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肉包子店”说开去

《水浒传》成书于明代,小说叙事的时代背景是宋代,社会文明都已相当发达,但小说中却时见恐怖的吃人情节,仅“人肉包子店”就出现了至少四家。最著名的是我们熟知的十字坡那一家“旗舰店”:武松大闹十字坡,结果化干戈为玉帛,张青便引武松到“厨房重地”人肉作坊里看,“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见那两个公人,一颠一倒,挺着在剥人凳上。”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然而奇特的是张青的自白:“实是只等客商过住,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里卖。如此度日。”(第27回)以卖人肉谋生,竟也如此振振有辞,理直气壮。更奇的是武松这样的“好汉”,态度竟也完全转变,对这等“营销手段”予以认可,还与张青夫妇结拜为兄弟,就差没有入股合伙经营了。

这样的人肉酒店绝非十字坡一家。戴宗上梁山报信时,赶了几天几夜,不慎也误入一家“分店”,情况万分危急:“火家正把戴宗扛起来,背入杀人作房里去开剥。”若不是有“好汉”相救,差一点就成为“人肉食品”的原料(第39回)。

林冲雪夜上梁山,在山南酒店见到朱贵,朱贵对自己的“业务”作了一番解释:“山寨里教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耙子,肥肉煎油点灯。”(第11回)这里朱贵没有任何不安的心理,相反,倒有些“尽职尽责”的意思。

还有一家“分店”在揭阳岭,是催命判官李立的酒店,这回差一点被剥的是未来的梁山好汉之首宋江:“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崖边人肉作房里,放在剥人凳上。又来把这两个公人也拖了入去。”(第36回)

几家酒店都做这样“买卖”,“店主”也并非全是占山的“强人”草寇,说明当时此类野蛮行径绝非罕见,而是颇有“市场”。

如果说酒店为谋生而卖人肉,客人不自觉地吃,有些不得已,那么主动地吃、有意地吃人肉就纯是原始野蛮行径了。宋江在清风山,差一点被矮脚虎王英剥出心肝做了“醒酒酸辣汤”:“原来但凡人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第32回)吃得如此有“门道”,可见吃人已是家常便饭。而宋江也以同样的方式吃别人:“宋江把黄文炳剥了湿衣服,绑在柳树上……便问道:‘哪个兄弟替我下手?’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好汉做醒酒汤。”(第41回)下手的虽是李逵,主使却是宋江。而李逵的野蛮残忍在梁山上可排“第一把交椅”:第43回杀了李鬼后:“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回,看着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前面,却不会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吃得饱了……”如此行为,放在原始社会当属正常,而在文明已经相当进步的宋代社会,这样原始野蛮的食人行为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水浒传》食人情节是古代社会历史某些侧面的深刻反映。中国古代文明的生长,伴随着无数血腥的历史惨剧,食人行为看似匪夷所思,其实在古代社会屡见不鲜。这在史志文献、野史笔记中有很多记载和反映。从《左传・宣公十五年》的“易子而食”,到唐代白居易《轻肥》诗所写“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天灾人祸、贫穷饥饿、战乱杀戮带来的人性泯灭行为始终未曾断绝。在极度贫穷,为生存而挣扎的社会和时代,人性规范的维系力量是脆弱的。人性链条在饥饿与死亡重压之下断裂,就发生了食人行为。

食人行为展示的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愚昧和野蛮。《水浒传》中的食人情节并非不可写。但是,观其叙事,《水浒传》作者对于这些残酷、野蛮的食人行为,不仅少有谴责,而且颇多欣赏。首先,食人行为大都出于梁山好汉所为,联系小说中种种血腥场面的描写,我们会感到,在作者笔下,食人行为是表现其人物“英雄豪杰”、与常人气概不同的一种手法,是英雄形象的组成部分。譬如《水浒传》总是把这样的骇世行为给予正面人物,而描写“反面人物”杀人害人时,都没有“如此手段了得”。面对足以使人心惊肉跳的杀人作坊、剜食心肝以及炙食活人,梁山好汉泰然自若,毫无作恶的罪感。相比之下,“反面人物”似乎更能表现出人性的一面:潘金莲害武大时,“那妇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来。……那妇人揭起被来,见了武大咬牙切齿,七窍流血,怕将起来,只得跳下床来,敲那壁子。”(第25回)既是作恶,便有作恶的罪感,虽然短暂,但这种慌忙和害怕却正是人性的表现。但作者主观上并非要表现“反面人物”人性的一面,而是以此表现常人的胆怯、平庸,从而反衬梁山好汉杀人、食人时“眼皮都不眨一下”的不同凡响、敢作敢为,凸现其超越世俗的“高大形象”。越是血腥、残忍,则越是英雄、越是好汉――这是《水浒传》英雄叙事的重要逻辑之一。

《水浒传》在描写梁山好汉食人情节时,都为之设立了“正当理由”:一是为了谋生,如张青夫妇“以此度日”;二是为了梁山事业的壮大,如朱贵酒店;三是为复仇,如宋江割炙黄文炳。同样是杀人越货、买卖人肉的勾当,恶徒做和好汉做,评价会如此不同,其中的差别,恐怕是在于有没有“忠义”作招牌。张青夫妇的行当令人厌恶,但他们很重江湖义气,一俊遮百丑,这是武松愿意和他们结交的原因,也是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宽恕了他俩的恶行的原因。但细加推究,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的。仅仅为实现自己生存或复仇的需求,就惨无人道地食人,以剥夺他人的生命为手段,来追求自己的“自由和需要”,这种追求就失去了人性的必要规范。对这种人性失范,作者表现出的倾向性并没有超越梁山好汉“草莽强人”对于人性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水浒传》人性观念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