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绘画思想变革(1900-1917)

摘 要：中国近代绘画思想变革是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发生的。讲西学东渐，不只是从绘画的层面看，更应从政治的维度和文化思想的维度考量。20世纪初叶，推动中国绘画思想变革的动因有三个方面：出国留学生的培养是其人才准备；新美术院校的创办是其教育基础；新的美术社团与刊物是其传播阵地。

关键词:中国绘画史；西学东渐；绘画思想变革；留学生；新美术院校；美术社团与刊物

中图分类号：J20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近代绘画思想变革的历史背景

如果从西画及其技法的引入来看西学东渐，那么，早在明万历九年（158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以《圣母像》和《圣母子像》奉献于御前，中国宫廷画家便见识了欧洲油画及其“脸上凹凸正视与生人不殊”的明暗表现技法。在利氏之后，又有汤若望进呈《基督像》、《圣母像》油画。明代画家中受欧洲油画影响的曾鲸（1568-1650）及其“波臣派”的人物画往往采用西画“明暗法”，将中、西画法参用之。及清，西洋画士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潘廷璋等先后供奉朝廷，充任宫廷画家。西画中用之风在中国宫廷画家和一些文人画家中影响渐大。

晚清以来，特别是20世纪伊始，中国绘画在西学东渐新的形势环境下，日趋变化发展。出现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海上画派”，便是西画东渐文化影响的产物。可是，这里我们须指出的是，讲西学东渐，不只是从绘画的层面去看，更应从政治的维度和文化思想的维度来考量。“采西学，制洋器”、“师夷之长技”、“中体西用”等，既包含科技现代性的探索，也蕴有对西方近代政治和文化思想吸纳的内容。当时便有人看出这一点，惊言道：“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①可以说，西学东渐的历程，必然扩展到政治改革的诉求，扩展到民主启蒙的宣传。如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相继发表《卢梭学案》、《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等文章，介绍宣传卢梭的平等、自由以及契约论思想。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发轫阶段的戊戌思潮，就是从西学现代性思想资源中移植而生成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思想家对西学的接纳、介绍与诠释，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人文现代性的探索，表现出不尽相同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现代性思潮特征，对此后中国文化思想的变革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到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几千年沿袭的封建皇权政治，创建了“在民”的共和政治；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共和思想家身上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勇于反省和自我批判的品格，以及始终高扬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对迈向现代的中国文化思想（也包括绘画思想）的影响更为深刻而久远。笔者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绘画思想都经历着一次又一次深刻的变革。由此回望，正是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以其政治和思想的巨大震撼力和深刻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激起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波澜，打开了中国青年学子奔赴域外求学的大门，中国近代绘画思想的变革，也由此孕育而开始。

二、游学日本、欧美：中国绘画思想变革的人才准备

20世纪初叶，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艺术救国”成了这一时期爱国青年的执著追求。国门一旦打开，一股出国的倏然出现。从当时全国留学生数量变化来看，1903年是1300人，1904年是2400人，1905年为8500人，1906年达到13000人，三年内增加10倍。②就绘画方面来看，浸淫于新文化思想的一批青年画家，对西洋绘画表现出极大热情，希冀摆脱传统绘画的束缚，寻找到一条挽救中国画日趋衰微的路径，纷纷出国考察、学习西画。

李铁夫（1869-1952）是近代中国最早出国研习油画、水彩画的先行者。他18岁进入英国一家美术学校学习，后转赴美国深造，1930年回国。旅居国外时，曾追随孙中山在英美各地组织同盟会分会，从事革命活动。周湘（1871-1933）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的创办者。他因同情康、梁变法，有“新派”思想而被迫于1898年东渡日本，后转赴法国学习油画和水彩画。陈师曾（1876-1923）于1903年赴日本留学，1910年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通晓中西绘画，主张中国画革新。李叔同（1880-1942）于1905年以官费派赴日本，入东京上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画。在日期间参加同盟会，1910年学成归国。吴法鼎（1883-1924）于1906年被选送法国巴黎学习法律，后改学绘画，进入巴黎美术学校从名师专研西画和美术史。1919年归国。李毅士（1886-1942）17岁赴日本学习，后去英国，1907年考进美术学院，攻油画和水彩画，1916年归国，成为中国早期西画的开拓者和美术教育家。

作为“岭南画派”领袖人物的高剑父（1879-1951）、高奇峰（1889-1933）兄弟和陈树人（1884-1948），都曾先后东渡日本研习西洋绘画，并且参加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致力于革命。辛亥革命后，他们积极创办画院，从事创作，热心于中国画革新。李超士（1892-1971）则是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被首批派往英国的留学生。次年转赴法国学习绘画，1919年学成归国，并将西方色粉画传入国内。

至1917年，分赴欧美和日本学画的还有冯钢百（1884-1984）、陈抱一（1893-1945）、汪亚尘（1894-1983）、方君璧（1898-1986）、关良（1900-1986）等等，他们学成归国都是在“五四”以后的20年代了。如果说近现代中国绘画思想的变革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那么，其中首要的就是一批又一批绘画留学人才的培养和壮大，正是他们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绘画的发展及绘画思想的历史性变革。

三、新美术院校的创建：中国绘画

思想变革的教育基础

20世纪初叶，首批出国留学并最早归来的画家周湘、陈师曾、李叔同、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等，不仅把西洋绘画及其技法介绍到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将日本和西方的美术教育理念、思想和办学方法引进到国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新美术教育的发展，为培养与建立西画创作和理论人才队伍，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1910年，周湘在上海创办国内第一家私立图画传习所（亦称“中西图画函授学校”），传授西方的水彩画及其技法。陈抱一、刘海粟、乌始光等都曾是周湘的学生。陈师曾于1910年从日本归国后，历任北京高等师范手工图画专修科教员、北京美术学校等教授，长期从事美术教育。他坚持中国画“师造化”的优秀传统，并吸取西洋画对景写生之长，认为“现在与外国美术接触之机会更多，当有采取融会之处，因在善于会通，以发挥固有之特长耳。”③

作为中国近代西画教育开拓者之一的李叔同，1910年留学日本归来，即任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员，后又相继被聘任为浙江两级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美术教员。丰子恺、吴梦非、潘天寿等都出自他的门下。

民国“革命巨子”高剑父在辛亥革命后一心献身艺术，1911年在广州创办“春睡画院”。高奇峰也回广东创办“天风楼”，与“春睡画院”一道，培养了一大批“岭南派”优秀画家，如方人定、赵少昂、黄少强、杨善深、黎雄才、关山月等。高氏兄弟在教学中积极实施绘画革新的主张，提出“合炉而冶，折而衷之，以我国之古笔，写西洋之新意”。④不仅重视中国画与西画的结合，而且还主张对日本画、印度画的有益吸收。

中国最早的舞台美术家张聿光（1885-1968），1912年与刘海粟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为首任校长。早期曾从他学画的陈抱一在日本求学因病回国疗养期间，兼任上海图画美术院西画教员，并从日本购买伏尔泰石膏像供学生使用，开中国近代绘画教学最早使用石膏像的先河。1915年，图画美术院在课堂教学中采用西洋画法，首次雇用人体模特儿，社会为之哗然，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竭力攻击。1917年，刘海粟创办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校首次陈列学生人体习作展览，他因此而被斥为“艺术叛徒”和“教育界之蟊贼”。可见新旧美术教育斗争激烈之一斑。

应该说，20世纪初至“五四”前，中国近代新美术教育是在艰困中起步。1906年，李瑞清（1867-1920）率先在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创立图画手工科，设置素描、水彩、油画、中国画、图案画等课程，中西绘画并举，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美术教育人才，如后来成为美术教育家的汪采白、吕凤子、姜丹书等。但那时尚缺乏西画教学的师资，直到辛亥革命前后，一部分留学日本、欧美的画家回国，才开始改变困窘的局面，出现上述由留学归来画家创办新美术院校的前所未有的新景象。虽然这些新美术院校当时主要设立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数量也不多，但毕竟有了崭新的开端，为“五四”以后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新美术院校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新美术院校教育，实际上是对西方绘画思想的启蒙，是中西绘画由于差异性和异质性的碰撞，是中国传统绘画在困惑中的醒觉，并终于成了“五四”前后爆发的中国画变革争论的重要动因。

四、新办的美术社团与刊物：

中国绘画思想变革的传播阵地

中国传统文人画家素有艺术雅集的风尚，至清末民初，由传统雅集发展为美术社团，则是受西方文明影响的近代产物。清末，领西方风气之先的上海出现了“海上题襟金石书画会”、“小蓬莱书画会”、“平远山房”、“萍花书画社”等民间书画团体。继上海之后，苏州、杭州、北平、天津、广州等地也有民间书画团体成立。这些书画团体的活动主要是在中国传统书画范围之内，如金绍城（1878-1926）于1910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直到辛亥革命后，随着留学海外的美术学子逐渐归国以及对西方绘画思想的大量传播，上海等地开始出现由西画家为主成立的民间美术团体。他们交流切磋的不再是中国传统书画，而是有关西画的创作。例如1915年在上海成立的“东方画会”，遂由西画家乌始光、汪亚尘、刘海粟、陈抱一等人组成，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研究西洋画的美术社团。他们主张用石膏写生，组织画家野外写生，首开中国西画创作写生的先例。此后，由中国西画家组成的“天马会”、“晨光画会”（上海）、“艺术社”、“中华独立美术协会”（日本东京）、“赤社美术研究会”（广州）等，都是较为知名的西画学术团体，他们研讨西画创作，举办西洋画展览，引起了人们对油画、水彩画等的关注，打开了青年画家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视野。

在早期成立的美术社团中，还有一些是中、西画家结合的美术团体，如颜文等成立的“苏州美术会”，其活动既有西画家朱士杰、胡粹中等参加，也有国画家吴昌硕、吴子深等加入。“苏州美术会”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美术展览，征集全国各地中、西画家参与。后来由蔡元培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也是一个中、西画家结合的新美术社团，对中、西绘画思想的研究和交流产生较大的影响。

新美术刊物的出现既是与新美术社团相伴而生，更是辛亥革命民主思潮激荡下的产物。广东画家潘达微（1881-1929）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革命，1899年参加兴中会，1905年在广州创办宣传革命的《时事画报》，高剑父、陈树人等均参与支持。1908年以《时事画报》名义倡办“广东第一次图画展览”。陈树人等也于1905年在香港创办《有所谓报》，次年该报停刊，又与他人创办《东方日报》。高剑父和潘达微继参加1906年香港的“美术赛会”后，又参加了1909年在香港举办的“广东第二次图画展览”。他们的革命绘画思想推动了广东、香港的艺术革新运动。

1911年，创刊的画报有《星期画报》、《民主画报》和《时事新报》等。1912年，李叔同在上海主编《太平洋报》的副刊《太平洋画报》，并与柳亚子等人创办“文美会”，出版《文美杂志》。1912年4月，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从广州来到上海，与刚辞去临时大总统而从南京返回上海的孙中山会面，并即创办了“审美书馆”；接着便创办了《真相画报》，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宣称：“本报以监督共和政治，调查民生状态，奖进社会主义，输入世界知识为宗旨。”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倡导中国画变革的思想。《真相画报》连载了陈树人编译自日文画学著作的《新画法》。而在《真相画报》出刊之前，黄宾虹即于《神州日报》上发表了《〈真相画报〉出世之缘起》一文，对《真相画报》的办刊宗旨与艺术追求作了介绍和评价。其后，海派艺术大师吴昌硕以及王一亭、李瑞清、曾熙等几乎每期都为该画报提供书画、诗词和理论文章；年轻的刘海粟和徐悲鸿也积极参加“审美书馆”和《真相画报》的艺术活动。“二高一陈”的“岭南画派”与以吴昌硕为领袖的“海上画派”通过“审美书馆”和《真相画报》互为沟通与交融，为中国画的时代变革与创新共同努力。这个事实表明，不同的中、西绘画思想虽有差异却有相通的艺术语境；后来发生的中国画革新的争论不管怎样激烈，终究可以异声相应，殊论同归，朝着振兴中国绘画的方向前行。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刊《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着力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对中国美术也产生极大的影响。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鲜明观点。同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三卷六号）发表了他的演讲稿《以美育代宗教说》。也是在这一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发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疾呼，冀望“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他的思想见解惊动了中国画坛，是中国绘画思想变革的前奏。

综观民国初期的美术社团和刊物，相对后来的繁盛也许还显得单纯和质朴，但对当时沉闷的中国画坛，无疑卷起了层层波澜，惊觉了画家原本因袭而固守传统的思想，打开了他们对西方绘画认识的通道。可以说，正是这些早期的美术社团和刊物，成了中国绘画思想变革的最早传播阵地，具有不可小觑的开拓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