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吏:连接仵作与法医之间

[摘要]从五代开始出现，直至清朝时制度化，仵作在刑事检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仵作地位低、待遇低、技术不高，兼受西方法医制度的冲击，导致到清末仵作制度已难以为继。而仵作直接的取代者正是徐世昌等地方大员力倡，并得到中央首肯的检验吏（员）。正是在克服仵作制度种种不足的基础上，检验吏（员）制度得以在清末成为制度改革的一部分，而这种改革也为日后法医制的引入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仵作，检验吏，检验员，检验学习所，法医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15—07

对于刑事检验，传统中国素来重视。如果说《礼记·月令》“瞻伤、察创、视折”的记载反映了经典对于刑事检验的关注，那么清末地方大员沈葆桢所言“命案全视尸伤为准，尸伤一舛，虽皋陶无由得其情”，足以表明直接处理司法实务的官员们对刑事检验的高度重视。在我国古代，“旧时官署中检验死伤的吏役”是仵作，而在当今中国“运用法医学知识，解决侦查与审判过程中有关医学问题的专业人员”则为法医。

仵作如何演变而为法医？田涛先生的判断是“从西方特别是从日本引进的近现代法医学，包括解剖学、显微镜和细胞学，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医学的发展基础，甚至产生了一个新的词汇——‘法医’。法医成为一种新的职业，法医的产生终结了仵作检验制度”。

田先生的判断是否完全符合史实，必须回到清末的司法及立法环境中加以考察。

一、仵作制度之不足

“仵作原作‘仵作行人’，最早见于五代”。但“仵作直到清初，才由官府召募成为定额吏役”。历经数百年的运作，仵作在清朝时已经制度化，但其制度之劣势在清末已展现无遗。

入清后，仵作虽已为官府之定额吏役，然据《大清会典事例》：凡衙门应役之人，除库丁、斗级、民壮仍例于齐民，其皂隶、马快、步快、小马、楚足、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仵作不仅名列贱役，且殃及子孙，因为“仵作与马快同科，均应禁锢，即子孙亦不准出仕”。

仵作地位虽低，然“治狱莫大于人命，定谳莫重于抵偿，而研鞠握要之机，则自相验始”，故朝廷对负责“相验”的仵作，规定了具体的技能要求及相关考核，即“各州县分别繁简，额设仵作数名，各给《洗冤录》一部，选明白刑书，代为逐细讲解，由该管府州随时提考”。

“有趣的是，虽然仵作必须具备某些基本的技术训练——他至少必须能阅读和援引《洗冤录》（仵作指南），但他得到的薪水仍与别的衙役一样。唯一的例外是在山东，该省仵作可获11.21两银子的年薪。山东的其他衙役，除马快外，年薪仅为5.6两。仵作学徒得到的年薪当然更少于正规仵作：仅有2至3两银子。”“正如傅维鳞（1646年进士）所指出的，一名衙役的年薪仅为7两2钱，最多不会超过12两。他每天仅有2文或3文钱收入，这点钱仅可供他和妻子每天吃一顿饭。”

地位与俸禄过低，而技能要求又较高，导致仵作这一行当，“稍知自爱者，每不屑为。冲繁之区，求其娴谙文理者，已属绝无仅有。至简僻州县，寻常斗殴事件报验伤痕，尚恐未能了然；遇有开检重案，瞠目束手，拖累益深”。

仵作制度的种种不足，在清末更显突出。当时时局动荡，刑案多出，就检验技术而言，仵作“平昔所挟为衣钵者，不外《洗冤录》一书。在今日药毒种类复杂时代，未必所遭悉备”。

更关键的是，清末变法的基本方针是，“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而“检伤之法，外国责之法医，中国付之仵作。法医系专门学问，必先由学堂毕业，于一切生理、解剖诸术，确然经验有得，始能给予文凭。故业此者，自待不轻，即人亦无敢贱视。而仵作则系其党私相传授，率皆椎鲁无学，平昔于宋慈《洗冤录》一书，句读且难，遑言讨论”。相比“外国”的法医制，中国仵作制所存的不足确有诸多需要改进之处。

仵作制度的固有缺陷，以及西方相关制度优势，内外压力之下，仵作制度改革已属确定无疑。然改革方向指向何处？其进程又当如何展开？这些都是清末改革派大员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仵作制改革：自下而起

相对于中央大员，地方官员居于刑案处理第一线，他们对于仵作制的弊病感受更深。所以早至光绪初年，各省官员就开始呼吁对仵作制进行改革。

（一）洋务派官员上疏。沈葆桢系洋务派的重要官员，早在光绪三年（1877年）他即于两江总督任上向朝廷上《请饬议仵作、马快准予出身疏》，请求“准将仵作照刑科书吏一体出身”。

清初，朝廷之所以刻意压制仵作的地位，其原因不外乎“仵作以命案为市，今再予以出身，不啻养虎而傅以翼”。但沈葆桢了解的实情却是：

现查各直省，有一县全无仵作，命案报验，借诸邻封。遇有开检者，则束手无策。……岂无认真公事之牧令，欲破格召募，而相需甚殷，相遇终疏。

因为仵作地位低下，导致“稍有微长者，甚不愿终身自弃，兼使其子孙亦无罪而为圣朝所弃也”。应该说，沈氏主张将仵作给予刑科书吏同样的政治地位，已抓到仵作制改革的关键之一，即提高仵作的政治地位。

可惜的是沈葆桢的主张未被清廷所采纳，错失改革良机。时隔三十余年后，官制改革中新成立的中央司法机构——法部在给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的折子中不无遗憾地指出：“溯查前两江总督沈葆桢奏请给予仵作出身，格于成例，未经允行，盖彼时风气未开，一切均沿旧制。”就这样，一项起意良好的制度改革，就因“风气未开”四字停滞了。这一停再起，已是光绪末期，20世纪初了。

（二）北洋集团推动改革。李鸿章曾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故时人指称李鸿章的势力为北洋势力。但从1901年开始，“袁世凯任直隶兼北洋大臣近6年，结成了一个远比李鸿章势力更为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时候的‘北洋’‘北洋势力’才确指袁世凯和袁世凯的北洋集团”。而推动仵作制改革的就是袁世凯所领导的北洋集团。

1.天津知县上禀及袁世凯批。辑录袁世凯督直期间重要公文的《北洋公牍类纂》中存有《天津县详请在省城法政学堂内附设仵作学堂禀并批》。这份公文的标题虽然主要是提出设立仵作学堂，然细阅全文，可以清楚地看到针对仵作地位、技能、薪水三者均低的情况，该知县都提出了或详或略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