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对水稻耕作方式的影响

摘要: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发生改变,水稻耕作方式也不例外。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影响到土地形式的改变以及水利设施的变化;社会变迁又导致人们思想观念不断发生改变;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为耕作方式的变迁提供了现实基础,它也是促使耕作方式发生变迁的巨大推动力。文章指出水稻耕作方式的变迁是在政府的指导与人们的主体性选择互动后发生的变迁,这对改进农村农业技术及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变迁;耕作方式;指导性变迁;主体性选择

中图分类号: S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8-0023-2

0 前言

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家,水稻是南方地区主要粮食作物。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探寻着最适宜的耕作方式。近百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稻耕作方式也随之改变。社会变迁究竟如何影响到水稻耕作方式?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地区研究较多,而本文以湖南省七里冲村为例分析社会变迁对水稻耕作方式的影响,它是中国南方农业社会的一个缩影,希望本文对中原地区农业社会的研究有所帮助。

1 村庄概况及水稻耕作方式的变化

七里冲村是湖南省桃源县的一个行政村,地处雪峰山余脉,村庄坐落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气候特点是冷热四季分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稻种植是当地重要的生计方式,形成了一套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耕作模式。插秧前水田要“四犁四耙”,清明前后开始泡种谷,同时整好秧田,育秧期间也要整理好稻田,四犁四耙,施肥撒石灰,用端板加固田坎。插秧后,水的管理对水稻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除杂草和病虫害的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插秧还是割稻都充分体现了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纯朴民风,无论是割稻、打稻、挑谷还是晒谷,每个环节都有邻里帮助。时期和后来1981年以后的水稻种植虽然在许多具体的耕作方式上有了许多变化,但总体模式基本上沿袭传统。

根据调查,笔者将不同时期的水稻耕作方式列表,以便更简明地体现其变化(见表1)。

表1 各个时期的水稻耕作方式

1949年之前 1949-1957年 1958-1980年 1981年以后

稻种 齐头黄、油糌 鱼刺、三粒寸 1978年开始推广杂交水稻 杂交水稻

催芽 安窝催芽 安窝催芽 温室催芽 安窝催芽

对待病虫害 求神拜佛 开始号召捉虫 捉虫打农药 打农药

除草 手拔 手拔 手拔 手拔打除草剂

施肥 家肥 家肥、化肥 化肥 化肥

收割 镰刀、板桶 镰刀、板桶 镰刀、打稻机 镰刀、打稻机收割机

晒谷 斗垫、浆禾场 斗垫、浆禾场 斗垫 斗垫 水泥禾场

季数 单季中稻 单季中稻 双季早晚稻 单季中稻

土地形式 地主所有 1951年分田到户 公社所有 家庭联产承包

劳动形式 家庭为主

邻里互助 家庭为主、邻里互助 同工同酬 家庭为主、邻里互助、请工

水利设施 不完善 不完善 比较完善 比较完善,增加抽水机

由表1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1 政治制度的变迁明显引起土地形式的改变和水利设施的变化

1949年以前土地是地主所有,解放后土地所有权虽属国家,但使用权经历了三次变化,不同的土地形式导致人们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土地。农村基本水利设施的建设完全是在国家的调控下完成的,这对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国家对生产力的重视使人们在稻种、催芽、对待病虫害、施肥、收割等方面进行了改变。

1.2 人们观念的改变自然影响到水稻的耕作方式

以前求神拜佛祈祷水稻无病无灾,到后来捉虫打药是观念的巨大变化;从以前养牛耕田、双手割稻到花大钱买耕田机、收割机,从事事亲力亲为到花钱请人耕田、打药、收割,人们加大了农业投入的资金。因为这样可以节约生产时间,利用更多的时间去创造其它劳动效益。

1.3 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为耕作方式的变迁提供了现实基础,也是促使耕作方式变迁的推动力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杂交水稻的发明,人们的粮食不会那么充裕;没有农药、除草剂的出现,水稻的田间管理会更加困难;没有耕田机、收割机的引进,人们的劳动强度会更大。而无论哪种农业生产资料都需要金钱购买,特别是耕田机和收割机,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办不到的。而有了经济做后盾,人们又要追求更高的产量、更好的粮食质量、更轻松的耕作方式和更大的经济效益。所以科技和经济是水稻耕作方式变迁的基础和推动力。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不管是政治体制的变迁、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还是科技、经济的发展,它们相互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

2 社会变迁与水稻耕作

石奕龙先生认为:“文化变迁应指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变化,前者是单个文化特质或文化丛的独自变化;而后者则是文化的整体或大部分文化特质的变化。”笔者在这里不能从一个宏大的文化理论角度来介绍、分析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只是从中抽取一部分来进行探讨。下面是文化变迁的一般性模式的图解:

图1 文化变迁的一般性模式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变迁的原因是多样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改变产生了新的需要,使人们去适应它。同时,因为需要产生的结果也有可能导致环境的改变。个案中因为当地大多数地势都是两边高,中间低,水田呈梯田状分布。地势不高的地方,人们采用水车取水的方式,地势高的地方无蓄水,灌溉季节很容易使稻田缺水。解放后,人们成了土地的主人,村里所有的资源都是大家的,大家认识到要使粮食增产,农业用水问题必须解决。在国家的号召下,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全村的水利建设。水库、山塘和沟渠修好以后解决了农田用水问题,更多的荒地被开垦出来作稻田,用来增加粮食总产量,解决吃饭问题。梯田数量大大增加,漂亮的梯田成了村里一道美丽的风景,水车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同时政治的变迁转变了人们对待病虫害的态度。当年提出破除封建迷信的口号也影响到农业,人们拆祠堂、土地庙这些代表封建迷信的场所,人民祈求丰收的舞草龙灯、祭年菩萨这些活动也被定性为封建迷信,“病虫害天降”的说法得到纠正。政府通过破四旧来反对封建迷信,宣传人的主观能动性,号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虽然有些浮夸,但当时在加强人们自信心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当人们逐渐认识到病虫害是一种自然现象以后,开始积极预防、治理,采取撒石灰、捉虫子等措施。由于技术有限,灭虫效果不理想,这就产生新的需求,需要一些有效杀灭病虫害的药剂。当然当地农民不会搞科研,这些药剂从哪儿来?文化变迁的主要机制之一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其它地方研制出杀虫药剂以后,政府把它介绍到这里号召农民使用。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水稻种植与时期的水稻种植两相比较,基本水利设施建设、育秧、插秧、田间培管、收割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都是在政府关注下发生的指导性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充当了有意的文化传播者,实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变迁。但文化传播到该地区以后,其结局如何,还要看受方是否采借,采借程度如何。

首先,只有当接受一方认为传播文化的价值不会同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方式相矛盾时,才会加以采借。比如此案例中灭虫问题,以前人们认为病虫害是天降的捉不得。公社时期通过政府的大力宣传,人们的病虫害观念得到了改变时,才会采用政府提供的杀虫方法和药剂,灭虫后粮食产量增加,人们看到了效果,才最大程度地予以了采借这一措施。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知识的积累,认识的加深,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剧毒农药的副作用。笔者在春天调查时,发现二三十亩的水田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田里有蝌蚪在活动。因为这个水田处在梯田的最上端,最靠近水源,农药污染程度最轻。去年下半年,当地镇上出口的茶叶在俄罗斯受阻,原因是农药超标被限令拖回,不许倾倒在俄罗斯境内,这件事情对当地人触动很大,许多人不再使用高效农药。从使用杀虫效果特别好的高效农药到低毒农药,人们对农药的使用差别也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主体性选择。

其二,文化接受一方要考虑该文化特质对他们是否有用,效果怎样,以及他们是否能适应等问题。比方说温棚催芽,很麻烦,效果也不见得比普通方法好,风险却比传统方法高,1981年以后,人们又恢复了传统的催芽方法。公社时期政府倡导双季稻,由于村子的气候原因产量并不理想,现在又恢复了中稻种植。脚踏打稻机比板桶效率高,电动打稻机比脚踏打稻机效率高,收割机比电动打稻机效率更高,人们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与取舍。笔者认为,当地人采借先进技术和设备进行耕作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技术不与传统耕作方法相抵触,只是通过技术改进提高了劳动效率。虽然经济成本相对高一点,但它减少了农民体力劳动,节约了劳动时间,使人们有更多时间去赚取其它更高的收入,弥补因增加农业投入而造成的损失。全国各地为农民工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使农民可以理性地进行效益最大化的选择。

还有稻谷品种的选择,笔者调查时发现有的人选择产量高的品种,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也有人种植口感好的品种,这样可以使自己吃得更舒服,但不管种植哪个品种,都体现了人们的主体性的选择。从1981年起,耕作方式的变化中政府的指导在逐渐减弱,而人们的主体性选择力度逐渐增加。由上面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水稻的耕作方式,它是以政府的指导性变迁与人们的主体性选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

3 结语

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恒现象,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思想观念的变迁时时在发生,因此该村水稻的耕作方式还在继续发生着变迁。它虽与我国南方其它地区的水稻耕作模式大同小异,但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根据当地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将自己的因素融入到普适性的水稻耕作模式中。因此在改进和推广农业技术过程中要尊重当地人们的主体性选择,只有政府的指导与人们的主体性选择融洽结合变迁才能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石奕龙.应用人类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6:93.

作者简介:周华英(1977-),女,湖南桃源人,就读于贵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