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怀《余子说史》的遗民情怀

［摘要］明亡之后，余怀史论之作颇多，《余子说史》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部，也是反映其遗民情怀最显著的一部。此书的遗民情怀主要体现在对明亡责任的追究，对政治、政事的讨论，对个人与国事关系的讨论上。

［关键词］余怀；《余子说史》；遗民情怀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1-0035-03

明亡之后，治史成为明代遗民的一种普遍行为。清初明之遗民治史，追究明亡是一重大主题，如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李清的《南渡录》、顾炎武的《圣安纪事》、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屈大均的《皇明四朝成仁录》等，作为遗民行为，都带有一种特殊的庄严性。

余怀（1636～1696），明末清初人。明亡之后，余怀论史的著作颇多，但多已散佚，流传下来可见的著作有《余子说史》、《东山谈苑》、《四莲华斋杂录》、《砚林》、《茶史补》、《妇人鞋袜考》等。其中《余子说史》作于明亡之后，与明亡之恨紧密关联，是余怀史学思想表述最充分的著作。

此书的遗民情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亡国深思

崇祯自缢，给明人以沉重打击。南上虽南明弘光政权建立，江南各界人士似乎仍抱有一线希望，但明军一与南下清兵相接，便溃败无地，残明之士的复国梦想破灭，亡国之感遂弥漫心胸。余怀的亡国之痛亦深植于其早期史论中：

金陵世不受兵，王F楼般以后，大抵皆降，惟侯景攻台城最惨，百姓流亡，相与入山谷江湖腊日根木叶菱芡而食之，所在皆尽，死者蔽野，富室无食，皆鸟面鹄形，衣罗绮，怀珠玉，俯伏床帷，待命听终。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聚如丘陇焉。

此语虽说南京，实亦影射清兵南下之“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的惨烈屠杀。如前所指“广陵”之祸，“今则又见”的联系，可见余怀正是在古今的相互联系对照中痛陈明亡之际的惨烈伤害。“今则又见”是理解余怀史述的重要思路，余怀正是借助于历史重述、重构的方式来表达其对明亡的痛切思考。这种思考的一个重要视角是重新检视君主之地位、治理及其效能。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肯定的角度颂扬历史上的英明之君，一是从否定的角度批评历史上的亡国之君。而尤以后者为其所重，并进而追究为君之责：

前世亡国之君，如梁简文帝、陈李二后主、宋徽宗，皆擅隽妙之才，优游儒雅，驰骋词林，岂不成一名士，而乃以君国子民之任舁之，鲜不败矣。四君非荒淫暴虐而各受惨祸，后之人揽其文章诗画，未尝不哀其不幸也。或云：徽宗即李后主再生，神宗一日薄西山幸秘书省，阅江南李国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而徽宗生生时，梦李主来谒，及北狩金人用李主见艺祖故事。异哉！再世复为人君而复亡国，其艰辛又倍于曩时，结习不化乃尔乎。

余怀对为君者的怀疑主要针对其统治之术。“朝野以侯景之祸共尤朱异，惭愤发病而死，故事尚书官不以为赠，帝痛惜异，特赠尚书右仆射，此与R杞奸邪，我殊不觉同一意也。安得不亡国乎。”“公羊称郗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父跛，使眇者逆眇者，秃者逆秃者，跛者逆跛者，此真可发一噱春秋，以国事为戏，可以概见。”国事堪重，不可为“戏”， 余怀批判“以国事为戏”的做法，不只是批判玩世之风，也批判隐逸山林之士，批判明末士人的意气之争。余怀认为个人与国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范石湖成大当宋孝宗时起祠，知处州，陛对论：‘ 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国力，曰天力，今尽以虚文耗之，不知一时所及者何事。’后世读之，有令人流涕者。”这是正面的阐述。“陛对”，指在朝廷上应对君主的询问。“虚文”在此不能确指何事，但非落于实事是肯定的。在国事不振之时，个人力量被“虚文”所损耗。国家危难之际，士之价值被旁置，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正是大部分文士的尴尬，一面是国难，一面是个人抱负无法施展，在双重压力的挤迫下，士人遭遇了群体的失重感。而余怀针对此国事下的个人行为进行了一定的阐述：

甚矣！荆轲剑术之疏也。不以匕首直L其胸，而曰生o以报太子，呜呼，何其愚也。夫樊於期为轲死，田光先生为轲而死，秦舞阳为轲而死，高渐离为轲而死，死者数矣，而轲亦死，太子丹亦死，燕因之以亡。悲夫。虹贯日，马生角，易水岂不至今寒哉。

荆轲剑术是“疏”还是精，实不是此要讨论的重心，而国难之际个体行为的失当才是这里要检讨的重点，可究竟当以何种方式报国、安家、守身，余怀并未加以分析。

二、政治讨论

国之亡是亡于君还是亡于政？实际上，君与政本来就不可分，由君而治，由治而议政，乃为意料中事。明人爱议政，且常以国事自任。余怀在其著作中亦常议古，论述政治之失。这一思路在《余子说史》中占了相当多的篇幅。兹举一二见之：

党锢非盛世所宜有也，我一时气节矜尚，亦有可观，若张俭亡，望 门投止，所过株连，横被杀戮，而俭俨犹存，还乡复为卫尉，年八十四而死，真可谓而苟活者矣。善乎夏馥之言，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俭宁不愧乎？”

嗟哉，东汉党锢之祸，至此烈也，然亦诸名士有以自取。汝南范滂等游客京师，非讦朝政，太学生争慕其风，互相标榜，申屠叹曰：“必有焚书坑儒之祸绝迹。”梁砀间自同庸人，卒不及患，若皇甫规自命西州豪杰，耻不与党人之列，犹是好名之祸也，豪杰贵在自立，岂以附党为重，舍己从人，愚惑之甚，安得谓之豪杰乎？

天下之治，是以“柔”治，还是以“刚”治，自不能简单一语可道，但余怀欲使天下得治的想法却很明确。明末党锢之祸、“互相标榜”之风、士人意气之争，亦亘古未有，余怀此举不过是借前人说法，表明自己不欲沦入党锢之中，也不欲陷于学派之争，而是以大局为重，采中立之做法。借助于史述以成其参政之思，不过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延伸与转化，亦为余怀不甘旁置于国事之外、寻士之“任事”途径的做法。

三、彰显节义

赵园认为:“明末事之不可为，南明事之不可为，即使亲与南明朝事者也多洞若观火。”崇祯之殁，激发了明人的忠君意识，国既不能全，如何全节成为明清之际士人的重大选择。值明亡之际，不乏敢于赴死的明臣，而苟活之明遗民，“死”一词亦经常悬于心胸，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提到，“死之为主题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笼盖性”。《余子说史》中讨论节义的文字不下几十则:“隋炀被弑死节者仅许善心一人，然善心陈臣也，不死于陈亡而死于炀弑之日，可谓死不得其所矣。”许善心之“死不得其所”，不是谓其不当死，而是不当死于隋炀，许善心本为陈臣，言其当死于陈亡，则“死节”是应当的，其对“死得其所”的纠缠，乃因余怀以为一臣服于一朝，亦当死于一朝，言外之意，不当身仕二朝。不惟于此，卷三述张宾语：“‘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非一代英雄，孰能为斯语乎？”亦云：“稽康为司马昭所杀，稽绍死节于荡阴，以死报杀父之仇，故稽绍之忠异于王裒之孝也。绍从子亦死于北征。”卷八述高欢语，“安敢不尽节” 。卷八叙元兵入闽，执建宁朱浚，欲收降朱浚，朱浚曰：“岂有朱诲翁孙而失节者。”遂自杀。无论“逞节”、“死节”、“尽节”，还是较论“失节”，其服膺对象皆为“本朝”。

《余子说史》中还有“死君”、“死主”之言：“卢奕以御史中丞留台东者，安禄山陷东都，吏民亡散，奕遣妻子间道走京师，而朝服坐台，被执，数禄山罪，骂贼不绝口，临刑西向，再拜而死，忠矣哉。”尽“忠”“汉之董承耿纪，晋之诸葛毋丘，齐之刘秉袁粲，周之五谦尉迟，皆破家殉国，视死如生”；卷七言马I，“元兵攻马I，三月城破，I率死士巷战，被执断其首，犹握拳奋起立，u时始仆，贼惊世”，则为“死城守”。由“社稷”而“君王”亦为自然转换。

如果苟活于世，未能“死节”，则“节”不能“逞”，亦不能“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守”了。在这一点上余怀认可的是不降、不臣。卷四云：“始终为梁者惟一王琳，始终不降陈者惟一周迪。”卷六述郑所南“义不臣元，坐必南向”，称赞其情感依然依附于前朝，余怀认为“不降”、“不臣” 是行为的底线，不苟合于新朝，不出仕于新朝，则尚可见得“节”之操守。故余怀批评六朝“王俭、谢F、沈约、范云辈遂每以身为鹰犬，名士至此，亦可怜矣，宜后人不消称名士也”。余怀自身做到了“不降”、“不臣”。 不过观其对此问题的反复纠缠，亦可见他心底的彷徨挣扎。从“死节”到“逞节”，到“守节”，道德境界的期许与现实生存的冲突，使余怀不得不步步后退，“守节”一事亦不得不大打折扣，也算是一种“可怜”。

赵园认为，“至于治史的目标设置，固然赋予遗民史学以特殊品性，也不能不有妨于充分的学术”，于余怀而言，对于明亡原因的追究在其著作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余怀的史述，长处不在考据，不在重现历史，其避重就轻的文羽，应以“性情”、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从中体会余怀的遗民心态由强而弱，由愤世而适世的变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