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创刊的前前后后

《文汇报》是现代中国一份有较大影响的报纸，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份有着六十多年历史的《文汇报》，是如何创办的呢？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沪宁、沪杭铁路局宣布遗散在上海的大部分职工，发予一次性的遣散费。在被遣散的职工中，有以严宝礼为首的“十兄弟”。他们领到遣散费后在一起盘算着，这些钱是存在银行好呢？还是做点生意好？正在他们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有人献计说，上海的几张大报如《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等都因为拒绝日军的新闻检查而宣布停刊，这时如果出版一份挂洋招牌的商业性报纸，不受日军的检查，多登一些抗日的新闻，销路一定好。严宝礼很重视这个建议，他们商量再三，决定集资3000元办一张报纸。

既然要办洋商报，就得有外国人出面。有一个在跑马厅为洋人当中文秘书的方伯奋，听说严宝礼要办洋商报，就自告奋勇去找跑马厅的英籍经纪人克明商议，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协议。克明用英文《文汇报》（Mercury）的中文“文汇报”三个字向英国驻沪领事馆注册。他们又成立了英商文汇报出版公司，由克明任名义上的董事长，中、英籍董事各5人，但一切事务均由中国董事操办。克明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每月给他300元，另聘他的儿子小克明担任董事会秘书，月薪100元，并推荐方为董事。

严宝礼办的《文汇报》实际只有3000元的资金，而且是“三无”:无社址、无印刷设备、无编辑人员。严宝礼想到1937年12月14日停刊的《大公报》上海版。此时的《大公报》由其总经理胡政之在沪负责“善后”，既有馆址、设备，又有编辑记者。当胡政之得知严宝礼办报遇到困难，就答应把《大公报》的设备和库存纸张给《文汇报》使用。胡政之的想法是，把《大公报》的部分财产交由《文汇报》使用，一旦抗战结束，《大公报》可以立刻复刊，就不用新起“炉灶”了。再有就是上海失守前，给《大公报》2万元，希望《大公报》办一张挂洋招牌的报纸，以便宣传的“抗战”。这2万元到底如何用，是要给一个“交代”的。但胡政之又有些不放心，他担心严宝礼是冒险投机。当时的上海，冒险投机之风盛行。看准一种可以赚钱的买卖，挂上一块空招牌，在浑水里摸上一阵，等到赚了钱马上歇手。这种“突击式”的投机买卖，当时上海的行话叫做“抢帽子”，干的人不少。

胡政之在经过一番调查后，知道严宝礼办报的态度是认真的。他要《大公报》沪馆原经理李子宽与严宝礼具体接洽，谈判条件。因胡政之帮助《文汇报》是另有打算的，所以在双方的谈判中，《大公报》的条件是很宽松的。《大公报》的具体要求有两条:一是投资1万元。严宝礼的3000元资本视为1万元，不仅如此，在账面计算为2万元，严宝礼与《大公报》对《文汇报》的投资比例为2∶1，这样一来《大公报》不是吃亏了吗？胡政之自己有他的计算方法:一是这2万元是给的，其中的1万元投资《文汇报》，就可以向蒋报账了；而且这1万元也不是付现款，而是每月抵付纸张和印刷费，《大公报》当时还有存纸，垫印《文汇报》几个月，1万元就交完了。后来，胡政之把这2万多元移作创办《大公报》香港版的开办费。《大公报》在《文汇报》的股份是记在李子宽、费彝民和胡政之的两个女儿身上的。二是要正赋闲在家的《大公报》沪馆原编辑主任徐铸成、编辑王文彬分别担任《文汇报》的主笔和采访主任，严宝礼手头正缺编辑、记者，也就痛快答应了。这样，胡政之又为赋闲在家的原《大公报》的骨干找到了生活的出路。徐铸成曾问胡政之，为什么经理部不派员参加？胡政之回答说:“营业我们不管，只要抓住编辑权就够了。”胡根本没有指望在《文汇报》身上赚钱。

就这样，《文汇报》既有了社址、机器设备，又有了从事多年新闻工作的编辑、记者，严宝礼所期盼事业――《文汇报》在孤岛顺利诞生。徐铸成掌管《文汇报》的言论，是坚持抗战的。他在回忆这一段的经历时，有这样的文字:“我自己除主持言论（包括社论和短评，后者全部由我执笔）外，还亲自主编要闻版。各版的稿子，都送我过目。……我抱定宗旨:洋商报是中国办的，以宣传抗战、宣传爱国主义为言论方针。尽管口气上还用‘华军’、‘日军’字样，但坚决反对侵略，对汉奸声讨毫不留情，决不如《大美晚报》等‘中立之态可掬’。其他如本市新闻，副刊亦能配合‘皮里阳秋’的抗日基本步调，如西北八路军传来的声音，以及史沫特来的见闻录等等，陆续发表。”

1939年5月，《文汇报》在日伪的压迫下，暂时停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复刊，至1947年5月又被政府查封。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6月21日《文汇报》复刊，1956年4月并入《教师报》，同年10月又复刊至今。另外，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停刊后，徐铸成又在香港创办《文汇报》（1948年9月3日创刊），至今仍在出版。时下，中国有两份互不隶属的《文汇报》，一份是上海《文汇报》，另一份是香港《文汇报》。

（摘自2008年7月17日《人民政协报》）

知错就改

《新华月报・天下》2009年1月号“老报旧闻”中的《胡愈之的心结――只出了7期的〈月报〉》一文出处应为“2008年10月29日《中华读书报》”。特此更正，并向读者、作者及相关媒体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