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国史观与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

摘要：日本对待历史问题表现出来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言论一直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日本对待历史问题态度的背后有着包括日本历史文化、国民性格、美国因素等等原因，而其中近代形成的皇国史观既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支撑也是战后日本不难严肃反省的重要原因。本文试从皇国史观入手，简要分析皇国史观的形成及其对日本对待历史问题态度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 皇国史观 天皇崇拜 历史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战后的日本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对发动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思，也没有诚恳地向亚洲人民道歉。相反，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美化侵略战争、为侵略战争开脱的言论甚嚣尘上。日本对待历史问题不负责任的态度背后有着诸多深层次的原因，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日本近代形成的皇国史观。

1.皇国史观的概念界定

陈显泗先生在《对日本社会翻案顽疾的诊断——从历史进行剖析》一文中将神国观念、天皇崇拜、武士道精神、皇国史观称作日本人精神支柱上的四大“怪枝”，更指出“皇国史观是由前三个怪枝派生出来的，生出的果实，是前三者内容的总和”，“它不仅体现出日本民族的特定思想和观念，更定下了该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及实现目标所采用的手段。”[1]由此可见，皇国史观实际上就是在日本神道、天皇崇拜和武士道精神融合基础上而形成的整体观念。近代日本通过神话天皇，鼓吹日本国体优越，宣扬大和民族优秀，使皇国史观成为近代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是目前学界对皇国史观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王俊彦在《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与今日的扩张》一书中，对皇国史观定义如下：大和民族是由神定的民族，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以天皇的名义统一世界，是走向人类恒久和平的大道；日本民族所进行的战争，是为完成历史使命而进行的圣战。[2]它包含着日本民族的来源、天皇地位、民族使命与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等内容，对皇国史观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笔者认为，简单来说，皇国史观就包括了天皇神化及天皇崇拜、日本“神国论”、“八纮一宇”思想以及“大和民族优越论”等，其中以天皇神化及天皇崇拜为重要基础。

2.皇国史观的形成与强化

皇国史观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而是以日本历史文化为基础，以近代日本政治思想文化发展为主体，以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为动力而在近代日本国民中逐步形成的。其中从皇国史观的概念中不难看出，天皇神话及天皇崇拜是重要基础，天皇神化及天皇崇拜古已有之，但是发展到顶峰并且制度化则是日本明治时期近代天皇制的确立。

2.1发展日本的神道学说及“神国论”，将天皇神化

日本的神道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主张自然崇拜，特别崇拜太阳神的皇祖神——天照大神。在幕府之前，神道教神话天皇的色彩并不浓厚。日本著名学者安丸良夫在《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一书中表示所谓“万世一系”的近代天皇制是在幕末前后伪造出来的“传统”。[3]“皇统万世一系”这一近代天皇制的核心概念始于18世纪末的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他通过对《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上古神话的研究，主张天照大神是即是太阳，天照大神是日本的最高神，日本天皇是他的直系子孙，日本是“万国之原本大宗之御国”，实际上是将日本的历史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19世纪40年代，会泽正志斋的《新论》定义了日本是“神国国体”的性质，构筑了“万世一系的天皇”及其所在的“神国”凌驾于万国之上的“论理”，以基于天人感应的“祭祀论”论证天皇是“与天照大神一体的现世神”。[4]明治时期，神道教成为国家的宗教，天皇神化亦达到顶峰。

2.2颁布敕令和法律，强化天皇崇拜

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语》，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最终确立。这部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据本宪法规定行使之”。[5]不仅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天皇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更是将天皇作为神与人的统一，成为“现世神”。宪法的制定者伊藤博文亦说，关于天皇的统治权并不是由宪法赋予的，它是天照大神以来万世一系的子孙所固有的权力，而宪法只不过是把这一事实写了进去。[6]1890年，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命令国民遵守武士道、神道精神，并灌输“万世一系”的皇道思想，要求对天皇尽忠。这一系列的举措不仅强化了天皇在日本的地位，更是将对天皇的崇拜推向顶峰。“在日本‘神’的含义与西文的含义不同。对一个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神，就像他父母师长是小神一样，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低下，每个臣民都觉得与天皇有家族血缘关系，认为天皇是他们的父亲。”[7]

在日本政府大力推崇天皇圣神和权威的基础上，日本政府鼓吹日本为“神国”，强调日本国体的独特性和日本民族的优越性。更有人鼓吹天皇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天皇应该统治世界。其中以“八纮一宇”最为著名。“八纮一宇”出自《日本书纪》第三卷：“上则答乾霊授国之徳，下则弘皇孙养正之心。然后，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不亦可乎？”1915年一篇名为《神武天皇的建国》文章首次使用“八纮一宇”一词。它昭示的是要把全世界连接一起置于天皇一人的统治之下。甲午战争时期，被誉为“大陆浪人的先觉者”的荒尾精最先提出“我皇国乃奄有四海，统一六合，宇内一统，自然天成之神国，其地位居于所谓世界雄邦之上。……岂可区区东亚之霸权相比拟”的王霸思想。[8]

“八纮一宇”的思想在古代日本早已有之，笔者在这里无意探讨。而近代“八纮一宇”一词的出现，更是直接以对“万世一系”天皇的崇拜为基础，为日本对外扩张与侵略寻找借口。特别是与当时流行于日本的“神国”论和“大和民族优越论”相辅相成，更加强化了日本国民的观念：日本作为一个优秀的国家，大和民族作为一个优越的种族，理应去统治那些低等的民族，天皇理应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以“皇国”、“皇道” 著称的皇国史观的内涵更加完整，也更加深入人心。当“现世神”的天皇举起这面旗帜的时候，沉溺于天皇崇拜的日本人便疯狂地对外扩张和征服。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日本便走上全面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以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高潮。日本的皇国史观不断得到强化。

3.二战后日本皇国史观残留的原因

二战后日本出现了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将日本对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当作是解放亚洲被殖民者的“解放战争”，甚至公然出现了否定侵略战争这段历史的谬论。日本对待历史问题不负责任的态度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国史观没有被彻底铲除，而这又是与美国密不可分。

3.1美国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处理不彻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无条件全面投降而告终。美国凭借其独一无二的实力，实现对日本的单独占领。1945年10月，美国在东京设立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美国未对日本实行直接军政，而是通过日本政府实行间接占领，充分发挥日本内阁的作用。在实现对日的占领后，麦克阿瑟下令解散日本的右翼团体、解散财阀，开除20余万人的公职，释放政治犯，并将28名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甲级战犯交给远东军事法庭审判。[9]然而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并不彻底，许多甲级战犯被审判不久即被释放，大量的乙级、丙级战犯被免于。这当中的许多人如吉田茂、岸信介等人摇身一变，从战犯又成为战后日本政坛的重要人物。

特别是美国出于自身占领日本和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没有将裕仁天皇作为战犯，更没有废除日本的天皇制[10]，这给皇国观念的残留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土壤。保留天皇制，就意味着给日本近代社会以来的“忠君”提供了继续生存的空间。许多日本死亡士兵的遗属认为，如果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他们的亲属为“皇国”牺牲，就会被当作战争罪人，他们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而保留天皇制则扫除了他们内心战争罪人的心理阴影，更是继续把他们亲属的死亡当作是为“皇国”的奉献，这就使得皇国史观中的尊崇天皇，美化战争的部分得以在普通民众中继续流传。1951年9月4至8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召开。8日，日本与参加会议的48个国家签署了《对日和约》，和约对日本的处理非常宽大，除了要求日本放弃近代以来因发动侵略战争所获得的土地外，基本上没有对日本进行严厉的制裁。这也造成日本对发动战争应承担的责任认识不深刻，伴随着皇国史观的存留，对日本民众正确认识历史问题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3.2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革不彻底

美国占领日本后实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着重铲除军国主义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1946年元旦，天皇《人间宣言》，表示自己是人，不是神。1947年，在美国指导下，日本颁布《日本国宪法》（亦称《和平宪法》）。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始，特别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美国重新审视亚洲政策，将日本视作远东防止共产主义浪潮的防波堤。美国一方面积极推动对日媾和，将日本纳入美国的世界战略。另一方面，加速日本的重新武装，日本由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的敌人转变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从1951年2月起，开始特别募集预备队干部，“重新使用245名业已被开除的陆军士官、海军兵学校的将校”[11]，并让过去军队中有训练、指挥经验的将校参加警察预备队，强化预备队组织。这就导致作为皇国史观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得以借助于自卫队的名义苟延残喘，并被右翼分子利用，继续兴风作浪。

4.皇国史观残留与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

总的来看，日本皇国史观的残留与美国有极大关系，并且对日本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教科书事件已经右翼势力的重新抬头等均和皇国史观有一定的联系。从皇国史观的概念出发，笔者简要进行梳理：

对“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神化和崇拜是皇国史观的基础，虽然战后日本天皇《人间宣言》，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神道教也重新变成民间宗教，但是保留天皇制，使得皇国史观的基础得以保留，天皇崇拜的国民特性没有被改变。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1965年发表的“培养理想的日本人形象”的报告中写道：“作为象征的天皇，其实体是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的总和……所以爱日本国就要爱日本国的象征。敬爱天皇与敬爱日本国是同一含义。”[12]“忠君”的思想摇身一变成为了“爱国”的表现，这和近代日本并无根本上的区别，直接导致了天皇崇拜的延续。而神道教经历幕府时期及明治时期的变革，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这一观念早已深入神道学说之中，神道教的继续流行也为天皇崇拜提供了条件。

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更导致日本对发动战争的认识不深刻。二战后的裕仁天皇将自己打扮成爱好和平的人，是有教养的海洋生物学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日本民众特别是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认识。更有一些人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军部，宣称是军部的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宣扬天皇无罪论。而日本许多战犯免于受罚，甚至如岸信介、吉田茂等人重新回到日本政坛，成为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更是为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否认侵略历史提供了“证据”。

皇国史观中的“八纮一宇”、“大和民族优越论”的影响仍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快于亚洲其他国家。日本国内又重新出现了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日本应该在经济上主导亚洲等言论。依据舆论调查，认为“日本是一流国家”的人由1973年的41%上升到1983年的57%，认为“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的人由1973年的60%上升到1983年的71%。[13]日本在战后出现了“ 新京都学派”，其核心就是宣言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而这些特性又都与日本的天皇意识、与日本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因而他们也就从文化的角度支持了日本的天皇意识形态，美化了日本的侵略历史，[14]甚至有一些人仍然坚信在天皇领导下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目的是要“解放”亚洲被西方列强奴役的人们。

5.小结

日本在战后对待历史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背后有着诸多的原因，涉及到日本的历史文化、国民性格、美国的因素等等。其中近代形成的皇国史观可以说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依据也是思想上的支撑，而皇国史观在战后日本的残留更是日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因。日本近年来一系列美化战争的言论、右翼势力修改教科书、日本首相及政府官员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事件都反映出日本并没有真正正视历史，承认错误以换得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原谅，而是想方设法地推卸战争责任，甚至是公然否定侵略历史。而近年来日本年年加强军备，国内要求修改宪法的舆论高涨，这样的一个日本不得不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警惕。日本只有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承认犯下的错误才能获得受害国人民的理解，才能真正取信于国际社会。

注释：

[1]陈显泗.对日本社会翻案顽疾的诊断——从历史进行剖析[J].江苏社会科学，1999（3）：20.

[2]王俊彦.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与今日的扩张（下册）[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1076.

[3]刘金才，诸葛蔚东.近代天皇观与“想象的共同体”[J].中国图书评论，2010（2）：53-59.

[4]刘金才.近代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的解构——读安丸良夫[J].2010（1）：143-154.

[5]（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

[6]丁志强.试析天皇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战争责任[J].日本问题研究，2004（3）：44-49.

[7]（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上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30.

[8]天津编译中心.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9]史桂芳.简析日本近代的皇国观念[N].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117-123.

[10]有关裕仁天皇战争责任及美国保留天皇制的原因的书籍包括彭玉龙[J].谢罪与翻案.北京：出版社，2001.

[11]吴广义.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12]李建军.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兼驳右翼“天皇无罪史观”[N].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50-61.

[13]丁志强.试析天皇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战争责任[J].日本问题研究，2004（3）：44-49.

[14]战后日本防卫问题资料集（第一卷）[M].东京：三一书房，1991.

[15]高增杰.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6]（日）日本NHK舆论调查所.现代日本人的意识构造[M].东京：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85.

[17]田庆立.论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基本特征[N].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62.

参考文献：

[1]战后日本防卫问题资料集[M].三一书店，1991.

[2]日本NHK舆论调查所.现代日本人的意识构造[M].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85.

[3][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M].商务印书馆，1983.

[4]天津编译中心.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5]高增杰.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肖季文，陈显泗，尹明新，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8]史桂芳.战后中日关系：1945-2003[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9]王俊彥，马立和.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与今日的扩张[M].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10]吴广义.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11][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主义的衰亡[J].上），新华出版社，1982.

[12]陈显泗.对日本社会翻案顽疾的诊断── 从历史进行剖析[J].江苏社会科学，1999，3： 020.

[13]丁志强.试析天皇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战争责任[J].日本问题研究，2004，3： 009.

[14]李建军.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兼驳日本右翼“天皇无罪史观”[J].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5：009.

[15]刘金才.近代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 的解构——读安丸良夫《 近代天皇观的形成》[J].日本学刊，2010（1）：143-154.

[16]刘金才，诸葛蔚东.近代天皇观与 “想象的共同体”[J].中国图书评论， 2010 （002）： 53-59.

[17]彭玉龙.谢罪与翻案[J].视野，2001（007）： 6-7.

[18]史桂芳.简析日本近代的皇国观念[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

[19]田庆立.论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基本特征[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1：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