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化看现代性

从根本上说，现代性虽产生于“西方”，却不等于“西方”，不是一种地域性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与非西方都是现代性的载体，是现代性由先而后的历史展现过程。有必要强调，在这个“现代性”展开过程中，亦即在本土化过程中，表现形式会多种多样、丰富多彩。

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

当代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说：自从“现代”概念提出以后，它在内涵上就有意识地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也就是说，各个不同的时代，自然以自己的“现在”为“现代”，区别过去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乃至“现代性”是一个具有独特时代内容的时间性概念。

“现代性”（modernity），是指自西欧16世纪早期文艺复兴以来的逐渐“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结果。西方的现代化，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并伴随着自然科学革命、因市场体系扩大而兴起的工业革命，以及一系列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最终促成了西方现代社会在18世纪后期逐渐成形。现代化是西方开创的，以此为中心逐渐波及、推广（在20世纪以前更多地是以暴力的形式）到其他地区。现代化在全球范围的持续扩张使所有其他社会都或迟或早将它作为效仿的榜样。

“现代化”更多是指“物质”层面，而现代化过程所造成的综合的社会、精神、文化状况被定义为“现代性”。所以“现代性”伴随着现代化而生，但并不等同于现代化，或者说，现代化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现代性。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差异首先是表现在社会结构、制度上的差别，当代英国思想家吉登斯即从这个角度来把握“现代性”：“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基本上，由于这些特性，现代性同任何从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这个社会—详细地讲是复杂的一系列制度—与任何从前的文化都不相同，它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再简单说，在经济结构方面，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以自由公平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政治结构方面，则是强调限制国家权力的民主制度安排。

不同价值观如何共存是现代社会必解难题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形成的一系列观念，为这种经济和国家结构、制度提供了价值基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重要后果是开始了“人的解放”或者说“人的自我发现”，宗教的权威、影响开始减弱、淡化，人的价值、欲望、理性和世俗生活获得肯定，个人主义由此开始发生。对人的肯定必然会对导致对人的理性的肯定，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从哲学上奠定了人的理性的主体性地位，因此“启蒙时代”，又被称为“理性时代”。

康德(Immanuel Kant）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但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以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确定“人”而不是神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和以“理性”审视一切的理性主义，这个过程，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之为世界的解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人的主体性确立与理性的确立、肯定，开始了对神、宗教的审视，结果淡化甚至破除了神权、宗教的神圣性。

当神、宗教都被解魅之后，随之而来必然是对王权、国家的解魅。神权、宗教的解魅抽掉了“王权神圣”、“神授国家”的基础，王权、国家并非来自“上帝”的“天意”，丧失了神圣性。取而代之的，是契约论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国家概念，国家是依“人间”的契约建立起来的，是为了社会稳定的“必要之恶”，是人的自然权利和意志的保障，“国家”是为了保卫“个人”，而不是相反。并且，国家虽然必要，但本质毕竟为“恶”，所以国家权力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为限制国家权力，人们发明了种种权力制衡机制。

在现代世界之前的“前现代”世界中，社会统一的基础是奠基在的一元化哲学及宗教之上的统一的世界观。经过“解魅”之后，以前的统一世界已茫然无存，“价值多元”成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特色。而且，现代性社会确信并确定了个人主义或个人自由权利优先，认为这一价值信念是激活社会物质生产、保障社会公正的价值基础，这种价值观本身更为个人价值选择自由的“价值多元化”提供一种观念的“合法性”。

在必然是价值多元的社会、时代，持不同价值观念的人能否共存、如何共存是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或者说矛盾的“现代性”解决主要有两个层面：一，在社会观念和政治哲学层面，自由主义提出的在维护自己权利边界同时尊重他人的“群己权界”是这种“多元共存”的价值基础。二，在政治实践层面，确定国家不能干预公民个人信仰，国家必须政教分离。

现代性是西方的又是全球性的

由于现代化最先产生于西方，现代性必然最早也产生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的种种形式自然带有西方文明的某些特征，作为其结果的“现代性”也会带有西方文明的某些特征。因此，现在盛行的“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作了尖锐的批判和无情的解构，认为其实质是一套“西方中心论”的话语系统，甚至是“殖民性话语”。

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后现论正确揭示了西方的交往模式和话语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所导致的殖民化效果。这里主要涉及西方文明在当中很大一部分的物质文化和符号文化，它们是通过全球市场网络和全球传媒网络传播开来的。但是，后现论装备太差，根本无法区分殖民性的话语和有说服力的话语，前者是依靠制度的强制性而在全球获得推广的，后者则是因为有自明性而被全球接受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并不单纯是在西方的标准下才有说服力，才会取得丰硕的成果。比如人权，尽管不同文化在如何正确解释人权问题上还存在着争执，但很显然，人权语言可以让那些持有异议的人把他们的不满以及他们对于压迫者的要求充分表达出来，在亚洲、南美洲和非洲是这样，在欧洲和美国也是这样。”“正确的前提在于，没有理性可以存在于真空当中；可是后现论家从正确的前提中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理性自身的标准在每一个新的语境当中都各不相同。”

历史实践过程已经并正在说明，现代化在从西方向全球其他社会的扩张过程中，必须经历适应性变化和本土化的复杂过程，因此现代性也会各有特色。但是，现代性的各种“特色”充其量是现代性各普适性元素与本土性各种元素不同程度的组合，其核心、基本内容、元素却是普适的。现代性最基本的因素包括启蒙、理性、世俗化、现代国家、自由、、民主、工业化、科学、技术等。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明确说，现代性就是西方化。他强调：现代性的基本结果之一就是全球化，但这不仅仅是西方制度在全球的扩展，它在“碎化”各种其他文化的同时也在整合，这就注入了新的全球互相依赖的形式。

由于世界的互相依赖与全球意识的出现，现代性并非西方的，在这种互相依赖中，不存在“他者”（others）。他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对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的反映会有许多类型，但无论从历史实践的角度还是反思性知识角度来看，现代性的核心观念是普适性(universalism)的。

曾经宣扬“亚洲价值观”最出力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新世纪之初已公开申明在信息时代应放弃“亚洲价值观”。新加坡和香港的发展“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治” 。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是现代性最重要的两个元素，据亨廷顿“第三波”的研究，在20世纪初，世界上的民主制国家尚寥寥无几，但到现在，世界上民主制已达三分之二。而且，这种“加速”，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当然，民主的形式与质量，各不相同。

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没有理性可以存在于真空当中”，那么也没有可以存在于真空中的现代性。现代性是西方的，又是全球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