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生态伦理心思想产生条件初探

摘要：文章重点探讨了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条件。作者认为，生存环境与传统生产方式对其形成起决定作用：原始对其形成起至关重要作用；多元文化对其形成起重要影响作用。

关键词：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产生条件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5－0050－04

历史研究证明，任何理论和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等各种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也不例外。这其中，生存环境与传统生产方式对其形成起决定作用：原始对其形成起至关重要作用；多元文化对其形成起重要影响作用。

一、生存环境与传统生产方式对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起决定作用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存在与发展，任何一个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及伦理文化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居住的地域条件、气候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地理环境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影响是真实而多侧面的、持久而深入的。”“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人类的任何一种文明的产生都要受其所属环境的深刻制约和影响，文明起源的秘密是对比较严峻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所作出的勇敢应战，即不同地区人类文明的起源，是该地区的先民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部，处于北半球中纬度，亚欧大陆中部，所处的地理环境是高山环绕，山脉之外还有山脉，深居内陆，远离海洋，环境封闭。新疆的地理环境可以形象地描述为“三大山系包两大盆地”，即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环抱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位于天山山系与昆仑山山系之间，呈菱形，面积40多万平方公里。盆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周围山地形成的河流，都被封闭于盆地内部，不能流到海洋，河流的最终归宿是罗布泊洼地，使塔里木盆地成为全封闭的内陆盆地。准噶尔盆地位于天山、阿尔泰山之间，呈不等边三角形，东西长850公里，南北宽380公里，面积18万多平方公里。盆地东高西低，平均海拔550米。盆地北部的额尔齐斯河流人北冰洋，成为新疆唯一的外流水系。盆地内的其它河流均属内陆水系，河流归宿于盆地洼地部位。准噶尔盆地是一个半封闭的内陆盆地。天山山脉横贯新疆的中部，“北连沙漠，有龙行回顾之奇，南抱浑河，具乌翼翁张之势”，标志性地将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两大区域。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叫南疆。南疆的塔里木盆地有世界第二大沙漠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山地中有连绵的冰峰、雪岭、森林、草原，盆地里有大大小小的沙漠、戈壁、绿洲、河流。，这里或是风沙狂暴，或是烈日炎炎，终年气候干燥，冷暖多变。晋代僧人法显在《佛国记》中，曾记叙过他所经西域诸地的气候与环境恶劣情况：“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飞沙砾石”。《史记》《汉书》中对罗布泊地区盐碱化的记载，也反映出当时生态环境的脆弱。维吾尔族在新疆高度集中聚居于南疆地区，南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7％以上，塔里木盆地西部尤为集中。南疆东部的哈密、吐鲁番、托克逊等地的维吾尔族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53％左右，而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0％。

地理环境只是一个民族禀赋发展的客观因素，决定禀赋发展的因素是社会的生产方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越低下，生产方式越简单，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性就越大，受地理环境制约也就越大，也就越要让自己的文化适合于周围的生态环境，让其融为一体。

远古至漠北回鹘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方式简单，在严酷的自然面前，维吾尔先民们的力量显得十分弱小，要生存繁衍就得凭藉大自然的给予。对他们而言，大自然的恩赐也许比什么都重要，这自然而然形成了他们对生存环境的依附性，不仅是物质上的依附，也是精神上的依附。“大自然必须忍受痛苦以使人类生存，而人类也须自律才能使大自然存在下去。”这种依赖于自然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使他们更懂得珍惜自然资源的重要意义。他们从来不贪婪地向大自然索取太多资源，对自然界从来不会毫无节制地攫取，而总是出于一种敬意来感谢大自然。正是在长期的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维吾尔先民逐渐生成了适应环境、求得生存和发展的行为规则，这正是生态伦理的最初萌芽。

二、原始对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起至关重要作用

恩格斯说：“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在“宗教领域里，发生了对自然力的崇拜及人格化的神灵和伟大主宰的模糊观念。”

如前所述，为维持人与自然在原始状态的平衡关系，维吾尔先民十分注意在向自然界索取的同时，对自然界加以守护。维吾尔族先民对自然环境的守护方式是通过原始信仰和祭祀活动来实现的。维吾尔先民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萨满教信仰都反映了这一点。

天空高远不可及，其上运行着日月、星辰，时而带来温暖与光明，时而带来黑暗与寒冷，这使维吾尔先民们感到神秘、敬畏，因此，先民们把苍天当作最神秘力量的所在，赋予其“腾格里”神力，称苍天为“腾格里”，认为此神保佑人类、赋予人间光明与幸福。由于高山之巅与苍穹很接近，维吾尔先民在崇敬苍天腾格里的同时，也敬仰高山：又由于山林中隐栖着奇异的动物，为远古狩猎提供了丰厚的猎物，也使人们坚信是这些高山的主宰――山腾格里神灵给予的恩赐。加之在干旱地区高大险峻的山脉又是河流的发源地，因此，高山必然也会成为维吾尔先民和其他突厥民族的崇拜对象。先民们把与自己的生死存亡有密切关系的高山称作“圣山”，将这些圣山的高山峻岭视为神灵居所或通天之途，将这些圣山当作能为人类消灾避难的保护神而虔诚膜拜。水是生命之源，是人与动植物生存繁衍的先决条件。自古以来人们都是择水而居的。对于居住在西部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维吾尔族来说，由于水资源十分稀缺，容易流失，因而对水格外珍惜，并把水作为崇拜的对象。

总之，人在游牧文化中是渺小的、无力的、被动的。各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力量，迫使过着居无定所游牧部落生活的维吾尔先民无奈地面对沧桑，被动地承受每一次自然力量强加于头上的重大打击。他们天真地认为可以通过求助超自然力量实现自身的愿望。表达自身对自然养育之恩的感激。因此，敬畏自然，敬畏支配自然的神灵，成为维吾尔人牢不可破的精神意念。自然崇拜的对象是被人神灵化的自然物。自然物的神话以及对这些自然物的崇拜其核心是“敬畏天物”的宗教观。自然主义的，自然神的崇拜，必然蕴涵着对天物的敬畏；而对天物的敬畏，则必然导致对某些天物的非触犯或非干扰。

一个民族的图腾崇拜不是盲目的，而是世代生息积累的，是他们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反映和选择。从思想层面上考察，在对自然物的恐惧与崇敬的复杂心态下隐喻着对大自然的关爱，隐含着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思想。正如弗洛伊德所讲：“个人和图腾之间的关联是一种自然利益的结合，图腾保护人们，而人们则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示对它的崇敬。如果它是一种动物，那么，就禁止杀害它；如果它是一种植物，那么，就禁止砍伐或收集它。”维吾尔先民从对生命的直观把握出发，或出于对自然的敬畏，或出于对自然的崇拜，或出于原始的形象思维，在理念上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如苍狼、鹘鹰、山羊、雄狮、公驼和绿树等建立起一种血缘联系，并把这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固定化为本部族的图腾，其中以苍狼和绿树图腾影响最大。狼是猎人和牧民的最大敌人。狼的凶狠、残暴、勇敢、善跑等特点使维吾尔先民感到惊惶不安，狼所具有的力量使维吾尔先民感到惊讶、钦佩。他们天真地想象自己的祖先是勇敢、无畏的狼，并希望自己也具有和狼一样特殊的本领。这就产生了许多关于把狼视为图腾的神话传说。人和动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灭亡。但是，有些植物可能经过几百年、几千年的生长后才会干枯。有些树干不但不干枯，反而发芽，始终保持着绿色。有一些植物有非常强的繁殖能力。还有些植物是人们生活资料的来源。这些植物，不是在什么时候都能满足人们的愿望。果树有几年可结果，有几年就无收成，有时还遇到其他自然灾害，对这类情况人们视作是树神的神通。维吾尔先民也视植物为“神圣”，对树木尤为崇拜。而在构筑了部族的图腾之后，这一固定的图腾代表物就获得了某种特殊的保护权，较好地被保护下来。

维吾尔先民曾在历史上广泛地信仰萨满教。在萨满教中，生命并未有类的区别，更不存在高低上下之别，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而值得尊敬的。维吾尔先民生活的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条条山脉构成了这一地区的框架，崇山峻岭延伸或包绕、挟持成高原和盆地。由于成千上万年来的风沙作用、劲风的搬运和沙尘的沉积，大片大片的沙漠和砾漠占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贫脊、荒芜的土地一望无际，只有在汇聚雪峰融水和山泉水而成的河流两岸的冲积平原和沿海的狭窄平原上能见到绿色和生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其他物种生命的存在对人类来说就意味着生的希望，而在绝境中的互相依存才是自然之道。因此，维吾尔先民在崇尚自然的同时，更敬畏生命。

综上所述，维吾尔先民的道德观念最初不是在人与社会关系中形成的，而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形成的。由于它与原始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极大地强化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原始道德心理和情感，并从中衍生出对自然界的敬畏、守护、祭祀、崇拜等原始伦理意识，有效地维护了人与自然关系在一种原始状态下的平衡。

三、多元文化对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起重要影响作用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是民族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它制约和影响着民族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三面高山环绕，北有阿尔泰山，南有昆仑山，天山横亘中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夹在三山之间中，沙漠、戈壁占大部分，沙漠、戈壁之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绿洲。这些绿洲或以湖泊为中心，或以河流为依托，适宜人类居住、生存。各绿洲之间，均被戈壁、沙漠相隔，于是所有的绿洲都成为或大或小的“孤岛”。河水的改道和摆动，又使这些“孤岛”不停地在沙漠里迁徙、漂移……据考古资料显示，新疆的基本地貌轮廓早在1200万年前已形成。山川阻隔，分散、孤立的居住环境客观上不利于人们的交往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而文化的发展需要交流，这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不断吸收、借鉴异质文化的文化才能够获得持续发展。文化封闭只能导致停滞、僵化与落后。对此，日本著名学者羽田亨曾精辟地指出：“凡是某一民族的文化发展与衰退，在多数场合下要视其与其它民族有无接触，这已成为一般的原则。”不过，从历史上看，这种不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并未使新疆陷于孤立，这应归功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丝绸之路”这条连结亚欧大陆的通道，打破了新疆地域上的封闭性，为各种文化在新疆的交融汇集架起了桥梁。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如前所述，新疆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等四大文化体系分别出现在欧亚大陆的四隅。中国文化出现在东隅；印度文化出在南隅：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出现在西南隅：希腊罗马文化出现在西隅；欧亚大陆是个多高山、荒漠和寒冷森林的地方，能够相互沟通的3条丝绸之路都经过新疆：第一条沿着天山北麓；第二条沿着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麓；第三条沿昆仑山北麓。丝绸之路是四大文化体系交往的主要通道，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大动脉。通过“丝绸之路”这条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不仅中原文化、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在新疆地区荟萃，而且米自印度的佛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和罗马的基督教也在此交汇碰撞。当然，外来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于这块土地上，而是在对这块土地上原有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的适应基础上，经过其自身的调整、取舍才扎下根。

发祥于鄂尔浑河与叶尼塞河之间宽阔草原地带的维吾尔人，在尚处于游牧状态的漫长时期里，以贝加尔湖为依托，在蒙古大草原土逐水草而流徙不断。欧亚草原的中心位置，丝绸之路的要冲地段使维吾尔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文明：祥和的中原文化；浪漫的波斯文化；神秘的印度文化；以及严谨的希腊文化。维吾尔人在其民族发展的过程中，以极为轻灵开放的处世态度，在各种文明之中穿针走线，在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得以吸收世界各种古老文明的精华，从而创造出色彩斑斓、风格特异、引起世界瞩目的维吾尔文化。而且由于生存地域的同一性，维吾尔传统文化又受到与其共同杂居的同一语系的乌孜别克、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土库曼和阿塞拜疆等民族文化的影响，甚至受到不同语系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汉、回、蒙古、塔吉克、锡伯、达斡尔、俄罗斯等民族文化的影响。正如羽田亨先生所说，维吾尔文化具有“合成之特征”。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正是得益于上述多元文化的重要影响。

总之，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是维吾尔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的产生有效地规范约束了维吾尔族各个历史时期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促成了其所在地区的生态平衡，使维吾尔族得以在祖国西北新疆地区这一对人类来说是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创造出人与绿洲藕合关系的绿洲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