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到权利

舆论的监督，使每起个案的真相随时可能暴露在阳光下。不仅使弱势的被追诉个体获得了平等的法律地位，以免遭强力的伤害，而且促进了司法体制的变革，进一步完善了立法。媒体对权力机关的监督，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的民主法治进步。

强大的舆论追问，会使无助的个体在国家的名义下，实现神圣的权利

2003年“非典”事件已成过往，仿佛是灾难后的涅槃，中国开始将突发事件的真相及时、准确地告知民众，这不啻给走向政治文明的中国安装了强大的引擎。老百姓成了享有知情权的权利公民，政府也在向服务型政府加快转变。

但是，转变是一个阵痛的过程，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年，涉及警察执法的负面新闻接踵而至。先是广东的孙志刚案件，接着又发生了四川成都金堂县三岁幼童李思怡因母亲被羁押而饿死的悲剧，随后是西安32个农民工未办暂住证而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23小时的事件。

2003年3月17日22时，自湖北来广州的大学生孙志刚在网吧中，因未带身份证也未办暂住证被带至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派出所，次日，被送往关押“三无”人员的收容遣送中转站，3月 20日死亡。4月18日尸检表明，孙志刚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大面积软组织挫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率先发表《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4月26日，《北京青年报》刊发了详细报道《无暂住证被收容后3日死亡大学生命丧广州》，随即，网上言论汹涌如潮，强烈要求公安机关详查事中细节，严惩违法人员，要求人大提出议案，规范收容遣送行为。

一个普通公民在收容站之死，由于强大舆论力量的托举，很快上升成为公共议题。不仅使涉及孙志刚案的12名犯罪嫌疑人迅速交付审判，而且随着社会的呼吁和法学界人士的建议，一个月后，国务院第381号令，由《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于8月1日在全国推行。

孙志刚事件并非偶然，只是因为他特有的大学生身份，方才进入了媒体的视野。据我所认识的新华社记者韩敬山介绍，早在孙志刚事件之前，他曾暗访当地收容站，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于2002年初就连续采写数篇报道，其中《“收容”的背后有多黑》，刊登于《半月谈》和《人民公安报》，立即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2003年元月29日又撰写《广州一起非法“收容”造成两人死亡》，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的6月3日，这位记者再次秉笔直书，连续刊出长达万字的三篇重头文章，高层领导对此作出长篇批示。不久，收容遣送制得以寿终正寝。

孙志刚事件的典型意义在于，一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一经媒体披露，就会引起公民舆论的强烈追问，这种追问会使本来无助的个体，顷刻间强大到足以与权力机关对等博弈的程度，这种博弈又往往会引起高层决策者的重视，不仅会加速个案的解决，甚至使得长期的积弊得到匡正。这种路径的现实意义在于：随着国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参与权和表达权就会接踵而至，与之相应的是政治家的果断抉择，于是共同推动了民主政治的进程。因此，较之20世纪90年代末的“丑警浪潮”，公安机关这次再不是被动地卷入，而是前瞻性地回应，并且借用民力，展开了举一反三的“执法为民”大讨论，主动“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

审慎思之，长久以来，警察机关在传统语境中，多被表述为柱石，以及刀把子、手铐子，是阶级斗争的暴力工具，于是警察自身对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概念意识不强，甚至过去还曾将其当成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去批判。执法理念往往强调打击惩处为主，对人权的保护重视不够；强调依靠政策和行政命令，对人权的尊重做得不够；强调法律是打击犯罪和治民的，对法律也是限制权力约束执法者自己的认识不够，甚至以牺牲公民权利的代价换取执法成果。似乎为惩治犯罪抓坏人，就可以不惜惊动更多的好人，甚至粗暴侵犯公民的人身、健康、名誉和隐私权利。故而，“挖干河水找活鱼”、地毯式的大清查、兴师动众的集中搜捕有时成了办案模式。“剜到篮子里就是菜”、“揪不住鼻子拧耳朵”、24小时“熬鹰”突审，遇有冥顽不化者，报以颜色和拳脚，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时出现。于是，侵犯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权利的行为成了臭豆腐，闻之臭而食之香。这种积习的暗流如今终于遇到了强大的界墙，这座界墙，就是执法模式必须转向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的执法规范上来，由权力本位转到切实保障全体公民实现幸福和尊严的目标上来。

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打颠倒——《程序法》的实质

程序正义体现个人权利，实体正义建构公共秩序。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2005年5月23日，从安徽到北京卖菜为生的农民杜宝良收到一张10500元的罚单，同时交通违章记分210分。他被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交通违章105次，原因是他从2004年7月20日到2005年5月驾车运货在同一地点真武庙头条西口被电子眼拍到闯红灯105次。杜宝良缴了他辛苦一年才能挣到的罚款数，直到参加交通法规培训时才发现导致自己违章的交通标识牌过期，遂递一纸诉状将西城区交管部门到当地法院。杜宝良学了法，这状告得也真牛：一告交警罚款不讲程序，这程序叫“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打颠倒”，你罚人不告知，程序不公；二告标识牌过期，违规执法。于是引发媒体连续报道，纷纷谴责警察不透明执法的过错，法学家也参与到批评的行列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舆论的推动下，闻过即改，完善了执法程序，细化了六项告知措施，名曰“阳光执法”，杜宝良也就此撤回诉讼。之后，江苏省公安机关也就本地“暗中执法”等问题，创新执法制度，不仅制定了记分临界告知、电子监控记录告知、驾照审理技术检验逾期告知、车辆报废临界告知、刑事案件破案告知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违法行为告知等多项告知内容，而且告知方法亦便民利民，包括：现场告知、信函告知、短信告知、新闻媒体告知、互联网告知等，确保告知送达率。

实行这种告知制度后，警界也尝到了甜头。群众投诉下降，公众守法，年内驾驶人按时换证审批的比例提高了15％，违法行为提前处理提高了43%，通过现场对比信息，查获被盗嫌疑车辆达9000余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