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与新疆中共人员获释始末

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打内战的备战时间和获得民心，一时被迫答应释放在押的“政治犯”，中国共产党立即抓住这个既千载难逢又稍纵即逝的绝佳机遇，倾力展开了营救在押中共人员的活动。在经过多方努力、四处奔走、据理力争、几经争取和历尽曲折坎坷后，终于使关押在新疆的131名中共人员获得释放回到延安。这批中共人员最终能够获释，张治中将军功不可没。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居巢区）黄麓镇洪家疃人，著名爱国将领。因其一生多为和平而奔走，故被誉为“和平将军”。1961年12月12日晚，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旧部袍泽及亲友出席的宴会，以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席间，旧事重提，对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登榜说：“文白先生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当年释放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这在国共关系史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对张治中为释放关押在新疆的中共人员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一次释放131名中共人员，不经过任何谈判，不履行任何手续，不附加任何条件，而且派人安全护送回去，这在国共关系史上是一个奇迹，是非常难忘的一页，更是张治中令人永远称道的一笔功绩。

接受重托

1934年，盛世才在取得新疆统治大权后，实行亲近苏联的政策，多次“恳请”中共派得力干部进新疆帮助工作。为了民族大义和扩大统一战线，中共以大局为重，先后派出陈云、邓发、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200多名干部进入新疆，分别在经济、文化、教育、新闻等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为繁荣边疆经济、发展文教事业作出了贡献。至1942年初，因国内外政治风云的变化，惯于投机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中共也要垮了，于是转而与勾结，开始迫害共产党人。同年8月，盛世才派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中共人员集中的八户梁，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及其家属130多人先软禁，后逮捕入狱。起先，中共中央对这一突然情况并不清楚，将近半年后才从共产国际方面获得他们被捕入狱的可靠消息。于是，中央书记处当即电告正在重庆与谈判的等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迅速放人，却置之不理。

1944年秋，在盛世才被调到重庆国民政府任农林部部长后，新疆省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3个专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群众，爆发了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争取民族平等和民主政治的武装斗争，并在3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史称“三区革命”，又称“伊宁事变”。接着，参加革命暴动的民族军又乘势向迪化（今乌鲁木齐）挺进，新疆局势大乱，一时失控。1945年9月，考虑再三后，决定选派张治中飞往迪化，谋求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为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中央派出了由张治中、屈武（于右任的女婿，时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张治中亲自点的将）、梁寒操、彭昭贤、张静愚、邓文仪、刘孟纯、王曾善等组成的赴新疆和谈代表团，于1945年10月14日乘坐专机从重庆飞往迪化。在出发前两天的10月12日，张治中完成护送主席回到延安的使命、返回重庆的当天下午，、邓颖超前往桂园张家拜访，他们对主席旅途安全深以为念，特来询问，并有重要事情予以嘱托。

张治中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同中共保持友好关系，尤其同联系更多，感情笃深。他十分高兴地告诉周、邓：“昨天陪同毛先生安全抵达延安，晚上，中共中央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宾主尽欢。今天早上，毛先生亲自又把我送到飞机场。在车上毛先生幽默地对我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不贪钱财，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又重复在重庆时说的话：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我说：何以见得？他举了几个例子，并说我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接过话茬儿说道：“说得一点儿都不错。文白先生为和平奔走的诚意，人民和历史不会忘记。听说你后天要飞往新疆与三区代表谈判，我们特来为你送行。同时，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想拜托你去办理。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情况不详。释放政治犯，包括各地被捕的中共人员，是这次到重庆谈判时提出的，并写进刚刚签订的《双十协定》。你到新疆后，务必请设法将他们全部释放出来。考虑到新疆的情况很复杂，回内地路途遥远，请你一定派人护送他们回延安。你到迪化后，请先调查一下，有几个重要的人物如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还在不在？听说我们这批同志的处境很坏，生活很不好，也请关照一下，这里头有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你是认识的，到迪化后可和她联系了解一下情况。我们真诚地希望，也相信你定会为贯彻《双十协定》带个好头。”

邓颖超也插话道：“这批同志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务必请你多多帮忙关照。”

张治中认真听完周、邓的嘱托，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他思量真是精明过人，令人佩服！《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周就不失时机地提出这样重大的、尖锐的问题。周说的话句句在理，贯彻《双十协定》就是应该真正付诸行动，和平才有希望和保障。不过，一次释放这么多中共人员，还要护送他们安全回到延安，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

想到这里，张治中便对周、邓说道：“从贯彻《双十协定》有关条款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此去新疆释放这批中共人员是责无旁贷的。只是这么大的事情，还须蒋委员长点头才行。不过，我可以负责地向二位保证，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做，一定设法营救，全力促成此事。”

当天晚上，屈武到周公馆向辞行时，握着屈武的手，严肃而又诚恳地叮咛道：“你到新疆去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办。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关押了100多名中共党员，到现在还没有释放出来。今天下午，我已经向文白先生提出，到新疆后，请他务必贯彻《双十协定》中关于释放政治犯的条款，把这些中共党员释放出来，并安全送到延安，张先生已经表示同意，尽力设法营救。不过，他这次到新疆和平谈判，解决三区问题，工作一定很忙，很容易把这件事淡忘了。再者，这件事情实行起来肯定会有一定难度，你必须随时提醒他，并切实帮助他解决好这一重大问题。”屈武毫不犹豫地答应道：“一定不负党的重托！”

初步履约

正如的预料，张治中到迪化后，一直忙于和平谈判，难以分身营救中共人员。见此情景，屈武非常着急，一再向张提醒。张治中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要屈武一面参加和谈，一面协助他做好中共人员的释放工作。

屈武首先通过新疆警务处索调档案。档案十分简单、粗糙和凌乱，主要有《在押政治犯花名册》《犯人登记表》《审讯笔录》和《情况反映》等几份材料。屈武在一份反映这批政治犯“认罪态度”的汇报材料中，发现有这样一段文字，说他们“素性刁顽，平日在狱中分开小组会议，学唱《国际歌》，并要求发还马列书籍，无理滋事，已非一次”；“劝其投诚，然结果均执迷不悟”。屈武从这段文字中看出这批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和顽强的斗争精神，肃然起敬。

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屈武来到迪化第四监狱。他是代表张治中前来探望杨之华（当时化名杜宁）和她的女儿瞿独伊（当时化名杜伊）的。结果狱方只让屈武见了杜伊，杜宁暂时不让会见。

当监狱长领来一位20来岁的姑娘、告诉屈武这就是杜伊时，只见她穿着一身破旧的棉衣，浑身上下冻得直发抖。她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眼前这位身着少将军服的陌生人。会客室有火炉，屈武对她说：“姑娘，你先坐下来烤烤火，暖和暖和身子。”杜伊这才慢慢坐了下来，因为不明底细，一言不发。

屈武和颜悦色地对杜伊说：“我叫屈武，是张治中将军的知己朋友。我今天是代表张治中将军来看望你妈妈和你的。张将军和你妈妈是在上海大学时的同学朋友，你爸爸还是他的老师呢，这样说来我也就是你们的朋友嘛！”

听到妈妈，杜伊异常高兴：“你见到我妈妈了吗？她好吗？”

屈武摇了摇头：“没有，他们暂时不让见。”

杜伊失望了，眼里含着泪花说道：“真是太残酷了！我日夜思念妈妈，他们就是不让我们见面。”

屈武对杜伊进行一番安慰后，又询问了狱中的生活、卫生等方面的情况。临别的时候，屈武深情地对杜伊说：“我相信很快你们母女就会见面的，并且要不了多长时间，你们都会获得自由的，请耐心等待吧！”

回到新大楼（原盛世才住所，后为西北行辕驻迪化办公厅所在地），屈武向张治中汇报了这次探监的过程。

张治中听后十分着急，马上把警务处长胡国振叫来，当面训斥道：“我是蒋委员长派来的，我派经文（屈武字经文）先生代表我前去会见老同学杜宁，想不到你竟敢阻拦，是何居心？你想干什么？”胡国振被训斥得面红耳赤，连声道歉，并当面做出保证：屈武今后可以随便会见被关押中共人员之中的任何人。

第二天，屈武又去第四监狱，很快就见到了杨之华，并说明了来意和昨天会见杜伊的经过。杨之华深表感谢。

屈武道：“看起来，你的气色不好，说话有气无力，身体太虚弱了！”杨之华道：“我和女儿杜伊，马明方、张子意、乔国桢等同志，都是1941年由苏联回国，到达迪化。当时因胡宗南用重兵封锁陕甘宁边区，我们一时难以返回延安。后经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同志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让我们暂时留在新疆，协助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开展工作。我和杜伊是去年10月入狱的。你看，才一年多时间，我被摧残、折磨成什么样子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3位同志已于1943年9月27日被盛世才秘密杀害了。”

屈武见杨之华说话时不停地咳嗽，手按着胸部，便道：“怎么，胸部不舒服吗？”

杨之华道：“今年夏天得了肺结核，一直没有好。监狱里条件实在太坏，牢里阴暗潮湿，不见阳光，霉味冲鼻。吃的坏米坏面，难以下咽。有病得不到治疗，只有等死。今年7月，乔国桢同志就是因为得了肺结核不能得到应有的治疗，才死在这所监狱里的。在新疆关押的中共人员中，除出现了3条臭鱼——徐梦秋、潘同、刘希平3个叛徒外，其他个个都是党的优秀儿女，是烈火炼出来的真金。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100多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我们的口号是：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我们在狱中的同志，都有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顽强斗争，宁死不屈。但是，他们不让我同杜伊见面，连起码的人道主义也不讲，这一点我真受不了。你知道，秋白同志10年前在福建长汀就义，只剩下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啊！”

屈武说：“你们有些什么具体要求请提出来，我可转告张文白先生，协助他尽快予以解决。”

杨之华道：“首先要求改善伙食和卫生医疗条件。狱中100多名中共人员体质普遍很差，老弱病残者居多，许多人病体难支。第二，要求合并男女监，允许夫妻和子女住在一起，自由活动。第三，要求增加取暖设备，现在不少人手脚都冻烂了……”屈武把杨的要求逐一记在了笔记本上。

临分别时，屈武交给杨之华一笔钱，说：“这是文白先生让我转交给你们母女的，他说你们正在受难，这是他的一点儿心意。”杨接过钱说道：“张先生太念旧了，这样关怀我们母女，真是太感激他了！”

当天下午，屈武从第四监狱出来，又到南梁第二监狱视察，对那里的生话待遇和环境卫生进行了调查了解。

第二天上午，屈武把视察的情况向张治中作了详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设想和解决办法。张治中大都表示赞同，并马上下令，要求狱方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提高伙食标准，把坏米坏面换成好米好面；

二是改善医疗卫生，保障“犯人”健康，凡延误治疗造成人命事故者，一律军法从事；

三是合并男女监牢，允许亲人团聚，允许在狱内自由活动；

四是取缔地铺，安装火炉，增加被褥、棉衣；

五是供给报纸，代购书刊，允许阅读书刊；

六是发给部分零用钱，以备个人使用。

12月下旬，屈武第三次到监狱视察。这一次，他是同张治中的英文秘书童世纲一起去的。令屈武高兴的是张治中的6条命令，基本上都得到了落实，监狱面貌大为改观。杨之华、瞿独伊母女团聚了；张文秋和她的3个女儿思奇（即刘松林）、少华（即邵华）、少林也住到一起了。在杨之华和独伊带领下，屈武和童世纲看望了马明方、高登榜、张子意、方志纯、吉合（陈潭秋的助手）、张文秋、王韵雪（陈潭秋夫人）、朱旦华（毛泽民夫人）、陈茵素（林基路夫人）、毛远新（毛泽民之子）及罗云章、谢良等人。因张治中的6条命令得以基本落实的缘故，此时狱中中共人员已处于半自由状态，可以三三两两交谈或搞一点儿娱乐活动，大家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有改观。

屈武这次又带了一笔钱和香烟、酒等慰问品，交给杨之华和瞿独伊。屈武说道：“这是文白先生赠给诸位的新年礼品，我代表文白先生祝大家新年快乐！”

杨之华笑道：“谢谢文白先生！谢谢屈先生！你上次带来的钱，我们全体女同志平分了。大家都在受苦，我们母女怎能单独享用呢？”

屈武又道：“新年一过，我和文白先生可能要回重庆去一段时间，顺便给诸位打个招呼。”

这时，杨之华让瞿独伊取来一卷手抄在劣质纸上的诗稿，递给屈武，其中有一首《囚徒歌》深深地吸引了他。该诗是林基路烈士牺牲前用香头写成的，由同室的难友陈谷音谱曲后在狱中广为传唱。

兑现承诺

中央赴新疆和谈代表团经过与三区代表历时两个半月的谈判，至1946年1月2日双方签订了《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达成了初步协议。因有急事，在双方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1月3日，张治中就与屈武同机飞离迪化，1月6日到达重庆。二人一到重庆，就把协议送给，蒋看后表示同意，并对张、屈表示了慰劳之意。

在屈武数次到监狱探望中共人员之际，张治中曾两次致电，请示释放中共人员事宜。蒋只给张回复了一封电报，且未作明确的答复，只是提出索要中共人员名单。张即将名单用电报告之，而蒋却没有下文。这次回重庆，张治中再一次向谈及释放中共人员一事时，蒋说：“这个问题正在考虑之中。”

急召张治中回重庆，是让他代表中央政府参加军事三人小组，商谈国共两党的军队整编问题。当时中共方面的代表是，美国方面以顾问名义参加的是马歇尔。

在重庆，张治中和屈武向汇报了新疆被关押的131名中共人员情况，屈武几次探监的经过及的态度。对二人表示感谢，并进一步强调指出：“要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这件事最好一鼓作气去做，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以免夜长梦多，又生枝节。”周曾与蒋共事多年，对其为人非常了解。他非常形象地说道：“蒋先生左手捏着个‘和’字，右手捏着个‘战’，字。当他现在展开‘和’字的时候，就应该防备他右手里的‘战’，字。他是可以随时出手的。战火一开，释放中共人员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1946年1月10日，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为了邀买人心，在开幕辞意向大会宣布了4项承诺：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政党有合法地位，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积极执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这恰好为我党开展营救活动提供了依据和方便。

对新疆迪化监狱中中共人员的安危深为担心，同时，他也对被关押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安危深以为虑。他在政协会议的发言中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4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只有对国家有好处，望政府当机立断。”

1946年3月，在国共两党的整军方案签订以后，新疆问题再度告急，张治中、屈武等人不得不于3月29日又一次离渝飞新，4月5日在迪化重开谈判。在飞迪化前，张治中已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办公机构设在兰州，辖甘、宁、青、新4省）主任并兼理新疆省主席。所以，张治中这次到新疆，不仅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又是负责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他们这次一到迪化，便加快了释放中共人员的准备工作。

4月中旬的一天，屈武第四次到监狱看望中共人员。这次探监，中共人员一致强烈要求尽快予以释放，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要他们催促张治中采取果断措施，甚至有人质问屈武：“请问屈武先生，从你第一次探监到现在5个月时间过去了，我们为何还得不到释放的确切消息？”

屈武回去后，立即向张治中作了汇报，再次敦促他快下决心。这时，张治中也深感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便与屈武商议，共同拟定了一封给的措词强硬的电报。首先报告了与三区代表和谈的进展情况，估计如不出现意外，5月底或6月初可达成全部协议。接着，电报要求尽快批准释放被关押中共人员。电报说：委座在1月份政治协商会议上宣布的4项诺言中就有释放政治犯一条，对此，三区方面甚为关注，反映强烈。若不释放，很难取信于民，会对和谈最终协议的签订造成直接影响，甚至很可能前功尽弃。到那时，连我本人也难于在此立脚，文白只好引咎辞职了！

这第三封电报果然奏效，不得不于5月10日复电表示同意。接到复电，张随即下令警务处处长胡国振，将中共人员全部统一集中到第二监狱，为释放做好必要的准备，并决定于5月下旬为中共人员举行欢送宴会。同时，派屈武再去监狱，通知中共人员派出6名代表参加宴会。张治中指名杨之华、瞿独伊母女必须参加，一定要同她们见见面，叙叙旧。

屈武怀着无比欢欣的心情到了南梁第二监狱，当屈武宣布这一喜讯时，整个监狱立刻沸腾起来了，多年盼望的自由终于来临了。中共人员的6名代表是：杨之华、瞿独伊、朱旦华、沈谷南、吉合、李云扬。在新大楼举行的欢送座谈会上，先是座谈，接着赴宴，气氛十分和谐。席间，张治中和屈武频频向中共人员代表祝酒，庆贺他们获得自由。座谈会上，代表们提出了5条要求：

一是登报公布释放消息；

二是公开揭露反动派屠杀、摧残和折磨中共人员的罪行；

三是出狱后进行短期休息，特别是有几位重病号释放后要求再住一段时间，加紧治疗，待身体稍许康复后再回延安；

四是选派可靠人员武装护送，确保路途安全；

五是护送班子要有随行医生，带上必备药品。

中共代表发言之后，屈武和张治中也都先后发表了非常诚恳的讲话，表示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但因当时形势错综复杂，怕走漏风声，又生枝节，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决定暂不声张，一切准备工作都只能悄悄进行。张治中最后说道：“我要提醒各位，新疆的形势很复杂，你们的处境还很危险。我们这里准备工作就绪，就送你们走，不能停留。人家是留客，我是逐客。我以三到延安保证，一定要把你们安全送回延安！”张治中的一番肺腑之言，使代表们深受感动。他们心里踏实了，疑虑消除了，一再对张治中和屈武表示真诚的感谢。

礼送回家

欢送宴会之后，释放中共人员的准备工作进入到最后的完善阶段。狱中中共党组织教育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同时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在分配车辆时，每辆车指定一名负责人，妇幼、老弱、病残人员与青壮年搭配以便关照。党组织指定由高登榜、吉合二人负责总的联络和生活事宜。

6月5日，新疆省政府发出遵照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释放政治犯训令给各地区、县的电令。6月6日，这是“伊宁事变”迪化和谈第二阶段达成协议、双方正式签字的日子，《新疆日报》公开发表了释放在押中共人员的消息。6月9日，张治中、屈武召见护送班子负责人、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少将交通处处长刘亚哲和张治中的卫士连长唐建贵，指示沿途注意事项。张治别叮咛：“你们所担负的是一项重大的特殊的政治任务，你们要尽力完成，一定要照顾好中共人员的生活，沿途饮食、住宿、医疗和行程，均要妥善安排。新疆境内情况复杂，治安状况不好，你要特别注意安全，千万不能出事，沿途提高警惕，必要时可与当地驻军取得联系。每到一地，都要给我打电报或电话汇报情况。遇到困难，随时向我报告。”

刘亚哲深知此次出行非同一般，表示不辱使命，坚决完成任务。与此同时，张治中又先后分别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去电，反复叮咛沿途要妥善招待。出发之前，张治中将释放中共人员的安排部署、出发日期还特意电告了，以便接洽关照。

1946年6月10日拂晓，迪化市南梁第二监狱大门外，131名被囚禁了数年的中共人员正在待命出发。屈武代表张治地前来为中共人员送行。这时，刘亚哲、唐建贵走了过来，屈武问道：“刘处长、唐连长，护送班子到齐了吗？”刘亚哲、唐建贵说：“到齐了，一切准备就绪！”屈武满意地点了点头，又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杨之华、马明方、高登榜、吉合，说道：“我先讲几句话，下来由刘处长把路上的注意事项说说，5点半出发怎么样？”大家表示同意。

屈武致了简短的欢送词：“几年来，各位辛苦了！从现在起，你们自由了，我代表张文白先生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在这里我要向各位作个特别说明，这次各位能得以释放，第一要感谢先生，他在重庆谈判时，就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并且坚持把这一条写入《双十协定》；第二要感谢先生，在重庆时他反复给张文白先生和我交代，要我们设法尽快释放被囚禁的中共人员；第三要感谢张文白先生，他真心拥护国共合作，为释放各位，他先后3次给蒋委员长打电报请示，颇费周折，出了大力。至于我个人，只不过是受先生之托，受张文白先生之命，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不足称道。最后，衷心祝愿各位一路平安！身体健康！祝愿我们友谊长存，后会有期！”屈武讲罢，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

接着，刘亚哲说：“从今天起，你们各位的生活归我和唐建贵连长负责了。马上出发，一共10部大汽车，前面8部供你们乘坐，后面两部供护送班子乘坐。”

刘亚哲说罢，中共人员和护送人员一齐动手，大家很有秩序地装好行李，上了车。汽车开动了，大家挥手告别，互道：“再见！”

这批中共人员长途跋涉3000多公里，几经艰难，千辛万苦，在西安虽遭到胡宗南的刁难，但最终还是由张治中想方设法，才又化险为夷得以放行。他们冒着盛夏酷暑，前后历时32天，于1946年7月11日，129人最终安全抵达延安（途中小女孩胡岳燕和航空人员谢奇光2人病故）。

被释中共人员胜利返回延安后，、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到他们的驻地看望和慰问大家。同时，又致电张治中表示诚挚谢意。7月16日下午5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特设宴招待由新疆归来的马明方、杨之华等129位同志。主席、总司令亲临祝贺。席间，全体同志纷纷起立举杯敬祝、朱总司令身体健康；毛、朱亦举杯祝出狱同志胜利归来。宴毕，即举行欢迎晚会，先由朱总司令致欢迎词，略谓：129位同志在与反动派不屈不挠的斗争中，经过了严峻的考验，更加坚定了共产党人的意志。现在胜利回延安，希望大家好好保养身体，继续为党工作。热烈掌声中，张子意代表全体出狱同志致答谢词。他首先向、党中央及延安全体同志致敬。他谈述他们“如孩子久离家乡而今回到慈母怀抱”的那种兴奋感情后说：“我们在监狱，足以告慰于大家的是：当我们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即始终坚持着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我们始终站稳着共产党人的立场，不为敌人威胁引诱所动摇。4年来，我们在极艰难的环境中，从未间断在政治、思想上的学习，把监狱变为了我们的学校！”大家一阵鼓掌欢呼后，张子意继续道：“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们的斗争呢？是的名字引导着我们前进，党中央领导下人民军队不断的胜利，鼓舞我们在牢中与法西斯分子、特务做坚决的斗争，在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要求下，我们终于争取无罪释放胜利回到延安。”他衷心感谢党中央对于他们的关心与爱护，代表全体出狱同志，以他们虎口余生之躯向党宣誓：“我们要永远为新民主主义事业及社会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次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专题文章，详细报道了欢迎晚会的情况，消息令人振奋，非常鼓舞人心，同时也使人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

从新疆回到延安的129名中共人员，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信任。狱中的斗争事实证明，他们都是经过严峻考验的坚贞不屈的党的优秀儿女，为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批经过炼狱考验的人员，稍作休整后，随即奔赴各个战场，同反动派展开殊死搏斗，为反动统治、迎接共和国诞生而浴血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