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若干思考

摘要：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一极，中国企业正快速发展成长的今天，我们却一直对中国企业的起源没有很好的解释。而现有理论没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企业的起源问题在于两点：一是没能从历史视角来考察这一历史过程问题；二是没有把中国特殊情境嵌入中国企业的形成分析中。基于此，本文阐释了什么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提出了该问题可能的研究思路，并提出了研究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意义：即把企业的产生看作是制度的形成，把制度看作博弈均衡，利用博弈论制度分析研究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中国企业起源问题。

关键词：中国企业；企业起源；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1-0066-06

当代企业似乎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经济体，小企业、大企业、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企业形式层出不穷，而合伙制、有限责任、股份制、公司制等企业制度也是不断生成或被设计。但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起源问题，我们过去却较少思考或鲜有有说服力的答案。

在这里，我们仅提出关于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思考和主观推断，而暂不做严格的论证，为的是拓展研究边界，引出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什么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情境是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这里的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主要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

其次，我们要重点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人们普遍认为，企业可以有一般企业和现代企业两种理解。所谓一般企业，是指包括手工业企业和使用机器及机器体系的现代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基本特征的，即从事着产品生产和服务活动的，独立的经营单位。所谓现代企业，是一般企业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本特征。要追溯企业的起源，我们应该将企业理解为一般企业。那么对于中国一般企业的起源研究，则理所当然地要以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0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

最后，关于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而历史的研究自然是以时间为脉络的，因此我们应对这一问题的时间跨度做一界定。上文提到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对象，而要知道，这些组织形式也可以看做是手工业和商人群体在不同阶段发展的映照。那么，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是否要以家庭生产和商人的出现，甚至是以分工、交换等古老的人类活动的形式作为时间上的研究起点呢?我们认为意义不大。因为，最初的交换活动发生在人类原始共同体(氏族)之间，最初的交换形式为礼品互换，礼品互换一开始是以男女之间互赠礼物的形式出现的，相伴随的是对偶婚配制度的日趋固定化，从而逐渐转变为个体婚配制度形式。氏族组织内部的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生产方式由采集和渔猎向畜牧业乃至定居农业的发展(亦即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初步的社会分工)，对偶婚配向个体婚配的演化，以及礼品互换向商品交换的转变，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氏族组织向家庭组织的历史演进，进而以家庭组织为前提条件的家庭生产、个体商人逐渐出现。可见，这一历史进程大致来说是全人类发展的普遍轨迹(只是在具体演进时间上有所不同)，进一步地讲，在尚未出现国家的概念，更没有形成政治制度、成熟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原始社会阶段，并不存在讨论中国社会和历史情境下企业起源问题的预设条件，因此我们选以西周时期作为时间上的研究起点。那么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以什么时期为终点呢?我们以1840年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为终。鸦片战争的爆发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改变，而在晚清政府开始“师夷长技以自强”，移植西方企业制度(如股份制)的环境下，原有的中国本土的企业萌芽也得以根本性的转变，已显现现代企业特征的中国近代企业至此产生。那为什么我们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以鸦片战争为终，而舍弃对之后产生的中国近代企业的研究呢?我们认为，西周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企业的起源应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有着一定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古代长期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企业的形成则可以说是一种“激进式”的变迁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已有企业制度为依托的。也就是说，对中国近代企业的研究与发生在中国古代的企业萌芽形成和演变过程，并不具有理论分析上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中国近代企业与中国古代企业萌芽有着显著的区别，

“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生产力表现为手工劳动(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换言之是以自然力为基础的，在此生产水平上的手工业，一般采取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生产过程中的协作不是很高，生产成本比较高，而近代生产力则表现为机器生产力即自然资源(煤、天然气和蒸汽等)转化的机械力，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企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另外，二者之间的主体地位也不同。中国历史上的手工业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时官府手工业是历代王朝的附属物，民间手工业则是次生物，它们不可能取得法人地位，全凭官府的需求和政府的‘照准’经营；近代企业则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注册公司，对企业经营负有限责任。”

至此，我们便可以总结什么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了，即对西周至鸦片战争期间，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条件下，商人和手工业者如何艰难发展和兴起，他们所主导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等企业萌芽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

二、已有的相关理论能否适用于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

在人们的印象中，关于中国企业起源的问题似乎已得到了很好地解释。这一判断主要源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对企业起源问题的论述，以及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学派所开创的企业理论。那么是否他们的理论确能适用于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解释呢?

亚当・斯密是最早涉及企业起源问题的，他强调了分工的重要性，认为分工所创造的生产力是手工工场(企业的早期形态)存在的原因。而马克思则继承并深化了斯密的分工思想，认为分工与协作是企业的本质，强调了企业的生产属性。并以唯物史观的高度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出发，认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就产生了企业。

不可否认，在我们今天看来，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思想对解释特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是如何产生的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但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他们的观点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马克思关于企业是如何产生的解释，并不能完全套用在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研究。首先，马克思所阐述的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我们所说的中国企业萌芽的形成和演变的时代背景，分别是议会民主与皇权专制、工业革命与奇技淫巧、海外贸易与闭关锁国、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新教伦理与儒家思想，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到思想文化与道德宗教都有着诸多的不同，这使我们自然

就不能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不加思考就作为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和演变问题的解答。马克思本人也认为其关于企业起源的理论不是普适性的。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就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作为一种历史通则。

其次，斯密和马克思都是以当时的手52_32场作为其研究的案例。这一案例对象的选择大大限制了他们理论的适用范围。手工工场是一典型的生产性企业，这也使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自然忽视了对企业流通职能的关注，商业性企业的产生也就很难用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进行解释。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手工工场认为是企业的初级形态，从而将手工工场看作了企业产生的起点。但是与欧洲的情况不同，中国在手工工场之前还长时期存在着家庭作坊等更为简单、初级的企业形态。这类初级的企业形态的分工和协作水平自然也非常简单，所以当时的作坊主们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摆脱“农本工商末”等意识形态和抑商政策的制约，而不是考虑如何更好地分工协作。马克思关于企业起源问题的论述在这里也就显得不那么有解释力了。

另外，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学派或称现代企业理论学派以交易费用为主线，认为“企业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一个契约替代另一个契约”、强调企业的交易属性。但他们只是解释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逻辑问题，而没有清晰地描述出企业是如何形成的历史过程，其理论的核心――交易费用至今仍被众多学者指为概念不清、定义模糊、定量困难。从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上说，交易费用理论并未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一成本分析框架，仍是以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进行讨论的。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是从总体全局(整个社会)的角度，考虑了企业内部分工与市场分工的费用问题，却并未指明是何种人做了怎样的替代选择。按照笔者的理解，这种替代应是最初的没有组织的单个自然人的生产对组织成一个企业后的生产的替代。科斯直接的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忽略了企业之间的雇佣关系、忽略了企业家和工人的选择。其实，从最初单个的生产者到后来企业的组成，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互惠”过程，无论工人或企业家的收益都是有所增加的。也许从个人收益的角度，而不是从整个社会交易费用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存在性问题，会更有效一些。从这点上来看，交易费用理论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观点如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倒是从个人收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到“企业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因为单个的私产所有者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而进行合作生产”。

科斯在利用交易对企业的存在性进行论述之时，只注意到了企业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却没有注意到企业在专业化和分工协作上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对于单个自然人生产的规模优势。而这也似乎是科斯在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只把企业看做是生产函数后，有些“矫枉过正”忽视企业的生产职能的结果。

由此可见，已有的相关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这些研究要么是注重逻辑演绎的理论分析却缺少对历史过程的关注；要么是极具历史感却并不能作为通则，而难于在中国情境下得以适用。进一步地说，现有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的在于两点：一是没能从历史视角考察这一本来就属于历时性的过程问题；二是没有把中国特殊情境嵌入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过程的分析。

三、可行的研究思路

正是看到以往的经典理论依然不能很好地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企业起源问题进行解释。我们提出以博弈论框架下的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起源问题。而若要以此方法来开展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则必须做以下的说明和界定。

1　把企业的产生看作是制度的形成

把企业的产生看作是制度的形成，就是说组织也可以被认为是制度。对于这一说法，学者们有争论。赞成的有康芒斯、舒尔茨、拉坦等人。康芒斯说：“制度……这种运行中的机构(组织)，有业务规则使得它们运转不停；这种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直到国家本身，我们称为制度。”可见，在他看来具有业务规则的组织都可以称为制度。舒尔茨在谈到制度的类型时，也是把合作社、公司、飞机场、学校和农业实验站等组织看作是制度。拉坦也是明确认为，制度概念包括组织的含义。

而持否定观点的则有诺斯、柯武刚和布罗姆利等人。诺斯明确地将组织排除在制度的概念之外。他指出，要将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组织是在基础规则即制度约束下，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创立的个人团体。制度类似于运动员的比赛规则，而组织则是运动员在该规则下为赢得比赛胜利，把其策略和技能加以组织或模型化的方式。柯武刚与史漫飞“组织是对资源的系统安排，其目的在于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或目标集。因此，公司、银行、政府机构是有目的的组织，而基督教的‘十诫’和交通规则却是制度”。

从以上各学者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反对把组织看作是制度的学者，是将组织狭义地看作是只有人组成的一个团体，而赞成派则是广义地认为组织包括组织中的人以及约束组织中人的行为规则，所以组织也可以算作是制度的一种。

在这里，我们不能主观地认为以上两种判断谁对谁错，因为众多有差异的定义并不意味着谁对谁错，这取决于分析的目的。

基于此，我们也可以从广义上认识组织，认识企业，并将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的产生过程看作是一系列制度(契约)的形成过程。而这些契约主要包括手工业主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契约，手工业主与统治者之间、商人与统治者之间的承诺契约，手工业主与商人之间的合作契约等等。之所以把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看作是这些制度(契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是因为这种方法恰恰可以将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进行某种程度的融合，并较好地从人的主观意愿出发来考虑企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这种融合是指手工业主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契约和手工业主与商人之间的合作契约的形成过程，正是企业的分工协作以及专业化相较于自给自足生产而带来的收益过程。为了改变自然经济的局面，手工业主与统治者之间、商人与统治者之间的承诺契约，是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基础，从而需要克服统治者设置的各种抑商政策而带来的高交易费用。

2　把制度看作是博弈均衡

在明确了使用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企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后，我们则需要确定采纳何种制度分析方法。

关于制度分析的方法，林毅夫在《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一书的中译本中提到，西方经济学现有三个流派的方法研究制度问题。第一个流派是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Ronald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第二个流派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Kenneth Arrow、Frank Hahn、Joseph Stiglitz和George Akerlof等一批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进交易费用，或从信息的不对称、克服道德风险的角度来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选择。第三个流派是以博弈论，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Ken Binmore、H_Peyton Young、Robert Sugden、Avner Grief等。

自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1981)最早将博弈论运用在制度分析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钟情于以分析人与人之间相互选择的博弈论为工具来研究影响人们行为的制度问题。为什么博弈论的制度分析方法如此受欢迎呢?聂辉华(2008)给出了三个博弈论制度分析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当我们发现真实世界的社会制度不完美时，我们不是去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而是去通过改变约束条件来改进现有制度。博弈论方法的第二个优点是，它强调了结果对于规则的敏感性，这有利于将历史因素融入到制度分析之中。第三个优点是，博弈论允许多重均衡，有助于解释现实制度的多元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既可以容纳历史过程的分析，又可以适用于解释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制度形成，而这两点恰恰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关键。

因此，我们又选定了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作为研究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工具。而在博弈论中，一般又将制度视为博弈均衡，即如Schoaer所说，把制度当作是行为人的行为均衡(equilibrium 0f behavior)，在模型中则表现为经济行为主体的目的是通过不同的策略选择以达到其收益的最大化，即所谓制度的博弈均衡观。旧

笔者非常认同制度均衡观，认为制度是内生于行为人在相互策略选择后自我实施(self enforced)的“共有信念”

(shared belief)，而这种“共有信念”又是与人的偏好、认知互动演化的。而回到我们讨论的主体――中国企业的起源问题上，则可以表达为，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形成过程是人们(包括平民和统治者)从原有的稳定的自给自足经济，到逐渐接受企业这种经济形式，接受雇佣关系中产生的经济利益不平等和企业主“富甲一方”后对统治者政权构成威胁的过程。这种人们对新的“共有信念”的接受和旧的“共有信念”的抛弃，又是因为人们收益的变化对原有偏好和认知的影响，而偏好和认知的改变又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新的“共有信念”的认同感。同时，我们还可以尝试把惯例、习俗、已有信念等非正式制度对参与人的影响考虑进去，并试图体现企业相较于原有自然经济的分工协作及规模的优势。具体来说，由于一般认为自主经营、自由雇工、自由支配财产是企业的最基本权利，也是现代企业相较于中国古代的企业萌芽最显著的区别。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古代手工业自由雇佣制度的形成，民营手工业能否在皇权的统治下自主经营和发展，中国古代商人在传统儒家思想和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下财产权是否得到稳定的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从制度均衡的视角来考察，以说明在中国历史背景下的企业起源问题。

四、研究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意义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是，在西周至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等企业萌芽虽不断形成和演变，手工业者与商人群体也逐渐兴起、壮大。但是，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社会背景，中国的企业萌芽却未能自发演进为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组织形式(即具备自主经营、自由雇工、自由支配财产等最基本权利的组织形式)，而是最终以屈辱的方式，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直接移植西方企业制度，“突变”为近代企业。

这使我们不得不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一极，中国企业正快速发展成长的今天，认真反思在唐宋时期曾盛极一时的中国，为何于17世纪后全方位(主要指经济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而中国企业萌芽虽早已出现，但却未能如西方一样产生现代企业制度。

令我们欣喜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前近代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大分流的讨论，这突出表现在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李约瑟之谜探讨的热度不减。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便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何没能在14世纪的鼎盛时期，再向前迈进，甚至如西方一样爆发工业革命，这一问题而后又扩展为现代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只发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等相关讨论。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总结起来，有包括政治制度、产权保护、思维方式、地理禀赋、和投资渠道等方面的原因。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与李约瑟之谜相关的中国企业起源问题，却未见有太多的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因此，我们意识到在相关理论研究日渐升温的条件下，将大大有利于开展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系统研究。

责任编校：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