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 谈新片《天注定》避免暴力,就要艺术地理解暴力

贾樟柯的新作《天注定》一经问世，便成为焦点。与此前他的每一部影片一样，虽然国内对于他的评价多为“艺术片导演”，影片的国内票房也都不尽如人意，但对贾樟柯的关注度却是超乎寻常的高。近日，贾樟柯在面对《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专访时感叹：“从《小武》开始，我就觉得我的电影充满了关注，每一部影片都是焦点式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说，我的工作被夸大了。例如，每年有很多学生的论文题目都是我的电影，每一部电影都被媒体跟踪，而且是持续的聚焦，没有淡季。有时候，我也挺恼火的，没有寂静期。”

1997年，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贾樟柯凭借首部作品《小武》便夺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等八个奖项，被法国《电影手册》评论为“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此后，他的第二部作品《站台》又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2006年，他的《三峡好人》一举拿下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2007年，年仅37岁的贾樟柯已经被推举为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评委主席。2011年，他又被推举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评委会主席。

贾樟柯的电影虽然没有财大气粗的投资，也没有日进斗金的票房，但他俨然已经成为世界电影界的翘楚。大佬斯皮尔伯格在本届戛纳电影节颁奖礼后，赞赏道：“《天注定》显示出作品的力量，展示出导演非凡的结构视野，通过4个不同故事和人物来设置情境。这样的结构和剧本让我们印象深刻，（最佳编剧奖是我们）对艺术作出的一个回应，是对他的创作和天才的赞赏。”

出身底层，关注底层

从贾樟柯拍过的电影不难看出，他的电影侧重于关注底层。他以影像的形式表达了对底层的认识和审美把握。在他的影像世界中没有英雄，有的只是最普通的处于底层的小人物：《站台》中被体制分流的“文艺工作者”、《任逍遥》中没有固定工作的街头小混混、居无定所的野模特、《小武》中自称是“手艺人”的小偷、《世界》中背井离乡的打工者，《三峡好人》中光着上半身的移民等等――贾樟柯的电影真诚记录了这些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让他们走出被遮蔽的角落，走进了观众的视线。观众也由此听到了长久以来被主流话语淹没的个体的声音，看到了他们的苦闷和迷惘。

贾樟柯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记者在谈《小武》的拍摄时说：“每一个变革的时代，损害的都是那些小人物的利益，都是以牺牲他们作为代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关心他们，关心这些注定被别人牺牲掉的人呢？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你不能因为要往前走而无视被你撞到的那个人。发展前进是一个大的趋势，而同时这样的一种转变，使普通人承受的是什么？我希望通过小武这个人物来关注那些被撞到的人。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是无辜的，却是普遍存在的。在一个社会里头，这样的人太多了。”正是秉承这样一种精神，贾樟柯将关注的目光伸向了“沉默的大多数”，透过贾樟柯影像中的芸芸众生，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中国人、真实的语言和真实的生存状态，以及一个导演真诚的底层关怀。

这与贾樟柯自幼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贾樟柯上世纪70年代出生在山西的汾阳县城里，这个县有一半属于晋中平原，有一半在山里面。他的爸爸是平原的，妈妈的家就在山里面。爸爸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妈妈在糖业烟酒公司的商场工作，做过售货员和会计。他还有一个姐姐。

他的第一部长片电影处女作《小武》，灵感来自于他身边的朋友。有一年的春节，贾樟柯回到老家。“那时我27岁，老家很多同学都已经有小孩了，我回去后听到的都是朋友们讲夫妻之间、婆媳关系之类以前我们从不曾聊过的话题，再加上那些留下我很多痕迹的街道全部都要拆掉、撤县设市，我就觉得天旋地转、物是人非那种感觉。”贾樟柯立刻打电话给制片，表示要修改已经创作好的一部剧本，重新写，“写的时候我就知道谁来演，因为都是按照我的亲友来写的。”

对于这些人物，贾樟柯给予了真诚的关注，“只有底层‘被知道’，才有可能为他们获得改善与发展自身、表述自身的权利与机会创造可能。”

电影之路始于逃学钻录像厅

贾樟柯清楚地记得，他在第一次看过电影《黄土地》之后，就一下子萌生了想要拍电影的念头。

从初一到高三，他基本上每天都逃学去录像厅看电影。“我们老家在夏末西红柿最便宜的时候，会用医院打点滴的葡萄糖瓶装上西红柿一直储备到冬天。那个葡萄糖瓶能卖两毛钱，正好是看录像的票钱，我就把家里的瓶子偷出去卖。初高中看了六年的录像厅。”从1983、1984年开始，很多香港的武打片、黑帮片在录像厅放映，后来也会放映一些香港的连续剧，如《射雕英雄传》《再向虎山行》。那些是贾樟柯作为影迷最早期的电影积累。

在当时，电影《黄土地》带给贾樟柯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那时，他正在山西大学里的一个美术考前班学习，准备考美术学校。这个考前班的旁边是山西省公路局的俱乐部。那个俱乐部里面每天会放映各种各样的电影，循环放映，想看多久都行。贾樟柯根本不知道《黄土地》这部电影名字，就是撞上了。他对这种风土人情非常熟悉，特别是人的状态，人的沉默，土地的贫穷。这种东西震动了他，因为他从来没有在银幕上看到过这样熟悉的影像，“它颠覆了我对电影的理解。我从小学时候就爱看电影，此前从没想过当导演，直到看到《黄土地》，才知道电影还可以这样拍。那种耳目一新不是惊奇，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美感。”

当然，他认为这也与他的家庭教育分不开，“我要考电影学院家里还是有点意见的。父亲最希望他做医生，因为爷爷是外科大夫，我家以前在汾阳是开医院的。退而求其次，他就希望贾樟柯当老师。贾家曾经是个大家族，有家训的。母亲一听电影学院，跟演艺有关的专业，就觉得不好。“有时候我觉得，我拍我喜欢的东西，还说得过去，如果纯粹地去做娱乐行业，我怕跟家里面都交代不了，还不如去当大夫呢。” 看过《黄土地》之后，贾樟柯就开始刻意地找一些有关电影的书阅读，准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从1991年开始，贾樟柯连续考了三年，直至1993年才被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录取。在他的记忆中，进入九十年代，电影学院的教育方式早已摆脱苏联模式，深受着美国好莱坞商业电影理念的影响，“一半是作者电影教育，多一半还是好莱坞的影响，那时候已经市场化了。”

因传播渠道的闭塞，在进入电影学院之前，大部分电影对于贾樟柯来说都是只闻其名，“例如伯格曼，大家都知道，但没人看过他的电影，就算是省里面的作家也没看过，最多就是在《世界电影》上看过剧本”。“一上大学，最主要事情就是不停地看电影，疯狂地看电影，就好像一下子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电影学院里每星期会放映四部电影，课堂上也在放映，还有一个拉片室。”

为了能看到更多的影片，大二的时候贾樟柯与几个同学成立了青年实验电影小组，一开始就是大家相互分享一下自己的录像带，组织到一起看。后来看得多了，大家就一起拍短片。贾樟柯在拍《小武》之前，拍了三个短片，其中一个纪录片、两个剧情片。

在疯狂的吸收过程中，他逐渐被小津安二郎、布列松、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导演的影片所吸引。这些大师注重个人思想及情感表达的作品对于贾樟柯的创作影响更为直接，以至于他的短片作品《小山回家》能清晰地感觉到导演对于中国社会变化带出的人际关系的变化、人的生存状态的变化的思考，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电影美学风格。《小山回家》于1996年获得香立短片及录像比赛故事片金奖，它的及时到来，给提心吊胆闯入电影界的贾樟柯极大的鼓励。

贾樟柯回忆道：“那个奖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能跟我妈有个交代了。我妈一直觉得从事电影是一个很虚的工作，她非常担心我，你行不行，这碗饭你吃得了吗？在拿这个奖之前，我心里也打鼓。得了奖后，我特别兴奋。这对父母是个缓兵之计，我跟我妈说，妈，你看我还行吧，我再往前走几年，你别逼着我工作，逼着我结婚，逼着我生孩子，我再往前走一走。”同时，贾樟柯也因此找到了第一部长片《小武》的投资。

坚持独立性，不被边缘化

1999年1月13日，刚毕业的贾樟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的机关大院， “接受电影局谈话”。那一年，他29岁，刚刚拍完长片电影处女作《小武》。

谈及《小武》的创作初衷，贾樟柯回忆还没从电影学院毕业的自己：“我当时就一直觉得我拍的是一个学生作业，也不可能有什么商业上的企图。”但没想到，《小武》一经问世便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热情拥抱。柏林电影节是《小武》的第一站，首映结束以后，所有人起立鼓掌，人们夹道欢送贾樟柯团队从台上走下来直到退席。

而回国后，等待他的是电影局的处理意见：贾樟柯私自拍摄《小武》一片并赴国外参赛，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自即日起，禁止其从事电影相关工作。《小武》理所当然地成了内地市场的禁片。

《小武》成功后，众多投资渠道开始向他敞开，《站台》的剧本同时也赢得了国内电影制片厂的好感，北影、上影都打算参与投资。因为贾樟柯禁令在身，北影厂专门向电影局打报告说明《站台》情况：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绝无问题。但所有的努力最终无功而返，贾樟柯没有获得解禁。此时，海外投资还在审批尚未到位，贾樟柯决定用《小武》海外发行所得的500万先垫钱拍摄。直至2004年，贾樟柯才被解禁，他的《世界》正式在国内上映。

虽然经历了这些，但贾樟柯依然坚持这一条自己的电影道路，“我选择投资的原则就是要独立操盘，我对操盘这件事也很感兴趣，让我能够完全掌控一部电影的节奏。这样让我能够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条件下完美地表达自己，但同时我能够保持灵活性。如果我依赖于某个制片公司，我觉得灵活性不够，所以我必须操控我自己的制片公司。”这让贾樟柯的电影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性，不过他认为：“我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我。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有大量的资本供我选择。”

这一原则，使得他的电影始终坚持独立性，同时还需要一种毅力或耐心，不被边缘化。不因为一种独立的态度而丧失了推动它的渠道。他举例说：“比如说花几万块钱拍一部电影，不跟体制打交道，去几个影展，也是很快乐的事。但实际上不能止于此，因为你应该让它变成一种公共文化资源，让它在公共层面发生作用，我们所想改变某些东西的愿望才有一个最基本的渠道。自我边缘化发挥的作用是很少的。”

结构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法

在贾樟柯的电影作品中，没有试图改变现实的高昂的热情，只有对正在发生的生活的冷眼旁观，贾樟柯用画面默默地抒写着中国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每天通过微博、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介，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传播量越来越大。新闻是对事件的报道，但是对于我所处周遭环境，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时代、了解人性，新闻是取代不了艺术的，必须通过艺术重塑现实。一条短短的新闻，我们看不到太多的细节，看不到主人公真实的生存境遇，住什么房子，吃什么饭，和妈妈是怎样交流，和女儿是怎样交流。我们理解现实，理解我们的生存境遇，一定是建立在描述的基础上的。”

新片《天注定》的题材即来源于近些年发生在中国的四起重大暴力事件：2001年发生在山西的胡文海持枪杀人案、2009年发生在湖北的邓玉娇意外杀人案、2012年发生在重庆的周克华银行抢劫案以及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

对此，他向《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解释说：“两三年前我开始注意这些暴力事件，这让我不安。我注意到这些人生活背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纠结。最终决定拍摄这部电影，是周克华的事件之后。这部电影讨论的是全体中国人在公共生活里面对的暴力事件，是一些可能会被我们遗忘的社会突发事件。我们社会如果要避免暴力和社会悲剧，必须学会在电影里、在艺术中理解恶，理解暴力，我拍这部电影的初衷就是有了解才会有改变。”

对于贾樟柯来说，《天注定》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结构方式。电影一开始就是王宝强扮演的一个游侠骑着摩托车从山西穿行。他路过一个交通事故现场，有一辆车翻了，旁边一个男的在看。姜武扮演的这个男人就是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一群工人来自三峡，在山西挖煤。这些工人和姜武是有交情的。他们在坐船回家的时候，又和王宝强相遇了。故事又转到王宝强身上，他抢了银行，逃亡上了一辆大巴车。在车上，他遇到张嘉译。张嘉译就带出了赵涛的故事。

这虽然不算创新，但是他认为：“这种结构方式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感受非常密切，就像上网的感受一样。我们的生活方法改变了，我们理解的世界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叙事方法也要改变。因此，从《无用》开始我特别强调电影的结构性，我觉得结构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