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何以弑父

年近七旬的徐世扩死了，而杀死他的，正是一直对他十分孝顺的亲生儿子徐永贵。法庭上，徐永贵陈述，出事当天，父亲多次求他用麻绳勒死自己，帮他解除痛苦。面对久病的父亲，做儿子的是希望助其早日结束痛苦？还是瞬间人性恶的一面占了上风？

在父亲的一再哀求下，他把绳子套在父亲的脖子上

看守所里，坐在记者面前的徐永贵是个看上去身高不足1米7的小个子。他佝偻着背，目光有些呆滞，说话时不看对方的眼睛。徐永贵一边抽泣着，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向记者讲述出事当晚的情形。

那是2010年5月13日晚上，距离父亲徐世扩车祸受伤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月。徐永贵记得，那晚，父亲不停地用手撕扯被子，嘴里喊着“疼啊，疼啊”。他还时而使劲地挪动身体，用头撞墙。一直折腾到次日凌晨，父亲哭着哀求儿子：“快找一根绳子帮我解脱吧！”

徐永贵回忆，看到父亲如此痛苦，他一边流泪，一边不断宽慰父亲：“你好好养着，我会打工挣钱给你治好病的。”“后来，父亲又哭又骂，说我不孝顺，他痛得受不了，一直让我帮他解脱。”

父子俩“死还是活”的交锋一直持续到凌晨6点左右。徐永贵的每一句劝说，引来的都是父亲更大的怒火。父亲的唯一理由，就是“与其那么痛苦，不如让我去死”。徐永贵渐渐觉得被父亲说动了。最终，他拿起墙上挂毛巾的一根编织绳，朝父亲的脖子勒去。

“绳子套在父亲脖子上的时候，我看到他笑了。”向记者讲述时，默默抽泣的徐永贵抬起头，学着父亲那一瞬间笑的样子，随即抱着头，哭喊着说：“这个场景一直在我脑子里，忘不掉，一辈子也忘不掉。”

穷人孩子早当家，外出打工的大部分收入都给了家里

徐永贵回忆，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发生在2010年1月22日。前一天，在北京打工的徐永贵刚刚回到贵州，准备跟家人一起过年。早上6点多，他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发生严重车祸，正在抢救。

赶到医院，医生告诉徐永贵，父亲的两个膝盖骨折，可能还有神经损伤。肇事司机逃逸了，车祸现场的一位清洁工告诉徐永贵，是一辆出租车撞倒了他父亲，车牌号没看清楚。徐永贵到交警部门准备查看事发地段的监控录像，却被告知监控器当时是坏的。

在医院刚住了一个星期，徐永贵就为父亲花了1万多元的医药费。医生告诉他，要治好父亲的两个膝盖，第一期的手术费大约8万元，其后可能还要接受多次手术。找不到肇事车主，父亲和继母又没有经济收入，仅第一期手术需要的8万元，对于徐永贵而言，已经无异于天文数字。

今年32岁的徐永贵少言寡语。老实、不爱说话、不爱跟人打交道，这是堂哥徐永福对他的印象。因为家庭条件差，从小到大，徐永贵都是同龄孩子中最受气的一个。但徐永贵和父母的关系都很好，成绩也不错。

1994年小学毕业后，不到15岁的徐永贵弃学到贵阳打工，在一家小餐馆洗碗，待遇是每月50元工资，包吃包住。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是徐永贵最高兴的日子。他总会花3块多钱，坐长途汽车回到老家平坝县龙山村，给家里留下40块钱，再花3块多钱坐车回贵阳。

那以后，徐永贵打过很多临时的小工。他还遵照母亲的叮嘱，学了门手艺――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开“塔吊”。渐渐地，每月送回家的钱涨到了500元、800元、1000元，后来一度能达到2000元。据徐家在村里的亲戚说，徐永贵的打工所得，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2000年，徐永贵的母亲去世，同年，徐永贵的父亲在贵阳再婚，并和继母在贵阳租房居住。看到父亲又找了一个伴，家里的日子慢慢稳定下来，徐永贵想去更多的地方闯闯。2008年，他来到北京，找到的工作是保健品推销。

在北京的两年间，徐永贵依然没有间断每月给父亲寄生活费。到父亲出车祸前，他的账户上还有了些许存款。

两年的保健品推销，让徐永贵看到这块业务市场潜力很大。他和深圳的一家供货商接触后，拿到了产品在贵州的权，还定了两万多元的产品。

“一切事情都必须给父亲治病让路”

然而，那场从天而降的车祸，打破了徐永贵的所有计划。

“在大医院交不起钱，肯定治不好，只有找‘乡土医生’治，还有一线治好的希望。”住院一周后，徐永贵把父亲背回了出租屋。

从2010年1月22日出车祸，到2010年5月初，徐永贵说，自己不是在床边照顾父亲，就是在寻医问药的路上。北京的工作辞了，保健品生意停了，徐永贵说，一切事情都必须给父亲治病让路。

虽然求医问药花了4万多元，但父亲的病情似乎每况愈下。最终，父亲下半身彻底瘫痪，全身剧烈疼痛，生活不能自理。每次看到父亲用无力的双手抓被子、打墙，用头撞墙时，徐永贵只能死死地抓住他。

徐永贵说，伺候父亲小便时，他会给父亲包上尿不湿，尿完后再用热水擦洗干净。因为父亲伤及下肢和神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排出大便，徐永贵就用手指，套上塑料袋，一点一点地帮父亲抠出来，再用热水擦洗干净。而这样的工作，每天都有十几次。徐永贵说，有时候自己一天睡不到一个小时，但从没想过放弃，“因为他是我爸爸”。

从2010年5月初开始，徐永贵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他想跟房东学烤豆腐，摆个小摊一天也能赚几十块钱，“房东见我是赚钱给父亲治病，答应免费教我”。

此时，每月400元的房租和300元左右的水电费，已经让徐永贵无法继续承担。无奈，徐永贵在城中村里找了一间每月租金180元的平房。这间平房跟其他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小院，七八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自来水龙头。房间白天如果不开灯，看报纸都困难。

“我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2010年5月13日下午，徐永贵和姐夫一起，用板车推着父亲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这间新租的平房。路上，父亲要吃雪糕，徐永贵花1块钱买了一支“娃娃头”。

徐永贵记得很清楚，父亲被抬进新租的平房时，第一句话是：“这个地方太黑了。”尽管从脸上能看出对环境的失望，父亲还是一直对儿子念叨着：“拖累你了……看你30多岁了，家也成不了，都是我害的……”每当听到父亲念叨这样的话，徐永贵都会不舒服。他觉得照顾父亲是自己分内的事。

邻居孔庆英回忆，当天搬来的时候，徐家人没有跟邻居多说什么，继母用带来的电磁炉做了一顿晚饭。

徐永贵回忆，当天晚上，父亲特别烦躁，一会儿说要喝水，一会儿说要小便。徐永贵把水端到他身边时，他又摇头不喝，还把递到手边的尿壶扔飞了。

直到早上6点多，徐永贵亲手勒死了父亲。看到父亲断了气，徐永贵突然觉得害怕了起来。“我不能想象，今后生活中没有父亲是什么样子。”恐惧之中，他想到了打120。120急救车到了之后，医生看到他父亲脖子上有勒的痕迹，就让他报警。

打了110后，徐永贵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杀人的大罪。于是，他把绳子的一头吊在父亲的脖子上，另一头绑在高低床的床头。徐永贵说，当时想伪造父亲是自杀，因为他不想被枪毙。

2011年2月21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徐永贵涉嫌故意杀人案。据媒体报道，在庭审现场，徐永贵哭红了脸，作最后陈述时，他含泪站起：“父亲太痛苦了，我真想帮他‘解脱’……重病后，也四处借钱给父亲就医，照顾父亲从未睡过一个好觉，一时头脑发晕，答应了父亲的要求，犯下了滔天大罪……我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听着徐永贵带着哭腔的陈述，旁听席上一片静默。

在庭审即将结束时，徐永贵的姐姐徐永琼忽然跪在了法庭的正前方，痛哭着为弟弟向法官求情，希望法院从轻判决。此时，被告席上的徐永贵深埋着头失声痛哭。

在法庭辩论阶段，检方认为徐永贵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并深感悔恨。鉴于他打工赡养父亲，给父亲治疗，照顾父亲，尽到了赡养义务，具有一定从轻量刑情节，检方希望法庭根据相关法律作出从轻处理。

现在，徐永贵正在等待法院的一审判决。在看守所里，他每天都会看《刑法》。他说，即使有机会改过自新，父亲咽气前的样子也会成为永远的阴影，“一直在我脑子里，一辈子也忘不掉”。

记者手记

我一直在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故事，找寻徐永贵杀死父亲的真实动机。为此，我见了徐永贵，去了他在平坝县的老家，走访了他杀死父亲时住的小院。

故事发生的过程可以还原，但其中表现出的人性之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始终无法确认，徐永贵是真想帮父亲解脱，还是瞬间被摆脱累赘的想法占了上风，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除去人性，在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投射出诚信、执法、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安乐死立法等等方面的问题。而杀死父亲的徐永贵更像一个弱者。他丢掉工作，放弃梦想，花光所有的辛苦钱，为照顾父亲做了一切应该做的事。当然，无论如何，在事实面前，徐永贵是一个罪犯。我们试图理解他，并不意味着支持和宽容，而只是对一个弱者发自内心的同情和哀叹。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