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道教孝道思想的演变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天然便具有中华文化重伦理重家庭的特点。关于道教的孝道思想，学界或从其与儒家关系角度关注，或从道教中一个教派如净明道等考察，这些研究都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仅从这些角度考察，却无法了解道教孝道思想演变历程，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道教孝道观的不同形态及背后的思想意义。

一、道教孝道思想产生阶段

根据学术界通常认识，道教产生于东汉顺帝时(126年－144年)，道教的孝道思想自然可以上溯到道教产生之时。这个时期，道教很多教理教义都不完备，伦理道德思想也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而儒家的孝道观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因此，早期道教直接将儒家孝道思想引入作为自己的思想。

据考证，甲骨文中已有“孝”字，字形由上面一个“老”下面一个“子”组成，象征着老人呵护子女，子女侍奉老人。孝道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在早期的文献《诗经》、《尚书》中便包含了孝道思想。《诗经・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劬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臀遥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吴天罔极。”《尚书・康诰》认为“不孝不友”是“元恶大憝”，是首恶大罪、不可宽恕的事情。然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孝道思想也有所动摇，各种不孝之行多见史书：卫国的石恶死了父亲，却毫不感到哀痛，“卫石共子卒，悼子不哀”；鲁昭公死了母亲，不但毫无悲戚之色还照常举行打猎活动，“五月，齐归薨，大搜于比蒲，非礼也。……九月，葬齐归，公不戚”。春秋时期，孝道观念的淡薄，促使力图恢复周礼的儒家开创者孔子重新巩固孝道思想。孔子的全部思想以仁为中心，而何为仁?“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不但是行仁之本，而且还是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由孝而忠，由家而国，对父母的孝心自然扩充为对天地万物的泛爱之心。质言之，人若连自己亲身父母都不爱，则不可能爱他人爱社会。

儒家的孝道思想包括三重内涵。一是养亲。从物质层面供给衣食赡养父母，这是孝道的最低要求。尽心尽力供养其亲，是人的基本道德义务。“事父母，能竭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力于靡粥之间，行走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新语・慎微》)。为父母提供生活所需的物质是子女尽孝的首要内容，因此，曾子提出父母在时，子女应“不择官而仕”。官位虽低，俸禄虽薄，但能奉养父母，就应该出仕以养亲。二是敬亲。孝并不止于为父母提供衣食等赡养义务，而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这种根源于血缘关系的自然亲情表现在行为中便是对父母的敬。敬亲，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论语》中记载子游问孝，孔子答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只有对父母发自内心的爱，才会有和气，才会有愉色，才会有婉容，才会表现为敬亲。因此子夏问孝时，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先生即父兄。可见，敬亲是孝的重要内容。三是谏亲。父母有过失的时候，子女应顺从还是劝诫?儒家很早便提出这一问题并努力加以解决。《孝经》中记载曾子向孔子提出这个问题，孔子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孝乎?”但是如果子女加以劝谏而父母不听时应如何呢?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就是说子女反复婉言相劝，如果父母仍一意孤行，子女不应该怨恨，而是一如从前的孝顺双亲。

道教在创建之初，理论尚不完善时，将儒家孝道思想直接吸收进来。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十分重视孝，认为“天下之事，孝为上第一”。其孝道基本上和儒家孝道思想相同，也认为“养亲”是孝的最低要求，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就是天下大不善：“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敬事其君。为此三行为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如此不孝，要受到鬼神的谴责。“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馀责于地下。”敬亲也是道教孝道思想的题中之义，魏晋时期《女青鬼律》之《道德禁忌》22条中，有“不得违背父母名讳”，“不得轻慢老人……不孝五逆”等。在道教孝道中也有与谏亲类似的思想，《太平经》认为真正的孝是对于君父师未曾听到过的言论不隐瞒，诚实地告诉他们异闻，并非不管君父师所言对错，一味赞同，“未尝见之说以上其师，是上善顺弟子也”。

这个时期的道教孝道思想更加强调为父母求长生。“上善第一孝子者，念其父母且老去也，独居闲处念思之，常疾下也，于何得不死之术，向可与亲往居之，贱财贵道活而已。思弦歌哀曲，以乐其亲，风化其意，使人道也。乐得终古与其居，而不知老也，常为求索殊方，周流远所也。至诚乃感天，力尽乃已也。”长生，是道教思想的核心教义，是道教思想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大部分人信仰道教者主要目的是求得长生，因此，道教的孝道思想自然认为最大的孝是为父母求长生。另外，道教孝道观还与“道”的本性结合起来，认为“慈孝者，思从内出，思以藏发，不学能得之，自然之术。行与天心同，意与地合。”(《道藏》戊部《大慈孝顺闾》)即是说“孝”是出于天地的本心，是天地间与生俱来的，非人所创的自然而然的法则。

纵观这个时期的道教孝道思想，由于其教理教义尚不成熟，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非常大，缺乏自己的完善的理论。不过，从一开始，道教的孝道思想就表现出对长生的强烈追求，这是与儒家孝道思想不同的地方。

二、道教孝道思想理论提升阶段

道教孝道思想的成熟是在净明道产生之后。净明道，全称为忠孝净明道，是由晋代以来的许逊信仰发展而形成的一个道教宗派，兴起于宋元时期。净明道对道教的孝道思想从理论上进行了提升，认为“忠孝”不仅是社会的伦理规范，而且是修炼心性，追求“净明”的修炼方式。

从南宋初开始，“孝”开始渐渐脱离纯粹的人道范畴而具有了宗教的神圣意味。《太上灵宝净明洞神上品经》中有：“父母之身，天尊之身；能事父母，天尊降灵。欲拜星辰，友恭弟兄；兄弟之身，诸天真人。凡知此者，可以烧丹篆符，百鬼畏名。”这里，父母兄弟之身直接被视为神圣的“天尊”和“诸天真人”之身。世俗的孝行也就成为了可以与天尊沟通的具有宗教意义的行为。

此后至周真公时期，净明道又将“忠孝”作为其宗教修炼的一项重要内容，认为“凡学《黄素书》者，要在忠孝。忠孝之人，持人直谅，秉盼鹿В是非不能摇，淫邪不能人，十善俱备，五逆成消，一心之中，外物不汩，自然成就，毕竟有成”。这里，践行忠孝即是修心，通 过践行忠孝而修的心不被是非所动摇，不被淫邪侵入，不为外物所动，则能修成大道。

到元代时，道教的孝道思想更富有神圣意味。元代净明道对孝的神圣意义大加阐发，并将世俗孝行与宗教修炼融为一体，如《净明忠孝全书》认为忠孝乃“大道之本”，并认为践行忠孝便可以证道成仙，“忠孝之道，非必长生，而长生之性存，死而不昧，列于仙班”。

这时“孝”已经是与道教传统思想相结合的宗教修炼方式。刘玉认为“真忠至孝之道”的要点在于“惩忿窒欲，明理不昧心天”。这种说法虽然看上去与宋明儒者所倡的理论无异，但事实上却是有根本性差异的，惩忿窒欲实际上是类似内丹的心性修炼：“惩忿则心火下降，窒欲则肾水上升，明理不昧心天则元神曰壮、福德曰增。水上火下，精神既济，中有真土为之主宰，只此便是正心修身之学、真忠至孝之道。修持久久，复其本净元明之性，道在是矣。”践履忠孝何以能令心火上升肾水下降呢?很明显，这里忠孝的对象发生了演变，不再是指世俗的父母和君主，而是自身的心性。刘玉在解释“孝”为“不昧天理”时说：“明道只是不昧心天，心中有天者，理即是也，谓如人能敬爱父母，便是不昧此道理”。因此践履忠孝实际上就是修炼“心性”，进而能让心火上升、肾水下降。

刘玉的弟子黄元吉更详细地阐释道教的孝道观。黄元吉继承刘玉的观点，认为孝的对象是自身的心性，真正的孝是“珍啬元气，深知天命，长养道胎，继续正脉”。而侍奉世俗父母是不是孝行呢?黄元吉认为：“此乃孝道中一事耳。当知有就里的孝道，不可不行持。大概吾身是父母遗体，但向行住坐卧十二时中善加崇护，不获罪于五藏，方可谓之至孝。”可见，侍奉世俗的父母只是孝道中的一件事，而最大的孝道是“不获罪于五藏”。

“不获罪于五藏”，实际上是不伤五脏之气。其所谓“真孝”是道教养生上的修炼方式。不伤五脏之气，看似类似于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事实上是有区别的，不伤身在儒道二家中的地位不同。儒家认为不伤身只是孝行的开始，并非至善，儒家所追求孝之终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与儒家以立身行道，光宗耀祖为最大的孝不同，道教认为不获罪于五藏，不伤身，长生久视才是至孝。道教早期孝道思想尚不完善之时，道教理论家葛洪在论述孝道思想时认为“盖闻身体不伤，谓之终孝，况得仙道，长生久视，天地相毕，过于受全归完，不亦远乎?……先鬼有知，将蒙我荣”(《抱朴子内篇》)。即认为成仙之后，会光耀先鬼。道教早期的孝道思想是儒家的直接借用，连葛洪这样的道教理论家都不例外。而在净明道这里，道教的孝道思想已经成熟，“孝”已经从世俗的伦理道德发展成一种心性的修炼方式，并可通过这种方式修心炼性以致通达大道、位列仙班。这一道教的孝道思想与其心性论相结合，已提升到较高的理论高度。

三、孝道思想理论总结时期

明清时期，道教发展处于衰落时期，理论上建树不多，主要贡献在于对前朝孝道思想的总结。这一时期，道教孝道思想主要朝两个方向发展。

一是传统孝道思想的继续发展和总结。如《三丰全书》认为孝是人道中的一部分，是得仙道的前提。它认为内以尽性，外以尽伦常，便可以成就内丹，全人道方可全仙道。“只要素行阴德，仁慈悲悯，忠孝信诚，全于人道，仙道自然不远。”又如清代的《关圣帝君觉世宝训》，开篇就有“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愧，可立身于天地之间。若不尽忠孝节义之事，身虽在世，其心已死，是谓偷生。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于心无愧于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淫为诸恶首，孝为百行原，但有逆理于心有愧者，勿谓有利而行之，凡有合理于心无愧者，勿谓无利而不行。”这些观点几乎是前朝孝道观的翻版，认为孝很重要，是百行的本源。而且孝作为理是具备于人心中的，而人心就是神。如果不孝，就是违背了心中的理，就是欺心，也就是欺神。因此，不孝会受到神灵的惩罚。

一是受佛教影响，认为万物皆虚幻、人生如戏观念不断增强。但在戏中，做父亲的应尽到父亲的职责，做子女的应尽到子女的义务。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清朝高道刘一明认为：“然父子兄弟夫妇既聚会在一本戏中，为父者亦必做出为父的道理，为子者亦必做出为子的道理，为兄者亦必做出为兄的道理……当知各尽道理，自己本分中应当如是，但不过心中明白是逢场作戏，大家合伙，将这一本戏顺顺序序作个完结，彼此了事。如此应去，既不伤天伦，又不昧本性，便是在家出家在尘出尘。”(《通关文》)虽然刘一明的孝道思想受到佛教的影响，但他仍主要继承了道教一贯的重视孝的传统。他力主出家者要断除恩爱，但也主张出家者要事亲养生送死：“若是出家者，除事亲养生送死而外，其馀恩爱，必须一刀两断。”(《通关文》)出家者应孝顺父母，在早期道教科仪中就有规定。刘宋时期产生的《洞玄灵宝道学科仪》是对道士女冠修持生活的规范，其中，居山制度中有一条“当念己身，父母长育之恩勿忘”，此经还规定了道士女冠应定期归省双亲，以报答养育之恩，“若在远，随四时省问；若在近，随月朔省问，在寒在热，在凉在喧，定省之时”。

这个时期道教出现了“在家出家”、“在尘出尘”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只要心无挂碍，在家修行和出家修行是没有分别的，甚至认为在尘世中修行比在山林中修行更难，并不倡导出家。因此在客观上使尽孝与修道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明清时期的道教孝道思想虽然往两个方向发展，但理论上并未取得重大突破，只是一如既往地认为孝是人应尽的义务，是天理。

道教孝道思想在道教至关重要，是理解道教的前提，正如徐复观引美国Head Land的话：“若不牢牢记住孝道是中国人的家族、社会、宗教乃至政治生活的根据的这一事实，即终究不能理解中国及中国人的真相。”(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然而道教的孝道思想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态。在初创时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非常大。经过净明道的提升，道教的孝道思想具有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将孝作为一种修炼心性以至成仙的修炼方式。明清时期道教孝道观理论上并未有大的突破。但“在家出家”思想客观上使尽孝与修道结合得更紧密。道教孝道观的演变，是道教孝道思想吸收消化儒家孝道思想并形成自身孝道思想的过程，在后期，道教孝道观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可见，道教孝道思想是在站在道教立场上，吸收儒佛二家思想的结果。虽然道教孝道思想有不同的形态，但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它重视孝的传统，并认为尽孝是成仙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