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紧市场行为的缰绳

“融通基金销售违规被举报”事件近期在基金业及证券业都颇受关注。《中国证券报》7月17日的报道称，“如果此次建行举报融通违规得到最后证实，那么将是中国基金业发展史上托管银行第一次反映托管基金的违规情况，”其言辞颇显振奋，但未必准确。托管银行是否具有监督基金销售的权利抑或义务？基金管理人减免赎回费是销售违规还是违反基金契约？托管银行是否此前从未反映过托管基金的违规情况？存在诸多问题尚待明确。但这一报道倒是引发了笔者对一直关注的基金托管人监督作用的进一步思考。

托管人违规成本增加

2000年，《财经》杂志《基金黑幕》一文曾称基金托管人在监督基金管理人上“无为而治”，代表了当时市场对基金托管人的一般认识，对此笔者认为，虽然规定了基金托管人监督基金管理人投资运作职责的规范，但规范能否得到实质的遵循，规范自身的科学性和创造该规范所基于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是根本的因素。此外，还包括市场主体对违规成本的判断。如果市场主体认为其在正常经营情况下获取的收益与支付的成本之差，与其违规经营下获取的收益与支付的成本之差相当，显然，理性的市场主体会选择正常经营，但正常经营往往需要一定的资源作为后盾，因为资源多寡决定着市场主体在选择上的主动性。

制度是市场主体判断其违规成本的依据，资源是市场主体行为选择的决定因素。如果说市场主体在竞争市场中会为追逐利益而狂奔，则不妨说制度与资源是其行为之缰绳，引领其行为之理性方向。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监督作用的实际加强，如果能够延续下去，则可以认为是双方各自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决定双方各自理性选择模式的，则是各自对制度约束与资源衡量的结果。

笔者以为，“融通事件”反映的，是作为基金托管人的商业银行对基金管理人未将应纳入基金资产的部分赎回费归入基金资产行为的监督问题，而不是对基金管理人销售违规行为的监督问题。一般认为，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系投资人资产的共同受托人，而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称《基金法》），首次从法律层面确定了基金托管人确保基金财产完整和独立的职责，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加强了基金托管人的责任，基金托管人的违规行为面临更大可能的惩处。加之基金托管人监督基金资产的出入，确保基金财产的完整具备必要的可操作性，《基金法》的规定有其现实基础而不丧失其实际执行力，基金托管人的违规成本显然增加了。

基金扩张改变合作格局

从基金市场来看，由于开放式基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销售（包括持续销售）的成功与否，而商业银行作为代销机构在我国目前的市场中掌握着决定性的销售通道，商业银行对于这一资源的掌握提升了其市场地位。而数目日益增长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现存基金管理公司对设立基金数目、基金规模的追求，使得商业银行这一资源日益相对稀缺，改变了2001年前我国基金市场只存在封闭式基金情形下，商业银行希望更多获得基金托管业务而形成的商业银行与基金管理公司的市场格局，由基金管理公司的卖方市场转变为商业银行的卖方市场。

整体而言，商业银行逐渐并且已经占据了选择的主动地位，选择或者重新选择合作方的成本低于其维护其现有合作方以及违约的成本。从一般的判断出发，在潜在收益相同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理性选择显然应是依据法律加强对合作方的监督（目前我国基金市场中，首发基金的主代销商业银行一般就是该基金的托管人），而不是选择“无为而治”。

从基金管理公司而言，法律的健全同样增加了其违约成本，而其自身资源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相互之间的竞争相对削弱，其选择或者重新选择合作方的成本提高。商业银行由于自身资源的增强，从而使基金管理公司选择或重新选择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威胁减弱。即使对此撇开不谈，基金管理公司谨慎考虑其自身可能承担的这一成本的提高已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基金管理公司选择维护与商业银行的关系应是理性的。在基金管理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展开的博弈游戏中，商业银行正是基于对基金管理公司这一“弱势”信息的掌握，选择加强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督，不惜可能造成与基金管理公司之间商业关系的恶化，从而实现其利益相对最大。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在违约成本低下且资源劣势情形下，市场主体仍然选择合规经营的情形，但可以肯定这种情形必然是少数，尤其是在其合规经营长时期不能得到现实利益回报的情况下，如2001年开放式基金未曾推出之前的我国基金市场，正是对上述判断的阐释。我们亦不能断然预测以后的基金市场将不会再存在基金托管人的“无为而治”，因为，如果潜在的收益足够高，总是会有人以身试法的。

另一方面，随着竞争达到一定程度，对资源的相对掌控情况得以调整，市场上出现寡头或者处于相对寡头地位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基金托管人的商业银行可能会选择“为虎做账”。但随着法律环境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健全，可以将这种情形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但追求长期利益则必须对制度的约束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进行理性的权衡。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以自身的资源优势与制度进行无限制的博弈，因为对良好制度的侵犯一般最终会导致其自身资源的削弱，也就是说其需要承担违约成本。一般而言，制度的约束力将会持续下去，相对稳定，而自身资源比之制度更容易发生变化，而且一旦制度的约束导致违约成本提高至一定程度，资源优势即使未被削弱反而增强，也不能被市场主体利用作为其理性选择的基础。因此，尽管可以说制度与资源是追逐利益中的市场主体之行为缰绳，但制度应该是根本的缰绳。

“融通事件”正为我们考察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视点。■

【背 景】:融通基金赎回费违规事件

融通基金的违规行为，主要是指融通基金在销售中对部分客户未按规定收取有关申购赎回费用。7月17日，《中国证券报》披露融通基金在销售中存在违规行为,并称中国建设银行已就这一行为向中国证监会进行举报。报道指出，由于中国建设银行是融通新蓝筹基金的托管人,这也将是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基金托管银行首次举报基金管理人违规。

根据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基金管理人办理开放式基金份额的赎回，应当收取赎回费，赎回费率不得超过基金份额赎回金额的5%。赎回费在扣除手续费后，余额不得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并应当归入基金财产。此前，《融通新蓝筹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规定，“其赎回费按照赎回总额的0.5%收取，最低赎回费为5元，从中扣除注册登记费（赎回费总额的20%）、其它手续费后，余额归基金资产。”而在办理两笔金额分别为1007万元和5057万元的赎回业务时，融通基金管理公司对本应收取的赎回费5.035万元和25.285万元，却均只收取了5元。这明显不符《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的规定。同时，如果在办理投资者赎回的过程中减免赎回费用，按其招募书的规定，这部分赎回费的80%是必须归入基金资产的。基金管理人对此擅自减免，不仅违反销售管理办法和基金招募书的规定，还在实质上对该基金其他持有人的利益构成损害。

7月20日，证监会下发了《关于实施＜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销售赎回再次做出规范。证监会提出，销售办法实施之前已经成立或已获核准尚未完成募集的开放式基金，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低于赎回费总额25％的，基金管理人应当会同基金托管人按照销售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变更基金合同（契约）的相关内容，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后实施。

7月21日，融通新蓝筹基金的2004年第二季度工作报告中披露了融通基金销售违规事件，解释称主要原因是融通基金对法规及基金契约的具体条款理解不当，并就此事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和社会公众作出相应解释并表示真诚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