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崎延吉的农业教育观

内容摘要：山崎延吉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农业教育家和农业实践家。他关于农业学校教育和农村社会教育的思想具有鲜明特色，对日本的农业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山崎延吉的农业教育思想对于农业大国的我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山崎延吉；农业学校教育；农村社会教育

山崎延吉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农业教育家和农业实践家，毕生致力于日本农业教育和农村振兴工作，形成了系统的农业教育思想。著有《农村自治的研究》、《农村的经营》、《农村计划》、《农民道》、《农村教育论》等著作。他创设了农林学校，组织了农会和农道讲习会，发表了大量演讲，以振兴农业和农村，培养农民领导人才，坚持农业教育理论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在日本被尊称为“农民之父”。

一、生平与教育略历

山崎延吉1873年出生于石川县金泽市一个士族家庭，因为少年时体弱多病直到十岁时才正式进入小学学习，高等小学校毕业后进入金泽专门学校继续学习，后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学习农艺化学科。

山崎岩吉选择农业大学学习农科与他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在其回忆录中，他谈到：“自己对自己胆小的毛病进行了矫正，……但是生来不善于言谈的毛病却没能够改正，是一个与其说是内向不如说是表达不出自己想法的不善于表达之人。……于是愚钝且不善于言谈、生长于贫穷中的自己就定位于百姓的角色”。山崎延吉所选择的学科是农艺化学科，为了撰写毕业论文，他曾赴四国、九州、台湾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大学毕业后，他没能够从事自己的所学专业，而是走上了与其理想不同的农业教育的道路。1897年9月山崎岩吉受到农科大学校长的邀请赴福岛县立蚕业学校任职，开始了其农业教育的生涯。1899年5月山崎岩吉又转任大阪府立农业学校。其后，1901年9月他又被任命为新设立的爱知县农林学校的校长，直到1920年10月退休一直担任这一职务，长达十九年。在此期间，山崎岩吉为中等农业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农业普及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山崎延吉1954年7月19日于安城自宅去世，享年82岁。

二、农业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农林学校的创设与农业学校教育观

山崎延吉就任爱知县农林学校校长一职后，立即着手完善学校的基本设施建设。他发动学校全体教职员工自力更生建立学校的实习基地、新校舍和实习林地。学校建设基本完成后，他不满足于仅仅做好学校的管理工作，又将他的目光投向了社会，积极实践他的将学校教育向社会延伸的理念，开展了许多服务于社会的活动。在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主张将社会教育纳入学校，认为农林学校的教育不应仅仅满足于通过教科书来教以及仅仅由教师讲授的传统的教育方式，而应该联系社会生活中的“鲜活人物”、讲授社会生活中的“鲜活事物”。

山崎延吉在其农林学校管理工作中彻底贯彻了这一思想，他根据爱知县农林产业的特点制定了学校校训：1、正礼仪、知廉耻、涵养古代武士之风；2、立志贡献于国家者应勤劳养身；3、趋利者易为其他诱惑所累，故应戒之；4、谨记团结一致乃成功之基；5、唯诚意为最要。山崎延吉把体现勤劳主义、精神主义的校训作为农林学生品德培养的基础，要求学生们背诵、牢记于心。该校训的一部分在二战后被修改为在农林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爱知县立安城农林高等学校”的校训，得以保存下来。从校训中不难看出，山崎延吉十分强调学生的身心磨练、重视道德教育。他批判了当时修身教育的僵化做法，采取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讲授方法，并自己亲自担任修身课。他说“我所讲授的修身课，并不是纯理论的死的学问，其他的学校修身课都是讲授教科书，而我则不使用教科书，而是针对于当时的各种问题向学生进行解说，以身示范使学生领悟。”为了彻底贯彻这一校训，提高学生修养，发扬学校校风，他还于1903年制定了规定学校各种仪式的“兴风历”。这种密切结合学校各种活动开展思想品德教育的方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具体的实施中，开办活动这一天学校也要向社会开放，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和带动社会教育。兴风历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军事训练的色彩，反映了当时日俄战争后军事力量不断加强的社会现实。

农林学校教育在山崎延吉的基本理念指导下得以蓬勃发展起来，授课内容浅显易懂而且符合实际需要；授课方法改变了传统的注入式教育而尊重自修自觉的教育，利用每日早晨和日间的课外时间开展普通学科学习，利用夜间对学习能力低的学生进行补习；在学习效果的检验上，采用毕业考试和提交毕业论文相结合的方法。此外，对于学生的实习要求也很严格。以农科实习为例：针对农科一年级学生设置了“练习实习”；对二年级学生开设“试作实习”；三年级开设“模范实习”；对于短期的讲习生则开设特别农场。学校还设置了样本园、果树园、育苗圃等，作为对于农家副业的各种制作活动的基地。每年还实行“参观旅行”，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现实中的耕种、养畜、经营上的知识。

除了以上措施以外，农林学校从明治末年开始面向小学校教师开办农业讲习会。这是根据山崎延吉的“日本的大半为农业，从事小学教育的人必须对农村的生活、农民的心理、农业的概况有所了解”的设想而开办的。讲习会的活动进入正轨之后，农林学校又创立了真正以农业教师培养为目的的农业补习学校教员养成所。这一养成所成立于1918年，设在农林学校校园内，由山崎延吉担任所长。该养成所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农业教育的领导者。农林学校每年还以养成所为会场召开青年大会和老农座谈会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使农林学校成为了农村文化和农业技术的中心。

在农业教育管理方面，身为校长的山崎延吉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确立了三个办学方针：一是教育必须秉承勤劳主义；二是教育不应该封闭于学校之内，而应该延长于社会；三是必须创设良好的环境。他对于当时普遍重视智育而厌恶劳动的空疏无用的教育深感忧虑。为了遏止这一不良倾向，培养真正的有志于农业的人，他大力倡导校训中所体现的“稳健踏实的校风”，并力求“教育的社会化”。在农林学校的运转开始进入正轨之后，立即着手为本县的村落和郡镇服务，迈出了“教育社会化”的第一步。这样，爱知县立农林学校在校长山崎延吉的领导下，向社区农村的人们及其他参观者开放，并将其教育及基地向学校外部扩展，使学校所在地碧海郡由一个野狐出没的新开发地变成了被誉为“日本的丹麦”的发达地区。

(二)农村社会的振兴与农业社会教育观

山崎延吉的教育理念导致了他对学校周边环境的积极改善，也引发了他对农村振兴的关注。1904年前后，山崎延吉召集了全县各种协会组织开会，向他们表明了农林学校为农村振兴服务的信念。1908年在他的代表作《农村自治的研究》中，他详细介绍了农村自治的具体方法，同时从东部地区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兴村跋涉”。

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的近代产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使得垄断资本进一步集中，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农村逐步变为由极少数的富裕地主阶级和绝大多数的赤贫的零租佃农构成。仅仅依靠农业不能够生活的农民不得不出外做活，成为了工厂和矿山的廉价苦力。日

本的总户数中，农户所占比率由1904年的64.38％，减少为1919年的53.06％。到明治末年，农民的负债额已高达七亿四千六百万日元，日本农村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陷于极端的困苦之中。因此，救助农村的凋敝、保护中小农民的呼声日渐高涨，“农村问题”开始被上升到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高度来对待。

日本政府为了改善农村的凋敝状况积极推行了农业改良政策。把农会作为主要的推进机构。1900年制定了农会法，农会可以接受政府的补助金，1910年山崎延吉作为干事成立了帝国农会。政府于通过农会的一系列活动推进农业改良。尽管愿望良好，但是却未能够被农民充分理解和接受，于是政府便强制实行。这一方面表明了农民缺乏进取心的缺点，但也说明的政府的僵化和性急的一面。山崎延吉批评政府不了解农村的实情，无论采取怎样的行政政策都不可能取得满意的结果。

山崎延吉在这一时期之前就写就了《农村自治的研究》一书，并根据这一理论开始了他的兴村跋涉的活动。在这本书中，山崎延吉就国家、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城市……是国家引以为骄傲之处。打一个比喻的话，城市是国花……为了维护它，就必须对它的根进行保护。……如今要想得到健全的城市则必须得到健全的农村。实际上农村对于都市之花来说相当于其根须。”强调没有仅仅只是城市繁荣和兴隆的国家，欲使国家兴隆必须努力振兴其根即国家的组成部分农村。为了振兴农村他一再坚持他的“自治的形式”、“自治的机构”、“自治的手段”、“自治的信条”等主张，并不断地跋涉于日本全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物价高涨，米价飞涨更为明显，引发了1918年的米骚动。1921年又爆发了农村租佃纷争。工商业界劳动争议也在高涨，政府于1922年实施的自耕农创设政策并没能取得显著效果，接着便进入了1927年的金融大危机，1929年更是被卷入了世界经济危机的中去，农村的衰落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1932年7月召开“时局匡救议会”，紧接着8月召开“救农议会”，但是却没能够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而只是打出了“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计划”或“自力更生运动”。

山崎延吉在这种急剧变动的社会形势中，1923年9月辞去了帝国农会的工作，开始了正式的演讲活动。演讲的主题从兴村的农村自治问题到农业的经营、农民道的问题。他的农村计划的基本主张是：制定计划使居住于农村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稍微能够满足，并能够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在1927年写成的《农村的经营》一书中阐明，农业只有依靠很好的经营才能够实现。农业经营发展了才能够占据经济上的优势。作为农业经营的四个支柱，他认为是“合理性、组织性、共同性、自主性”。

在他的演讲的另一主题“农民道”的论述充分体现在1930年的著作《农民道》中，首先他强调农业的尊贵。他说：从生命中创造出生命的仅可能存在于农业生产中。“所以，能够为宇宙大生命的旺盛做出贡献的只是农民”。至于何为农民道，他认为：“农民道是大和魂在职业上的表现，是活动中明确表示和阐明了的。所以我大和魂的表现就是农民道，其活动就是农民道”。他进一步指出农民道与以忠孝为基础的武士道相同。“农民决不是生产稻米的机器，也不是饲养动物的道具，必须是立足于与武士道并无二致的农民道的国士，是以专一奉公为己任的陛下的忠良臣民。”

山崎延吉以此理念为基础不断到各地演讲，他为了振兴农村极为重视教育的力量。在上述《农村计划》中他将“行政、教育、经济”三方面作为支柱，继《农村自治研究》后而写成的《农村教育论》(1914年)则系统地论述了振兴农村的教育应如何构建。

他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看作农村教育的三大要素，将这三点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教育必须是经济性的、实用性的、平民性的。他认为。在农村教育中，内容的充实、优秀教师的选拔、设备的充实、实习场地的设置、补习学校和学徒学校的开设更为重要。并强调“应根据地方、根据民众、根据民众的进步程度来实施”。他主张农村领导者培训应贴近农村现实。并提出了学校改革建议：1、整顿和改革初中学校和女子学校；2、增设和改造职业学校；3、设置和扩充讲习所。根据他的建议，当时日本的中学校和女学校一般为每县二三所就可以了。农村的多数初中学校可以改造成实科中学，高等女学校可以改造成实科女学校。尤其是可以建立最简单最平民化的讲习所，选择一个或数个科目，用适合当地民众的方式、在他们方便的时候，采用巡回讲习的方式。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适合农村状况的教育方式。

显然，山崎延吉主张的教育改革立足于农村，目的是培养农村的人才。为了彻底实现他的农民教育理想，他与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起发起了“国民高等学校”运动，组成了“日本国民高等学校协会”。1926年2月，他在茨城县组织成立了“日本国民高等学校”，该校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培养农村青年，使之养成皇国农民的信念，了解自己的本职工作，明确自己前进的道路，教授他们应该采取的方法，以贡献于农村的振兴和农民的文明。山崎延吉将爱知县立农林学校的教育推广到当地农村，再通过国民高等学校运动实行适合农村实际状况的农业教育。山崎延吉指导了山形县立自治讲习所、枥木县上野原农学校、山阴国民高等学校等其他农民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工作，积极培养皇国农民的领导者。

与此同时他还大力开展“全村学校”的指导工作。所谓全村学校就是指以一个行政村为单位，对全村村民进行讲演的教育形式。根据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时间进行，力主在各地推广这一方式。他受到了全国各地的邀请进行“全村学校”和其他的“农道讲习会”宣讲活动，足迹遍布日本全国。

山崎延吉1916年在三重县铃鹿郡石药师村开设了“我农园”，1929年5月，又在这里建立了农民教育塾，命名为“神风义塾”。目的在于立足于日本民族的本性，以皇国和农民之道义为经，以农场经营的真实劳动生活为纬，训练和培养农村青年，使之成为具有雄伟豁达之气魄和健壮身躯的爱国农民。主要是以不能够接受官公立学校教育的中产阶级以下的农民子弟为对象，主要教授他们自耕农、佃农的生存道路和发展道路的知识，使他们能够承担起农村建设的任务。作为每天的必不可少的一项仪式就是古神道的修习、武道的磨练和农场的实习，学习期限为一年。可以说也就是在这些教育机构中山崎延吉的农民教育理想才能够在不受任何外来约束的情况下得以完全实现和实践。

山崎延吉对于农村中的女子教育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1930年随着安城女子专门学校(现在的安城学园女子短期大学)的成立，他成为了该校的校长，直到1943年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他还担任过日本青年馆和修养馆的评议员，在地方青年的教育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农业教育思想的评价

山崎延吉自己取雅号“我农生”，来源于他的“我生于农，我长于农，我志向于兴农”的信条。山崎延吉是终生贯彻了这一理念的农业教育实践家。作为士族家庭的后代，他继承了明治时代有识之士的志向，奉行农民才是武士道精神的继承者，是国家的擎天立柱之信念，在这

一点上，他与近代日本著名农业教育家横井时敬的主张有些相似之处，也是近代日本农业教育家普遍拥有的主张。

明治后期日本近代产业迅速发展，农业由于其生产形态和农民自身进取心的欠缺以及日本实质上的“工商立国”政策，使得农业产业近代化的速度缓慢，农村不断地处于衰退之中。在这一社会形势下，山崎延吉指出了对振兴农村十分有效的道路，出版了《农村自治的研究》，在《农村计划》中提出了农村振兴的具体措施，明确了农民应始终予以贯彻的道――《农民道》，并且通过其他著书阐述了他的兴村理论和农村教育论，并且坚定地予以实践和力行。山崎延吉的理论受到了传统的农本主义的强烈影响，尤其是进入昭和时代以后，在其一直奉行的皇国主义中又增加了军国主义的成分，他十分强调这种混合的精神主义，并将它作为其农村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在这一点上，很显然他的思想受着时代的制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作为对当时的国家政策它并非毫无批判地接受，他始终坚持立足于农村的实际，立足于农民的实际生活来展开它的理论和实践他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他的思想的积极性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值得予以高度的评价。

在山崎延吉的兴村理论中，他十分重视农民教育，在《农村教育论》、《全村学校》等著述中鲜明地阐明了他的教育理论，并通过农林学校、国民高等学校运动、神风义塾、全村学校、农道讲习会及其他演讲活动来予以践行，积极致力于更多的农业农民指导者的培养和农村的振兴。在其中所体现得他的教育理论虽然在精神主义的方向性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其将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上来看，无论是从学校教育的立场还是从社会教育的立场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山崎延吉在农林学校的教育实践也与二十多年以后在美国兴起战后又被引入日本的“社区学校”的理论和实践一脉相承，这也是山崎岩吉对日本教育的一个重要贡献，对于今天的农业山区和渔村的教育改革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山崎延吉的兴村跋涉不仅遍及日本全国，也到达了当时被日本占领的殖民地朝鲜和中国台湾，从1908年到1931年总计进行了4928回演讲，其后又继续他的长途跋涉，直到1954年实际上进行了15000余次讲演。为日本农业教育和农村振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他被誉为日本历史上的“农民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