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六朝墓葬与社会背景的关系

摘 要：本文以六朝时期的一系列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墓葬入手，分析其形制与构造特征，以及其中所出土的一系列文物的艺术特点。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探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墓葬制度以及墓葬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六朝；墓葬；民族；青瓷器；砖室墓；随葬品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139-03

长江下游南京附近地区，为六朝都城所在，故发现的吴晋南朝墓葬数量较多，并且还保存有许多南朝陵墓石刻。长江中游武昌、鄂城地区，也发现了不少较重要的吴晋南朝时期的墓葬。闽广地区西晋以后经济发展较快，故发现的墓葬以东晋南朝时期的为多。川滇地区原属蜀汉。故多蜀汉、两晋墓。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发现的六朝墓葬总数已超过千座。这一时期的墓葬绝大部分是砖室墓，以单室和有前、后二室的数量最多，墓顶多为券顶。也有平顶或穹窿结构的。墓内随墓的器皿，从以陶器为主逐步改变为以瓷器为主。还常见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墓地内各墓排列有序，墓内并放置有表明死者身世的墓志，帝王陵墓的墓前还有精美的神兽、石柱等石刻。在四川地区，又常见具有地方特点的崖墓。数量众多的吴晋南朝墓葬，反映出这一时期由于长江流域的开发，南方的社会经济逐步繁荣的情景。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为研究六朝的物质文化面貌，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史籍上记载，六朝时代的陵墓，属于帝后王侯的共计71处。至今，我们在地面上发现的有遗迹可考的共31处。它们有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齐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齐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齐武帝萧赜的景安陵，齐明帝萧鸾的兴安陵；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梁武帝萧衍的修陵，梁简文帝萧纲的庄陵，陈武帝陈霸先的万安陵，陈文帝陈的永宁陵以及梁代宗室王侯萧宏、萧秀、萧恢、萧、萧景、萧绩、萧正玄、萧等人的墓葬。六朝的君臣们生前相互夺位，杀得天翻地覆，各墓也都是入葬后不久即被有目的地盗掘和破坏，甚至墓室建筑都不能幸免，反映了政权不断更迭，斗争剧烈的历史事实。

一、六朝墓葬各地各时期的特点

六朝墓多数发现于长江中下游，福建、广东、广西和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也有不少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的六朝墓在二千座以上。

（一）长江下游地区

南京地区是六朝都城所在地，发现的六朝墓也最多。由于当时流行族葬制度，又迷信相墓术，所以，发现的六朝墓大多三五成群，分布于土山丘陵的半坡上。砖砌墓室，墓向依山势而定。中小型墓主要是平面呈长方形的平顶叠砌砖墓，或平面呈长方形或凸字形的券顶砖墓。大型墓一般有前后室，四隅券进式顶，或前室四隅券进式顶，后室券顶。少数还带有1―3个侧室。有的还砌出棺床、祭台，在封门砖下，砌有通向墓外的瓦管排水沟。六朝前期（吴、晋）墓的随葬品以陶器、釉陶器为主；六朝后期（南朝）墓，随葬青瓷器明显增多。

孙吴帝陵迄今未发现。已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孙吴墓是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朱然墓发现于安徽马鞍山，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后室所组成。前室平面近方形，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后室平面长方形，双层拱形券顶。

东晋陵墓基本上继承西晋的营建方法。陵墓大多开凿在半山腰南麓，依山为陵，不起坟。墓室皆为带甬道的券顶单室砖墓。甬道一般长2～3米，墓室长4～7米，墓室前有很长的排水沟。所不同的是，西晋陵墓道又长又宽，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石门；而东晋陵墓道偏短偏小，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木门。

南朝陵墓沿袭东晋陵墓的营建方法，聚族而葬，迷信风水，所有的南朝帝后陵和皇族墓都选择在两山之间的山冲高地，后有隆起的山丘作为屏障，前有开阔的平地，陵前神道顺山势直抵平岗。陵墓体制也都是带有甬道的单室砖墓。墓室平面长方形，顶部起券，帝陵长13～15米（包括甬道），甬道内设石门二道，石门额上浮雕仿木结构和桃形灯龛，室内有砖砌棺床和石棺座，棺床前设石祭台。棺床前后有阴井，并有砖砌排水沟通向墓外。墓室和甬道外有的筑有挡土护墙多道。整个墓室用花纹砖和模印砖画拼嵌而成。（见图1-2005年出土南朝墓）

（二）长江中游地区

武汉和长沙是长江中游六朝墓的两个重要地点。

武汉东边的鄂城是孙权称吴王时的都城，黄初二年（221）改名武昌。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南京），终南朝之世，武昌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因此，这里发现的吴晋南朝墓为数甚多。

长江中游的东吴墓大多是砖室墓。大中型墓沿袭东汉墓制，以带短甬道的横前室单后室（前室常附耳室）和横前室双后室两种为主。小型墓大多是长方形单室。随葬品除沿袭东汉时的陶模型器以外，还增添不少器类，如多子福、盘口壶、香熏、俑、畜圈、虎子等，其中青瓷器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常见的随葬品组合是罐、钵、碗、盘、耳杯、案、灯、香熏、唾壶、虎子、俑、仓、灶、牛车、鸡、狗、家畜圈等模型器，以及铜镜、石黛板、铅地券和铜钱。其中尤以带纪年铭文的重列或环列神兽镜、佛像夔凤镜，刻有立佛像的鎏金铜带饰，带尖帽涌和盘发跪俑，穿山甲形俑，人面兽足的镇墓兽，以及刻有“孙将军门楼”的青瓷院落最具时代特征。两晋南朝墓流行单室砖墓，平面长方形，或在前端正中或一侧增设短甬道。一般趋向简约。墓底大多设棺床和排水沟。随葬品中的青瓷器比东吴墓的同类器较多且好。胎灰白色，纹饰简单，多素面，绿釉为主，罐、钵口沿往往饰以褐绿色釉斑。

长沙地区的六朝墓，形制与武汉近似，已发现多座纪年墓。这些纪年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反映了六朝时期长沙地区较为安定发达的情景。其中最重要的是永宁二年墓和升平五年墓。永宁二年墓及其附近的5号、6号墓，共出土各类青瓷、陶俑100多件，其中有高冠执板的骑吏俑，持刀盾的武土俑，各种侍从俑，以及乘马演奏的乐队，双人对坐书写的文吏俑，额上点有“白毫相’的僧人。在升平五年墓中，发现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一方。券上开列潘氏生前服用的衣物50多种，其中有丝织品40多件。这些实物资料，对研究当时长沙地区的社会历史、衣冠制度、生活习俗都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河南邓县学庄村的南朝画像砖墓也是一个重大发现。这是一座前有甬道的单室券顶砖墓，全长9.8米。墓室和甬道均用带莲花纹的花纹砖砌成，并嵌砌模印加彩的画像砖。画像砖主要表现前列鼓吹的牛车行列场面，它们与墓内出土的50多个仪仗俑相配合，显示墓主生前拥有部曲武装。墓内砖柱上彩绘飞天、化生图像及大量的莲花、忍冬图案，反映出当时佛教已广泛流传。

（三）福建两广地区

东晋南渡，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涌入福建两广，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这些地区发现的六朝墓比汉墓大为增多。皆砖室墓，墓砖上常有纪年文字，除东吴外，两晋南朝的纪年基本上都可以连接起来，为分期断代提供了极大方便。本地区的两晋墓，较多沿袭东汉以来的多室墓制，南朝墓则以单室砖墓为主。墓道在墓室前端的正中或一侧，但东汉多室墓制仍有遗存。

福建六朝墓的墓室，都用花纹砖砌筑。砖面为绳纹或布纹，向墓室内的侧面大多模印钱纹、人字纹、菱形纹、米字纹、团花、十字纹、蕉叶纹等，也有少数饰以龙凤、飞天、菩萨、卷草纹的。随葬品主要是青瓷器。器形有罐、壶、碗、钵、孟、盘、碟、豆、杯、耳杯、五盅盘、多子和博山炉、灯、斗、三足盘、唾盂、虎子以及文砚、水注、灶、仓等模型器。这些青瓷器，除了一部分专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外，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实用器。

两广六朝墓分布很广，说明人口大量增加。广州晋墓的纪年砖文，常见“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一类吉语铭文，连县西晋墓又有犁田耙田模型山土，反映了在长期战乱中，广东相对稳定的局面。随葬器物与东汉墓截然不同，尤其是陶器，器形、釉色、胎质、纹饰都不一样。东汉墓常见的鼎、盒、壶、瓶、案等饮食器和屋、仓、井等模型器完全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四耳罐、碗、盆、碟、鸡首壶、虎子、三足砚等青瓷器。南朝盛行长方形的中小型砖室墓，随葬品与晋墓类同，但器类较少，造型趋向单调。（见图2-鸡首壶）

（四）川滇地区

四川蜀汉两晋南朝墓分砖室墓和崖洞墓两大类。砖室墓主要流行于成都平原，崖洞墓遍布四川山地和云贵北部山区。过去对蜀汉墓了解很少，近年发掘忠县涂井崖墓，崇庆五道梁砖墓和双流黄佛崖墓，才得到确认。蜀汉砖墓大多作长方形单室券顶，随葬蜀汉政权铸造的五铢、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铢是其特点。崖墓分单室、双室、多室（双后室）三种，形制与东汉崖墓相同，但墓室较低，墓门略呈方形。出土陶模型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青瓷器渐多，其基本组合为带系罐、盘口壶、碗，另有唾壶、水盂、、碟等，随葬汉五铢、王莽钱和蜀汉钱，也是特点之一。

云南地区的六朝墓大多发现于滇东、滇东北，尤以昭通、鲁甸、曲靖、陆良、昆明、呈贡、晋宁为最多，不下数百座，俗称“梁谁”。“梁堆”采取聚族而葬的葬式，三五成群，分布在小丘陵或平原上，高山上未见。有坟丘，坟丘下墓室，多数是长方形单室砖墓，券顶。少数有前后室，前面有短墓道。也有砖石混合砌筑。晚期多作方形单室砖墓，两侧壁外弧，四面起券，形似覆斗。墓壁石砌，墓底、墓道用花砖铺砌。墓室顶部盖石上浮雕莲花形图案或日月三足乌，有的四角还雕出龙形。梁堆多数被盗， 遗存下来的随葬器物很少。主要有铜制的容器、饮食器、摇钱树、铜铁兵器、陶模型器、金银饰物和汉五铢、王莽钱、蜀汉五铢，与内地同期墓的随葬品基本相同，属于汉文化体系。

二、出土遗物的特征

（一）墓砖

六朝墓室壁面上使用了花纹砖和嵌砌大幅砖画。这是在东汉一块单砖构成一幅图像的画像砖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画像的内容和题材很丰富，有保护死者的神灵怪异，如青龙、白虎、朱雀、兽首鸟身怪兽、兽首人身怪兽等；有的是狮子、武士、羽人戏龙、羽人戏虎、天人、出行图等；有的把反映道教意识的神异和象征佛教的莲花结合在一起，如莲花朱雀和兽首鸟身怪兽，瓶莲和双莲花纹等。有的画面可达2平方米，如南齐萧道生修安陵仙人戏虎图、竹林七贤图等，线条劲健，人物生动，个性鲜明，惟妙惟肖。（见图3-竹林七贤拓片）

这些砖画，都采用刻范模印的方法制作，镶砌于墓室内，小幅画像为一砖一幅，大幅则由数十以至数百块拼连而成。由于画像是利用阴范模印的，因此，画面都呈突起的浮雕式图案。有的线条屈铁盘丝，精美异常；有的构图简练规整，已变成装饰性图案。由于南朝绘画真迹未能流传下来，这些大幅砖画就成了现在能看到的其时真正的绘画作品，据推测为当时名画家顾恺之或戴逵的手笔，是研究南朝时期绘画艺术和思想、风尚的重要实物资料。

六朝墓葬所用砖分为长方形、刀形、楔形3种，尺寸约为32厘米×16厘米×4.5厘米。砖上流行模印文字，内容或为墓葬纪年，或为墓主人官职和姓名，或记造砖人姓名等，以隶书为主，也有篆书或楷书。墓砖上又盛行模印各种图案纹饰，常见网纹、钱纹、人面纹、花瓣纹等，南朝时又流行与佛教有关的莲花、忍冬、飞天、化生等图案纹饰。大量出土的墓砖铭文等，为确定墓葬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也为研究六朝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陶器和瓷器

六朝墓中最有特征的遗物是青瓷器，其烧造地点主要来自江浙地区，多为灰白色胎，烧成火候较低，釉色略呈黄绿，多开片，有的易脱落。青瓷器的器形和装饰，逐步由简单转向复杂。东吴时期常见的器形有钵、双耳罐、双耳或四耳盘口壶、双沿罐、井式罐、水盂、灯盏等，也有模型明器如井、灶、碓、磨、禽舍及谷仓罐（魂瓶）等，装饰花纹多弦纹、斜方格纹、回纹及堆贴模印的铺首等，贴塑的神兽人物中有坐佛的形像。其中尤以带纪年铭文的重列或环列神兽镜、佛像夔凤镜，刻有立佛像的鎏金铜带饰，带尖帽涌和盘发跪俑，穿山甲形俑，人面兽足的镇墓兽，以及刻有“孙将军门楼”的青瓷院落最具时代特征。西晋时除与东吴相同的器形外，尚有筒式罐、鸡头或虎头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神兽尊、熊尊、三足盘、多子、镂孔香熏及镇墓兽、男女俑等明器，花纹装饰以模印饰带为主，其上印细方格纹、菱形纹、联珠纹等。特别是三国末和西晋时期出现了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或酱褐色釉的做法。东晋青瓷的器形变化不大，只是器身加大，容量增加，由低矮向瘦长发展，点染酱褐色釉的装饰比较普遍。南朝青瓷的器形常见有钵、盏、碗、双耳盘口壶、鸡头执壶、平底或饼足唾壶、仰覆莲瓣罐、刻划莲花纹盘、碗、浮雕莲瓣盏托等。其中盘口壶身细长，盘口加大，钵腹加深，实足增高。装饰方面最突出的是浮雕和刻划莲瓣纹，显然是受当时佛教艺术的影响。（见图5-国宝青瓷莲花尊）

陶器分为红、灰两种，主要是明器，以家禽、生活用具、谷物加工工具为多，东晋以后又出现大量人俑和动物、牛车等。（见图6-南北朝陶牛车）

六朝时期是我国青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青瓷无论在胎质、釉色、纹饰和烧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提高。这一时期南方大部分墓葬都有青瓷出土，尤其以浙江、江苏为最多。江苏六朝墓内出土的青瓷器，有许多在烧造工艺和造型技巧上都有出色的成就，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出土的带褐斑或褐色釉的瓷器，宜兴周鲂、周处、周墓出土的青瓷神兽尊等极为工巧。南京出土的东晋青瓷四系罐、羊首双复系盘口壶、青瓷天鸡壶、青瓷莲花尊，镇江出土的青瓷扁壶，苏州出土的青瓷人物飞鸟罐等造型也都非常美观别致。特别是1972年3月在镇江市郊发现的东晋隆安二年墓中出土的青瓷博山炉，釉色滋润，呈青绿色，通高20.8厘米，盖作山峰重叠状，分为三层，每层五峰、交错排列，在二、三层的峰后有十个镂孔为出烟用，圆顶上附扁平半球纽，下部由腹、承柱和盘组成，高10.3厘米，腹半球形，腹间有平行弦文两组，承柱矮，承盘平底，显得十分瑰丽多姿。（见图7）

（三）金银器

随葬品中还有铜、铁、金、银、玉石等器。铜器在东晋墓中出土较多，纹饰简单，器体朴实，有斗、熨斗、耳杯、炉、盒、勺、镜、刀、烛盘、唾壶、弩机、印章等，铁器大多数锈蚀，从器形仅知有剪、镜、刀、盒、斗、斧、钉等。金银器虽在数量上很少，但普遍发现于一些大型墓中，所见有：镯、钗、簪、环、珠等和各种雕镂、锤铸的饰件、饰片等。

（四）玉石器

玉石器在随葬品中为数亦不多，如佩、、、璜及带钩等，以及俑、雕像、弩机、印章、步障座等。六朝时期出土玉器很少，有人根据文献上记载，认为六朝士人迷信“食玉”养生之法，所以六朝玉石都被这些士家大族们吃了，正是这些食玉饕客制造了中国玉文化最低靡的历史。直到1998年，南师大仙林校区建设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高崧墓，六朝人“食玉”的历史冤案才得以洗清。在数百件各类出土文物中，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了30余件成组的精美玉器。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六朝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特别是玉剑饰和两套完整的组玉佩的组合方式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对重新认识六朝玉器、研究六朝佩玉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凭着这些，高崧墓的发掘一跃成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这次发现说明六朝玉都被吃了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当年六朝人下葬时也是陪葬许多玉器的。然而正是因为太精美了，它们大多数都被后世盗墓贼洗劫一空，使得今人无法窥见六朝玉文化的全貌。”另有少量的水晶、琥珀、珍珠、象牙、绿松石等装饰品，以及较为名贵的玻璃器、金刚石、墨、丹丸等。（见图8-罕见的六朝玉耳杯）

在一些帝王陵和世家豪族墓中出土有买地券和墓志，墓志有石制、砖制和铅制的。这些墓志都是研究混乱的六朝历史的重要证据。

（五）六朝陵墓石刻

体现南京六朝古都神韵的艺术瑰宝――六朝陵墓石刻，在江苏省内共有32处，其中南京地区有19处分布在江宁、栖霞等处，其年代最早始于南朝刘宋，距今约1500年，19处陵墓石刻中，帝陵共3处，另有失考墓7处。

这些陵墓大多取坐北朝南方向，石刻距陵墓约千米左右，一般都包括镇墓神兽、神道石柱、神道碑等几种。镇墓神兽分双角天禄、独角麒麟与无角辟邪三种，形态基本相似，均体形高大，昂首挺胸，口张齿露，目含凶光，腹部两侧刻有双翼，四足前后交错，神态威猛庄严。天禄与麒麟仅限用于帝陵，辟邪则专用于王侯墓前。

位于栖霞区狮子冲陈文帝陈永宁陵前的天禄、麒麟，是帝陵石兽的代表作。它们相向而立，造型矫健灵活，雕刻手法细致圆熟，已脱尽汉代简朴作风，给人以挺拔、丰满的印象。而位于仙鹤门张家库村的梁临川王萧宏墓，墓前的辟邪雄浑简练，雕刻技法娴熟，造型的整体和局部皆十分和谐，显示出一种匀称美，是王侯墓前石辟邪的代表作。

神道石柱又称标或碣，或称华表和表。柱首为圆益或莲花座式，其上立一辟邪状小兽；中为圆柱身，刻瓜棱直线形条文，柱身上部嵌一方形小神道碑，上书墓主人某某之神道，其下方石上刻怪兽，柱础分两层，上层刻有翼怪兽，口内含珠，下层为一方石，四面有浮雕，多为动物形象。石碑碑首为圆形，左右双龙交缠，环缀于碑脊，碑身除刻写文字外，侧面均刻纹饰，分为8格。碑座为一龟跌。神道石柱以尧化门外太平村吴平忠侯萧景墓前的保存最为完整。全柱分柱座、柱体、柱盖3部分，通高6.05米。其顶盖有莲花座，柱身有瓜棱形纹饰。石柱上神道碑正书反刻“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等字。上有小辟邪一只，高0.81米、长0.84米。

南朝立碑较少，千百个碑毁散湮没，流传极少，而栖霞镇新合村甘家巷附近的始兴王萧墓的碑文巍然独存，保存最为完整。额书“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之脾”，是典型的南朝楷书。碑身镌刻当时着名书法家贝义渊所书2840多字的楷体碑文，是十分罕见的书法艺术珍品。

六朝陵墓石刻上承秦汉，下启隋唐，而与同时代的北朝石窟艺术遥相媲美，在中国石雕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的杰作，也称得上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品，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六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个时期，北方内迁各少数民族，因与汉族长期错居杂处，在汉族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并在加速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渐与汉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体制，最后多融合于汉族。而在南方，由于大批北方汉人南迁及少数民族出居平地，也造成某些杂居局面。由于汉族人数众多，文化较高，故在整个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汉化则表现为主要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却是局部的。随着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我国各民族先进、优秀的经济文化也交融一起，汲取升华。

四、六朝时期的经济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当时商业和贸易的发达。江南地区众多的河流和湖泊，为商品的流通、航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东吴时的造船业本来就很发达，装载物资可达万斛，万人大舰队北航辽东，南到儋耳（海南岛），东到夷洲（台湾）。东晋、南朝的造船业，在东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南朝时已能造载重2万斛的大船，比东吴时期的海船扩大了一倍。横贯东西的长江是南朝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把上、中游的益、荆二州与下游扬州联系起来，由首都建康往河道稠密的太湖流域与浙东地区，已由运河网贯通起来。梁时，“城中二十八万户，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如以每户5口计，当时建康已达140万人，俨然成为南北朝最大的城市。处于大动脉附近的山阴是三吴经济的中心，寿春为南北贸易中心，豫章是长江中下游新兴商业城市，地处交广的番禺则是南方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口岸。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使汉族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与南方原有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与当时北方民族的融合，同为这一历史时期最有积极意义的两个成果，无论对当时和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有毋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总之，六朝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与汉唐陵墓作比较，则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或可说明，六朝偏安江左，在社会生产和物质生活上都有所发展，但非汉唐可比。六朝时期的战乱和南迁的北方人们的思想情节也是影响六朝墓葬形制偏小的重要原因。

六朝的统治者继承了始于东汉的堪舆之术，选择葬地，讲究“望气”“风水”，所选之地，一般要“背倚山峰，面临平原”。这种制度又直接影响到唐、宋、元、明各代的葬制。葬地选好之后，就依山开凿大型墓坑，加铺多层地砖后上砌墓室，墓室砌好后再填土封实。据考古资料，六朝墓葬尽为砖室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墓门均为石砌，门额呈半圆形，拱上浮雕人字拱。帝后一级的陵墓用两进门，王侯一级的用一进门。二是墓前均有长长的排水沟。沟的一端起自墓内墓室底部，在墓室铺地砖上砌阴井口以泄墓内积水；一端直达墓前低洼之地或水塘内。此外，六朝陵墓往往具有气势雄伟、两翼宽长的封门墙，其后又有挡土墙。墓室营造以后，再在墓前营建享堂和石刻。六朝时代一些帝王三令五申，严禁厚葬，特别不许随葬金银。但从几个大墓残留的遗物中，皆有金银，并从制作极为精美这一点来看，可知所谓禁令，只是欺人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