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解释权条款的法律属性、存在基础及法律效力

内容摘要：格式条款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但其弊端也同时并存。最终解释权条款具有格式条款的法律属性，包含最终解释权条款的促销广告无论是作为要约邀请还是要约，对消费者都不发生法律效力。对格式条款的弊端需要从法律上加以规制和完善，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格式条款 格式合同 最终解释权 法律属性 法律效力 存在基础

最终解释权条款具有格式条款的法律属性

格式条款指“契约当事人之一方为与不特定之多数相对人订立契约之用，而先就契约内容所定之交易条款”（詹树林，1999）。对此交易条款，相对人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而缺少依据自身利益进行磋商的机会。格式条款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一）格式条款是由一方当事人事先拟订好的且具有单方性

使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合同的具体条款不再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而是由一方当事人事先拟订好的。格式条款由一方当事人事先拟订，不仅仅指由合同当事人一方事先拟订，也可以由该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代为拟订。但是，不管是何人拟订，这些条款最终都是由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预先拟定好的条款。针对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这一条款来说，它通常是由举办商业活动、促销活动的公司一方预先拟订好的，而非通过当事人双方正式的要约和承诺的方式和规则订立。因此，最终解释权条款符合格式条款的这一法律特征。

（二）制定格式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重复使用且内容具有确定性

制定格式条款的目的一般都是为了重复使用而不是为一次性使用制定的，制定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重复使用、节约成本、方便快捷。因此，格式条款会被重复使用且具有稳定性。它将普遍适用于一切要与提供方订立合同的相对人（高蔚卿，2000）。同时，格式条款还具有格式定型化要求，其内容必须是确定的，在表现形式上，格式条款多为书面形式。格式条款的制定方多为固定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公用事业部门、垄断性行业、企业和有关的社会团体。最终解释权条款的制定方为公司，即为该主体中的一种。

（三）格式条款是制定方与不特定的第三人订立合同

格式条款的内容具有固定化、确定性特点，不因社会消费群体的变化、消费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更。最终解释权条款的适用对象适用于已经与制定该条款的公司达成交易的消费者、正在与其达成交易的消费者以及将来要与其达成交易的消费者，适用于该活动所覆盖的所有地域。

（四）拟定格式条款时未与对方进行协商且相对人具有附从性

由于格式条款在订约以前就已经事先拟定出来，而不是在双方反复协商的基础上制定的，相对人并没有参与协商的过程，只能对制定方制定的格式条款概括地予以接受或者拒绝，而没有权利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无法自由表达意志，因而相对人在合同关系中处于附从地位。针对制定最终解释权的公司而言，无论是其在订立最终解释权条款时还是与消费者达成交易时，都没有与消费者进行协商，消费者没有更改该条款的自由。

由上可以看出，最终解释权条款符合格式条款的涵义和特征，具备格式条款的法律属性，应属于格式条款，适用与格式条款相关的法律规定。

格式条款存在的价值和法律效力

（一）格式条款存在的价值

格式条款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主要体现在：格式条款改变了传统的订约过程、精简了“要约—承诺”之间相互反复的过程，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社会交易成本，加速了商品交换的步伐，避免了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无端浪费，既保证了合同必要的法律形式，又提高了交易的速度（马齐林，2000）。

（二）格式条款的法律效力

我国《合同法》对格式合同制度进行规范和调整的基本方式主要体现在对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上。即：通过法律的规范和调整，确认格式条款的效力，从而保护合理的格式条款，制止不正当的格式条款。

格式条款的法律效力是指其是否产生当事人所希望的法律后果。一般来讲，格式条款的内容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承诺方也愿意接受的话，这种条款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权利严重失衡的违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对当事人不产生法律效力。这主要体现在《合同法》第40条、第41条、第53条的规定中。第40条明确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41条明确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第53条明确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这是《合同法》针对格式条款中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完全平等，为保护合同相对人的权利而做出的禁止性规定，以监管和规制那些签订合同时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避免其利用免责条款来侵害对方利益。

最终解释权条款的存在基础和对消费者的法律效力

（一）存在基础

在市场竞争充分的情况下，如果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一方制定的格式条款对相对人严重不利的，相对人很有可能会选择与其他人缔约，因此格式条款的提供方迫于竞争的压力，其拟订的格式条款尚不至于过分侵害相对人的利益。然而，在我国当前市场竞争并不充分的情况下，现实中拟订格式条款的一方往往在经济上居于强势地位甚至处于垄断地位，此时相对人甚至失去了是否接受合同的自由，在经济地位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格式条款中往往含有损害相对人利益的内容，而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没有其他选择的自由。

因此，格式条款很容易成为经济地位强势的一方假借合同自由、契约自由之名盘剥弱者的工具。解释权条款通常也是在经济上具有优势地位的公司在进行活动宣传时所经常使用的条款，公司的这一条款不仅剥夺了消费者自由选择和寻求救济的权利，而且还排除了法院、仲裁机构对合同的最终解释权。最终解释权条款意味着商家既充当立法者又充当执法者，在发生权益争议时，商家便可以以裁判者自居，用最终解释权条款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解释，最终解释权条款的出现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迫切需要对其加以监管和规制。

（二）对消费者的法律效力

1.当促销广告为要约邀请时。促销广告的目的在于宣传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优越性，一般并没有明确提出出售该商品或服务的主要条款，广告发出者通常只是希望他人向其发出购买该商品或提供该服务的要约。因此，如果促销广告仅仅是要约邀请，那么，最终解释权条款自然不会自动成为合同的内容，不会产生合同上的效力，它只是商家单方的意思表示，对消费者自然不会产生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

2.当促销广告为要约时。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促销广告为要约邀请，但也存在例外情形。《合同法》第15条第2款规定：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但对于商业广告何种情况下构成要约并没有法定的判断标准。通说认为，广告内容如果具体确定，写明了合同成立时所应当具备的价格、数量条款，明确提出希望与对方订立合同的愿望，同时又包含愿意受约束的意旨的，该广告就应视为要约。在美国，如果广告的条件具有确定性，同时广告邀请的对方不用进一步的接洽就可以采取某一特定活动时，广告将被认为是要约（杨秋霞，2004）。这一规则提供了判断某一广告是否为要约的抽象标准，值得我们借鉴利用。因此，如果促销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的条件，消费者作出承诺之后，就与商家建立了以广告所载内容为约定的合同关系，此时，最终解释权条款也就自动成为了合同中的一个条款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一鸣，2004）。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但是，消费者是否就要完全被动接受最终解释权条款的约束，任意听凭商家作出解释呢？当然不是。已订入合同内容的最终解释权条款从本质上讲属于合同格式条款。我国《合同法》规定格式条款的目的就是加强对处于劣势地位的相对人的保护，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处于基本平衡的状态，从而符合契约自由和公平合理的精神。因此，若是承认消费者完全被动接受最终解释权条款的约束，那么商家极有可能任意利用此条款对合同内容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来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消费者的责任或排除消费者的主要权利，特别是当消费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商家原因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在最终解释权条款的束缚下，将会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自身的合法利益将得不到保障。此时，根据《合同法》第40条、第41条、第53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24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等方式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的规定，最终解释权条款属于无效条款，自始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过，最终解释权条款的无效并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有效。

对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及其完善

首先，要从立法上进行规制和完善。我国《合同法》中对于格式条款的规定有缺憾和遗漏之处，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我国《合同法》中关于格式条款的救济主要是一种事后救济，缺少事前审核机制，因而对一些不合理的格式条款没有起到预防和避免的作用。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对格式合同和格式条款的有关规定过于简单和概括化，缺乏可操作性，不利于保护合同适用方的利益。所以，针对这种状况，必须从调整现有法条矛盾入手，以制止和减少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出现和使用，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其次，要从行政上进行规制和完善。行政规制是指政府机关通过行政权力对格式条款的内容予以公法意义上的认可、许可、核准和监督。行政部门应避免行业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出台一些明显违背民法基本原则和格式条款相关要求的规定。但是在我国，由于主管机关和相关行业之间天然的“裙带”关系，行业性、部门性的保护主义仍然十分严重。因此，在进行行政规制时要坚决杜绝和避免滥用裙带关系。一方面，主管部门在制定、审核此类格式合同时，应当实行听证制度，广泛吸收消费者参加，征取消费者的意见；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格式条款的监管和制裁，制定一些监管和制裁滥用格式条款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

再次，要从司法上进行规制和完善。司法规制是指法院依法律的规定，对格式合同进行审查并依法对其法律效力作出肯定或否定判断的控制方法。司法规制的关键就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要对格式合同及其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正确区分行政规章和格式合同。从司法途径来看，法院应当摒弃过去把格式合同纠纷的民事关系性质理解为行政职责关系性质的错误看法，扩大法院对格式合同纠纷案件的立案受案范围，并在格式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赋予法官审查格式条款合理性的权利，在对格式合同条款遇有不同解释时作出不利于条款制定人的解释，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明显于一方当事人不利的格式条款，得依职权撤销之，以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要对格式条款进行社会规制和监督。这具体包括：行业自律、消费者组织监督、新闻监督等社会规制方法。尽管这些规制没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但是可以有效督促格式条款制定者提高合法、合理使用格式条款的自觉性，同时也增强消费者自觉维护自身权益的主动性。相对于公法领域对格式条款的立法、行政、司法规制来说，社会规制具有程序简便、及时、效率、主动等优势，其作用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詹树林.消费者保护法与预售屋定型化契约[A].法学论丛（第27卷）[C].1999

2.高蔚卿.合同法有关格式条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J].淄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3.马齐林.关于完善格式条款合同制度的思考[J].现代法学，2000（4）

4.杨秋霞.论悬赏广告法律性质[J].经济师，2004（6）

5.一鸣.单方解除合同应具备的条件[J].中国牧业通讯，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