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襟·德才·创新

范以锦（）：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原董事长、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后

既要有超前意识又必须尊重社会现实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转型，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过程中，中国媒体也在发生转型，其中，南方报业集团充当着改革领跑者的角色，南方报业集团无疑也是转型最成功的媒体之一。您在南方报业工作了几十年，从普通记者到集团领导，您认为南方报业成功转型的经验有哪些？

总体而言，南方报业的转型成功在于我们能够不断地抓住发展机遇，不断调整媒体发展的思路和方向。这要求媒体领导层既要有超前意识，又要考虑媒体发展的现实条件。这里的超前意识是指媒体决策层能够准确把握报业发展的方向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抓住机遇，敢于大胆地往前走。但是，媒体的发展必须以尊重社会现实条件为前提，要看到现实环境的条件许可，必须认清国情、省情以及社会现实条件，不要太脱离现实，否则就可能翻船。需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分寸，处理这种关系考验媒体领导者的知识、智慧、艺术甚至品格。我认为，政治家办报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在中国需要政治家办报，在外国也是如此。在外国办报，不懂得政治也不行的，媒体领导也必须是社会活动家。

我所理解的“政治家办报”，首先是要求媒体领导应该具有政治家的胸襟。办报可能会犯错误，遭到批评，甚至还会不只一次地写检查。这要求报业领导在受到批评、挫折时，不能整天提心吊胆，要经得起考验。在受到表扬时也不能飘飘然，忘乎所以。报业领导应该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容纳各方的意见，坚持独立思考。其次，政治家办报要求媒体领导者应有政治家的敏锐。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变化，媒体需要及时把握时展的脉搏，否则就要被社会淘汰。媒体要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媒体领导者要善于把握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要有极高的政治敏感。我认为报纸的死亡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杀，就是报纸不发展，停滞不前，就被时代和市场所淘汰；另一种就是他杀，即盲目往前冲，脱离现实条件，脱离国情，踩红线,最终被停刊。这两种死亡方式都是不可取的。政治家办报要求媒体领导必须具有政治家的智慧和艺术。规避办报风险需要报纸领导者具有丰富的阅历、智慧和艺术。什么情况下可以往前走，什么情况下不能盲目往前冲，不同条件下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这要求报业领导能够把握发展时机，准确把握媒体方向，稳健地推动媒体的发展。

南方报业集团在传媒改革中还有哪些成功因素？

南方报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这一点非常重要。南方报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得益于我们网罗了一批社会精英和业界精英。我们每年从中国名校中挑选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进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对人才选择的标准是看他们是否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是否有超前意识和创新能力。

有一种说法，同样的人才，进了南方报业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磨练，就变得与众不同，这方面南方报业有什么“秘密武器”？

我们有一套机制来保障人才的成长。首先，我们打破论资排辈的惯例，给年轻人以充分的机会和空间。在人才使用上，只要进入到了我们集团，就不受年龄、学历的限制，关键看一个人的德才。只要有才能，有想法，就给他展示的机会以及发展的舞台。我们有一个做法，就是“谁出主意谁来干”。我们的员工只要有主意，而且主意好，我们认为他也有能力做好，德才兼备，就给他干。这就打破了主意由领导垄断的惯例。媒体领导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够想得到的，他们的知识、决策也是有局限的，必须要发挥广大员工的智慧和积极性。这样就能够调动集团绝大多数员工的智慧，给他们表演的机会和舞台。通过这种机制，媒体的活力就容易被激发出来，一大批人才就涌现出来了。

另外，我们在分配制度、人事制度上做了大幅度的改革。对于采编人员，以行政配置为主，辅之以市场配置，把市场机制引进来；对于经营人员，以市场机制为主，辅之以行政配置。我们采取了内部人才流动制度，在集团内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人才流动，如果员工觉得另一岗位更合适自己，而该岗位的主管领导也同意接收，那么原则上我们会让他流动，为他创造更合适的发展平台。这样做，可以充分促进人才资源在集团内部的有效配置，也可以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在分配制度上，基本工资加业绩工资,能量化的尽量量化,分配的标准主要依据员工的业绩，取决于他们做出来的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南方报业之所以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集团的传统和文化。南方报业经过了几代报人的共同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这一优秀传统可以让我们更稳健。南方报业集团有自己的主文化，各个系列报刊也有自己的亚文化，所有南方报人及系列报刊都尊重和认同集团的主文化，集团也尊重各系列报刊形成的亚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是不可偏废的统一体，没有主文化，不足以统一所有南方报人的思想和行动；没有亚文化，就容易造成各系列报刊定位和个性的趋同。我们的集团文化可以概括为“和而不同”。“和”表现在：追求新闻理想，承担社会责任，不断传承创新，这些方面是一致的。“不同”表现在：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尊重各报刊的亚文化。比如说，《南方周末》强调精英办报，长期形成了一个民主交流和敢于探讨问题的氛围；《21世纪经济报道》强调一种专业精神，专家办报办刊；《南方都市报》张扬激情，有股办“最好报纸”的冲动。各个亚文化与主文化得到有机融合，形成了“和而不同”的集团文化。

您认为南方报业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面临哪些问题？

目前，从南方报业整个集团的情况看，就品牌影响力、报业结构、运行机制、人才储备、办报理念等方面而言，我们可能走在全国的前列，全集团品牌资产总额也是最高的。我认为南方报业发展有思路，有后劲，有人才，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发展得很好。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面对新媒体的挑战。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的创新能力，将决定未来媒体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新闻管理要科学、规范、创新

南方报业的成功是不是也与广东地区的大环境有一定关系？

是的。“南方”并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是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代名词。改革开放是从中国的南方开始的，所以南方代表着开放，代表发展，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南方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方相对宽松的环境。在广东，我们与上面有沟通的环境，虽然在有些问题上可能会有点分歧，但我们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巩固舆论阵地方面是一致的。因此，这些分歧是可以通过解释得到化解的，有些看法一时无法统一的，就让历史来证明吧。

2006年底，您从南方报业集团主要领导的岗位上退下来了，现在回想起来，您对您的工作可能还会有一些遗憾吧？

南方报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波折和风险，在这过程中，遗留了一些问题，对一些人和事还没有处理得很好，留下了一些遗憾。其实，我们的媒体还应该发展得更好些，但是我们在跟一些部门打交道过程中，受到一些束缚，而这种束缚不是由于大环境的原因，大环境我们能够理解，而是由于一些人为原因给我们的改革发展造成困难。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您离开南方报业集团领导岗位，有文章说您是“安全着陆”了，这对于您来说，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感吧。从现在的角度看，您对我们的新闻管理有什么建议？

关于新闻管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绝对的新闻自由，都会出台管理的办法和措施。我们强调中国的国情和特色，但究竟特色是什么？要

认真进行探索。管理的模式如何创新，要认真研究。比如，哪些属于政策层面的，哪些属于法律层面的；哪些由主管部门负责，哪些由行业协会管理，要明确。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都要规范。媒体和某些单位发生了矛盾，可以由媒体与相关单位自行协商，也可以法庭上见，为什么常常要管理部门去裁决，而且这种裁决往往又是对媒体不利的。有些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大局的，主管部门出来干预，可以理解。但有不少并非这类情况啊，给人造成“管得太宽太泛”的感觉。媒体和记者犯了错（有的不一定是错），查处是多么的及时、迅速，但媒体权益受到侵害、记者在采访中挨了打，政府部门出面支持媒体、支持记者的又有多大力度？有的还怪媒体惹是生非。从这个角度讲，媒体也是“弱势群体”了。各地管理的尺度也不一样，上面提出要求下面层层加码。有的对新闻政策的理解发生了偏差，把批评报道管死了。中央一贯强调加强监督，这当然也包括媒体的舆论监督，但是有的地方却把批评报道当作负面报道，把批评报道当作不稳定的因素，以维护稳定之名要取消他们心目中的“负面报道”即批评报道。有不少媒体在这种压力下，只能一味唱赞歌，一点批评报道都没有，报纸苍白无力，失去权威性和战斗力。一些新闻管理政策的出台，往往是“我制定你无条件执行”，很少听取媒体从业人员的意见，因此也就存在不规范、不科学的问题，执行起来也到不了位。新闻管理要科学、规范，管理模式要创新，应该多听听媒体从业人员的意见，要邀请他们一起参加制订。从被动的管到媒体自觉接受、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

新闻院系学生要解决后劲不足的问题

您现在换了另外一个角色，成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这一身份转换，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一直在新闻业界工作，对于新闻教育还不很了解，但是我们从新闻院校里毕业的大学生那里感觉到，他们对自己所受的教育不很满意。

有些新闻院系出来的毕业生，往往上手很快，但是后劲不足。而其他专业出身的，如果文学和写作功底好，在经历一段时间适应后，其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这说明，我们的新闻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对于新闻院系的学生来说，仅仅懂得新闻方面的知识、方法还是不够的，还得培养学生的文字功底和社会阅历能力，这对于解决学生的后劲问题很重要。现在新闻院系的课程，我认为有些课程可以删繁就简。当然，这些年有不少新闻院校意识到这类问题，情况有很大改观。现在从事这份工作，我也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课程改革目的何在呢？

就是要改变新闻院系学生后劲不足问题。我认为课程设置的目标就是要提高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分析能力和策划能力。我们要让学生看哪些书呢？看经典，这经典包括历史经典和现实经典。历史经典就是过去流传下来的有价值的著作，包括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现实经典主要是那些反映、解读社会现实问题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有助于学生认识当前的社会问题，培养学生分析能力以及新闻敏感。在如今信息社会里，独家新闻越来越少，新闻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分析问题的角度和品位，这就需要新闻采编人员有很强的分析能力、策划能力。培养这方面的能力，仅仅靠新闻专业方面的课程是不够的，因此要扩大新闻院系课程的基本面，增加社会学、人文科学等领域的课程，扩大学生知识视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另外，要通过案例教学和社会实践，来改变目前新闻课程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的一些教材存在着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因此，教材改革应考虑。有些一时无法改、无法增加的，至少要引导学生课余时间去关注。现在学生喜欢上网，很快接收到各类信息，这是好的一面。但光从网上接受知识是不够的，一定要花时间读书，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

因为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之间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我还想利用我的资源背景来推动我们的学生、教师多跟媒体接触，与新闻界交朋友。我愿意做他们之间的纽带，增进彼此的沟通交流。比如寒暑假期间，让学生深入实践，让他们有更多的接触社会的机会，使他们对社会、现实有更深刻的认识。这对他们分析能力的提高会有很大的帮助。

近年来，中国新闻教育发展非常迅速，但发展的速度过快，就出现了粗放化的问题。据统计，中国现在设新闻传播专业的院校达660多个，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新闻传播专业招生已经远远供大于求？

新闻教育发展的确存在超速的问题。就广东的情况来看，一般学校毕业生，要在新闻单位里找到工作很难。不是知名学校毕业生，进入珠三角媒体就业就很困难。但我认为，现在新闻院系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也需要转变，这些毕业生都进入新闻媒体工作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可以进行“泛媒体就业”，即进入非新闻媒体的单位，但与新闻传播专业相关的工作岗位，比如进入企业的企业报、内刊等，也可以从事企业文化、公关等方面的工作，还可以进入社会的其他行业，从事文化传播、宣传、公关、策划等方面的工作。这些行业需要大批新闻传播专业方面的人才，这正是我们毕业生将来大有可为的地方。

泛媒体就业是否意味着新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国家办新闻院校的初衷是为新闻单位培养输送合格人才，“泛媒体就业”是无可奈何的做法，是站在学生当前就业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毕业生太多了，总得找出路啊！一方面告诉学生要拓宽就业门路，另一方面也告诉用人单位，这些人才用得着。我想，这种情况反过来也会影响我们的新闻教育。既然我们毕业生的就业面更宽了，学生对知识和能力的需求也就更多元了。这就要求新闻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课程设置、培养思路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新闻院校可以考虑分别培养两类人才，一类是给新闻单位培养适用的新闻人才，一类是给其他单位培养“泛媒体”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