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诈骗、抢夺后暴力抗拒警察抓捕不宜定抢劫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即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盗窃、诈骗、抢夺三类案件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的财产利益，发案率高，被他人发现而转化为抢劫罪的机率也高。对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后抗拒警察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情况，实践中有不同的看法。

部分人员认为暴力抗拒抓捕的对象不应有限制，包括被害人、见义勇为者和警察。认为警察虽属于负有抓捕职责的特殊主体，但现有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将暴力抗拒抓捕的对象限定为普通公民，即警察未明确排除在外。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被发现后，只要对前来抓捕的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包括对方是警察，也应按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不论是从侵犯的法益、社会危害程度抑或是罪刑均衡来看，都不应当把“警察”这一特定主体作为转化型抢劫的犯罪对象。

首先，暴力抗拒警察抓捕与一般抢劫侵犯的法益不同。转化型抢劫不是典型的抢劫罪，仅限定于犯盗窃、诈骗、抢夺三种罪行，且只能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并且要求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才能按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法律拟制的以抢劫罪论处的行为。法律拟制的根据就是转化型抢劫行为与一般抢劫罪在侵害法益上的相同性，即都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法益和财产法益，同时，在法益侵害的程度上二者也是相当的。对普通群众而言，行为人暴力或以暴力威胁，侵犯的是抓捕者的人身法益。但对于警察而言，其并非一般公民，是在执行职务行为，是享有法律赋予的抓捕犯罪分子职权的法定载体，其代表国家司法机关。行为人对前来抓捕的警察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警察的人身法益是次要客体。

其次，抗拒警察抓捕与抗拒普通群众抓捕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不同。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法律之所以将转化型抢劫规定按抢劫罪处理也是因为两者体现出的同等社会危害性。在抗拒普通群众抓捕的情况下，行为人暴力因素的介入不但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侵害，而且由于抓捕者是不具有抓捕技能、防身能力的普通群众，容易受到伤害。从社会效果来看，行为人抗拒普通群众的抓捕可能造成见义勇为者受伤的消极后果，社会危害性大。而对于抗拒警察抓捕而言，警察经过特殊训练，具备一定的抓捕技能和手段，自身防卫水平较高，受伤的机率要小得多，即便负伤形成的也是忠于职守的积极的社会效果，因而行为人社会危害性也相应较小。

最后，从罪刑责相适应原则来看，也不应将暴力或以暴力威胁抗拒警察抓捕定性为转化型抢劫。刑法对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单独设定了妨害公务罪，可以对以暴力、威胁的方法抗拒警察抓捕的给予有力打击，没有必要再以抢劫罪来处罚。且如果对当场暴力抗拒警察抓捕行为以转化型抢劫定罪，可能有违罪刑责相适应原则：假如甲乙二人共同实施盗窃，甲先离开现场，第二天以暴力抗拒警察抓捕，而乙当天在案发现场以暴力抗拒警察抓捕。在二人均未造成其他后果的前提下，应按二人的罪责处以相同的刑罚。但如果暴力抗拒警察抓捕可以以转化型抢劫罪处理的话，那乙定抢劫罪，甲定盗窃罪，显然违背罪刑责相适应原则。

综上所述，如果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后，为抗拒警察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如果没有造成后果，那抗拒行为在刑法上没有单独评价的意义，只应定盗窃、诈骗、抢夺罪一罪；如暴力行为达到妨害公务罪的追责标准，应以盗窃、诈骗、抢夺罪和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如暴力行为造成警察重伤结果或死亡结果，应按盗窃、诈骗、抢夺罪和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理。

作者简介：

周金凤，南京大学2010级在职法律硕士，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