失，但俞敏洪承认，这是新东方创业以来所遭遇的“生死存亡”的困难。

俞敏洪踢中的，是马云2011年抛出的一块石头。

2011年支付宝事件后，VIE协议这层窗户纸就此捅破，众多凭借VIE结构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便出现在狩猎者准星之内。

“自从支付宝事件后，美国许多长线投资基金有了一条不成文的投资默契——市值低于10亿美元的中概股不再持有。于是自2011年5月始，很多低市值中概股公司股价折掉了近80%。赴美上市的中概股很少再有此前溢价发行的盛况，频频遭遇破发。”一位要求匿名的在美上市公司CEO颇为愤怒地告诉《中国企业家》。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支付宝事件破坏了信任所致。俞敏洪也是受害者，“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调整了VIE， SEC还是要调查你。”

俞敏洪对马云没有怨言，他觉得支付宝事件提醒了他：新东方的VIE结构也隐藏着极大风险。

作为在美上市公司，新东方国内VIE实体是北京新东方教育技术有限公司。VIE调整之前由包括俞敏洪、徐小平、王强等新东方创始人在内11位注册股东共同持有。俞敏洪自述与其他10位股东关系现在很好，但内斗对他来说也并不陌生。2000年，俞和新东方两位创业元老围绕新东方控制权展开过一次激烈争夺。俞敏洪最终胜出，徐、王等10位股东均已不在新东方任职。

这十人仍是北京新东方教育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他们和俞敏洪再次发生矛盾——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有可能否认VIE结构的存在，并能够要求其在北京新东方教育技术有限公司的权利。

俞敏洪意识到，卧榻之侧，睡着10个马云，这还了得。

更糟糕的是，倘若上述情况发生，俞一点办法也没有。李云辉认为，这种忧心并无夸大之嫌，“因为VIE结构并没有明确受到国内法律保护，而主张权利的股东的股权是有工商登记的，如果发生争执，新东方将面临很大的麻烦。

股权如此分散，还带来了一些琐碎却令人挠头的问题。每到年审，俞敏洪都郁闷非常。例如换执照需要股东签字，而新东方11个股东很少有同时都在国内的，有人在非洲，有人在南美，还有人干脆不知道隐居到哪里去了。经常电话打不通、Email收不到，怎么都联系不上，结果就把换执照的时间给耽搁了，新东方还得反过来求政府，为了凑齐这11个股东的签字，往往就得耗费整整半年时间。

“如果是我一个人，”俞敏洪说，“一分钟就搞定。”

让SEC盯上，总好过这样折腾。面对SEC还有理可循有口可辨，一旦有其他股东“翻墙”，在现有中国法律框架下，俞就毫无招架之力了。

调整VIE结构，从俞敏洪角度看来，不仅势在必行，而且理直气壮。另外10位创始人早已下了新东方的船，只有他老俞的利益还和新东方捆绑在一起。即使算经济账，他也不会否认VIE结构存在。2011财年新东方净利润1.01亿美元，切断VIE理论上意味着他能将新东方VIE实体利润悉数收入，但若他真的如此操作，新东方上市公司股票会立即变得一钱不值，俞敏洪手中17.1%新东方股权原本市值数亿美元，也将随之蒸发。所以哪怕仅从私人利益出发，他也不可能把新东方VIE结构和海外公司切开。把股权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中，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股东的利益。而除了他，没有谁更适合扮演这个角色。

由此推导，俞敏洪认为，排除潜在风险，是为投资者着想，而作为一个好人，绝不会过河拆板。“凭我的人品，我永远不会说，”俞敏洪情不自禁地爆了句粗口，“我这个东西（VIE）他X的跟你海外没关系！”

2010年嘉汉林业“猝死”，给了他很大触动。嘉汉林业异常漂亮的报表吸引了俞，于是他投资了数十万美元，成为一个小股东。

这次经历给了他很大教训。此后俞敏洪再搞投资，基本上不看公司报表，更注重看人品，要先结识公司的创业者，确认对方足够靠谱，他才会出手。投资嘉汉林业也让俞敏洪的“好人逻辑”得到了加持：好人才能做大企业，不光要自己做好人，还得和好人抱团。

在之前一次演讲中，俞敏洪曾列举了牛根生是个好人的几大论据：首先牛根生是个孝子，“孝子能坏到哪儿去呢？”其次牛根生很讲义气，给员工分股票，建立老牛基金搞公益，接济曾经排挤过自己的郑俊怀。

这与公众对牛的判断可能并不相符，但俞是基于对中国特殊商业环境的观察，对商人境况有自己的理解。“不能要求企业家是圣人，”他如此评价王石的绯闻，“这段时间，企业家个人隐私不断曝光，我觉得这就是好事，恰恰表明企业家有人情味，体现了社会的现状，不能简单用道德去评判。”

在俞交际的企业家圈子里，“好人”也是抱团的。关键时刻，就像大学读书时他给舍友留下的印象一样，他在企业家朋友中积累的信任资源也开始发挥作用。

遭遇浑水攻击第二天，朋友们主动约俞敏洪吃饭，他们直截了当地问：你在这里说句实话，有没有造假。俞介绍了风波的前因后果，朋友开始买进新东方股票。第二天，新东方股价迅速从10美元上涨到了15美元。俞敏洪认为，企业家买新东方股票，既不是抄底，也不仅是朋友式的两肋插刀，互相看护对方的股票，在基于信任的朋友圈子里早就是一种常态。

在新东方股价跌落到最低点，进场“救火”的不只有企业家，很多炒美股的中国人都在买新东方股票，尤其是在新东方进修过的学生，他们有的已经在美国生活。有个学生在信中告诉俞敏洪，新东方股票跌到12美元时，他把自己所有的两万美元都拿来出买股票，股价上涨后卖出，一进一出赚了3万美元。

新东方创建十几年，离职的员工为数不少，有人离开时满腹怨气，离开后依旧对新东方骂声不断。但浑水报告后，陈向东自述，甚至连这些前员工都站出来维护新东方，大家团结起来一起讨伐浑水。

按照东方的标准，遭遇风波时仍然有很多人雪中送炭，可以算是对俞个人品质的肯定，不过，美国资本市场中的“好人”标准，与中国不同，要向对方讲清楚自己面临的中国特色，即使以俞敏洪的口才，也是个大挑战。

“我一个人，一分钟就搞定”的想法，违背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分权”理念。

俞敏洪认为“收权”行动是为了股东利益，但SEC恰恰从相反方向来理解这个动作。据李云辉分析，SEC更加害怕出现这样的情况：VIE股权由俞敏洪一人掌控后，是否切断VIE与海外上市公司的联系，只取决于俞敏洪一人。在SEC看来，11个股东至少能够起到互相制衡的作用。

制衡比人品更可靠。

SEC的担忧在他们此后的调查与处理中可见一斑。

独立律师与新东方几位高管谈话时，高管们都被转问到了新东方的决策机制——究竟是俞敏洪一个人做决策，还是新东方多位高管在共同决策？为此，SEC还调阅新东方系统内的邮件，试图了解新东方审批与决策体系。

新东方是一言堂吗？公司高管对此点坚决否认。陈向东接受独立律师三个小时询问，“当时调查律师问我泡泡英语的加盟是怎样决策的，我告诉他这个决策不是某一个人的决策，不是说俞敏洪的决策、也不是陈向东的决策，而是总裁办公会成员充分沟通之后去征询泡泡少儿这个部门的领导意见，再多次沟通的结果。”

但自徐小平等一干老兄弟退出管理层后，确已无人具备挑战俞敏洪的权威，俞曾告诉他的常务副总裁周成刚，“现在挑战我的人越来越少了，听到的话更多的是表扬和正面的，甚至有吹捧的，而没有对我的思想、经营的理念、管理提出批评和挑战。”（请见2008年第17期封面报道《俞敏洪 上市之悔》）

俞敏洪自述喜欢山头削平，一峰独峙的内部关系，因为没有利益冲突，“这符合我的个性，我是一个不喜欢朋友之间有利益冲突的人。”

接受本刊采访前，俞敏洪写过一篇《罗马人的故事》的书评。“让我感到罗马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忠于传统和规则远胜于忠于个人。”而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我们又聊到了罗马帝国，这次，俞敏洪强调的是硬币的另一面。

俞敏洪认为，企业和帝国很像，企业决不能讲民主，有5个老总同时做决定，那这个企业就完蛋了。“一定是要由一个人最终说话算数，”俞敏洪说美国公司也一样，“乔布斯想开谁就开谁，没有商量余地。”他觉得企业需要有一套体系来维持基本运营，就像中国历朝各代都有一套文官体系，“但这个企业生死的关键，其实是在这个老板。有的企业家变坏了，企业就跟着变坏了。有一些企业家，做着做着，把自己做进监狱里了，企业就没了。”

民主或者权威，如果刻意寻找，分别都能找到光彩夺目的案例，只是SEC的目标，本来就不是和俞老师探讨一个管理问题。

SEC对俞敏洪和其他新东方高管印象甚佳。在与调查人员的对话中，俞敏洪展示了自己的个人魅力，这种魅力使他成为最受中国年轻人尊重的偶像之一。他的姿态诚恳而透明，结束对话后，SEC调查人员告诉他和陈向东，对新东方几位背对背高管的谈话有细节方面的差别，但没有大出入，这已经很难得。据俞敏洪转述，调查人员评价他和新东方同事时，用了“可爱”这个词。

浑水让新东方市值蒸发过半，俞敏洪自己损失达数亿美元，但俞敏洪并未口出恶言。他对浑水唯一的意见，是布洛克“最后为了赚钱乱来，他已不管目标公司本身好不好了，因为美国市场对中国公司形成了一种不信任的情绪，所以浑水弄哪家公司，哪家公司股票就会跌，他就能赚钱。”

俞的姿态，让SEC调查之初的敌意渐渐消解。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他否认曾有退市打算，把美国股市比作情郎，而新东方以妇人自居，“我一心一意想嫁这个男人，你说我还有什么问题？男人要不要我，是另外一回事。”

在俞敏洪看来，让SEC理解了新东方，并帮助其理解中国政策和中国人思维，是这次调查最重要的收获。

在美国，制度是刚性的，越界就得受罚。但在中国，企业往往不得不行走在灰色地带。以民营学校关闭后的清算为例，中国《教育法》规明确规定，学校一旦关闭，清算顺序是先给员工付工资，退学生学费，还银行贷款，付掉各种各样必要的费用，再让投资者把钱拿回去。剩下还有余款的话，政府拥有支配权；“实际上，在中国所出现所有学校关门的事件中，政府从来没有说剩下的钱由政府进行支配，”俞敏洪说，“因为实际案例操作中间，政府按照公司法正常操作，清退就清退了，政府也懒得管，一管就是一个烂摊子。清算剩下的资金，基本上是由投资者自行处理。”

难道法律最终不执行吗？新东方究竟是学校还是公司？SEC方面对此很难理解，但这种弹性就是新东方和俞敏洪面临的现状。俞敏洪花了很多口舌，才让美国人明白，新东方为什么在美国就是单纯的培训公司，到了中国，就既是盈利的培训公司，又被划入非盈利民办教育机构。

“美国人也替我们着急——明明可以弄得非常清晰，你们怎么就不弄呢？”他告诉对方，“你跟我着急没用，因为这个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这意味着，在某些模糊地带，问题不在可控范围内。VIE架构的产生就是一个新东方无能为力的问题。新东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法律框定，而会面对许多难以预测的变化。

特别委员会三成员之一的北大国际（BiMBA）商学院院长杨壮博士做过一个统计：美国上市中概股里，至今一共有100多家被摘牌。他向《中国企业家》记者指出，在残缺的体制和经营环境中经营成功的公司到国外一定要出问题，“企业是国家的细胞，国家政策弹性空间大，企业一定会有问题。”杨壮说，“很多在美国被做空、被摘牌的公司，不仅仅是企业出了问题，其实是它们背负着制度缺陷的阴影。”

美国股市如果要接纳中国企业，要和中国企业合作，或许不得不暂时接受这样的现实。SEC习惯了施瓦辛格这样硬梆梆的美国好汉，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接受弹性十足的中国好人，只要后者愿意努力经营自己的公司。

10月1日，新东方宣布，特别委员会已完成了独立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没有发现任何重要证据支持”浑水的主要几项指控。

特别委员会称，收集的证据显示，新东方对其55家学校及其相关学习中心拥有所有权。新东方与21家第三方进行的品牌“合作协议”是完全不同的商业安排，没有实质影响，而且也已在公司财务报表中合适地体现出来。在税务问题上，特别委员会在独立调查中没有发现任何明显证据支持浑水的上述指控。

俞敏洪绷了两个月的弦放松了几分，“这事儿90%解决了。”

“新东方把很多信息都完全向调查方公开了，这对于新东方以及中概股公司都是一次宝贵经验。”杨壮博士指出。

为了消除美国投资人的不信任感，新东方也接受了SEC优化VIE结构的要求。相关法律文件全部重新签署，文件中都追加了一条：“若新东方VIE结构出现不稳定因素，那么新东方董事会与股东，有权力把新东方的VIE结构拿走。”俞敏洪同意了，“一旦有事，SEC尽可把VIE结构拿走，只要这个人能让新东方继续发展。”

这一条款的出发点是将俞敏洪预设为可能作恶的人。而这记看似隐蔽的重拳，更多的是威慑，难以产生杀伤力。

“SEC还是拿俞敏洪一点办法也没有， SEC要求新东方修改法律文件的做法只是给自己一些心理安慰，向外界宣示，SEC作为美国股市的监管机构还是尽到了责任的。而浑水报告中假想的那一幕仍可能成为现实：如果俞敏洪撕毁VIE结构，将资产转移到实体中，那么美国投资者只能大眼瞪小眼，美国那边董事会阻止的速度绝对赶不上转移资产的速度。”李云辉分析道。

这样一来，负有看护美国投资者利益之责的SEC最终进入了美国法律和制度也无能为力的领域。中国法律不承认VIE结构，上市公司VIE协议在中国架构下虽有效，但在政策限制性行业，可能并不符合法律要求。合同法中明确规定，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属于无效。而此保证条款就像之前的VIE协议条款一样，在中国国内的法律中不能对抗工商登记。“我实在想不出来，SEC有什么强制手段能拿回俞敏洪在国内公司的股权。”李云辉说。

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俞敏洪表达了对美国企业成熟商业文化的向往，“如果从长远来说，你的公司真好，能站得住，到美国去上市，一定是好事。”俞敏洪说，他喜欢美国那种什么事情透明，什么东西都条理分明的状态。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复杂，但只要遵守必须的法律和制度，经营企业会变成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会给企业家省下很多时间和精力。“我至少不用天天请美国政府官员吃饭吧，我也不用担心，美国政府官员你不请他吃饭，他在背后给你捣鬼。”他感慨。

当然，新东方在遵守美国资本市场规则方面也并非毫无瑕疵。2006年新东方在美国上市之时，俞敏洪已很清楚“学校清算后，如果剩下还有余款的话，政府拥有支配权”的规定，但他在上市文件里没有作出风险披露，这为今天的“信任”危机埋下了隐患。

而本次危机中，新东方也承认，信息公开披露方面尚有欠缺。陈向东承认“新东方做的事都合法的，但缺少及时的信息公告，做这个事情第一时间就应该告知大家。就因为新东方告知晚了，投资者才会怀疑新东方是否存在转移侵吞资产，或者侵吞股东利益的担忧。”在浑水报告之后的两天，新东方没有做出正面回应，后来俞敏洪只是发了几条微博，接受了一些采访，“如果新东方能及时地一个公告，那么公司市值就不会缩水得那么厉害。”李云辉分析。

沉默是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美好品质，也是“好人”标准之一，但却是美国投资者最不喜欢的应对方式。一嗨租车CEO章瑞平在美国生活了19年，在他看来，沉默对于美国投资者来说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因为他们不懂你的沉默究竟是默认，还是其它的意思。”

今年9月，就在李开复与香橼隔空开战之时，美国有电视台财经节目希望能仿效美国总统电视辩论，邀请浑水与香橼作为反方，中概股公司作为正方，就中概股频频遭遇做空的事件展开一场辩论。接到邀请的浑水与香橼马上表示愿意参加，但庞大的中概股队伍却陷入了集体沉默，没有人愿意正面交锋。

“这就像一场网球公开赛，对方已经上场等你，你不上场那就是默认自己输掉了这场球。美国媒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中概股公司完全可以去说清楚哪些问题是存在的，哪些问题是做空机构搞错了。”章瑞平称根据他的经验，如果当时有中概股公司去参加节目，或许第二天中概股股价会普涨10%。

对于制度与法律的信仰，不会容许SEC仅凭企业家人品就对公司的隐患大开绿灯。更何况，SEC也面临着美国政府与国会要求调查中概股造假的压力，这种调查不会随着SEC主席夏皮罗的卸任而终止。

最近，如前文所述，SEC指控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毕马威、普华永道），以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业务违规。SEC指控这五家会计师事务所违反美国《证券交易法》和《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拒绝对九家中国概念股公司会计欺诈的调查中，提供审计底稿和其它相关材料，但暂未透露这九家公司的名字。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公使蔡瑞德12月5日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理解中国公司的信息保密意愿，但是，既然在美国上市，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

章瑞平认为，中美两国政府也许会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既保护国家的秘密，同时又能满足SEC的要求。无论结局如何，SEC目的显然是不允许中国公司游离于美国法律和制度之外，如果监管制度的鸿沟依然存在，像俞敏洪这样的“中国好人”，在SEC眼中将一直被被预设为“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