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孙犁 第6期

资中筠先生在《哲学的慰藉》的“译序”中说过，“哲学的最大功能就是以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痛苦”，无论哪一种痛苦“在哲学家那里都可以找到解脱之道”。套用资先生的话，我们翻开人物传记，也总会在他们的故事里，找到慰藉。我们正经历和将要经历的，除了细节有所区别之外，他们也都曾经历过，尤其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思索与困惑，苦恼与快乐。走近那些传主，在得到慰藉之后，我们将更通透，更豁达……

孙犁是他那个时代比较特殊的作家。其特殊在于，他是“来自解放区，来自延安的正统革命作家”，却是主张“人道主义”的。而其内在的逻辑则统一在“布衣”二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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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是个很古老的词，其原义本很单纯，就是指布制的衣服，并转为平民百姓的代名词，但后来有了深一层的含义。李斯要去秦国建功立业，临行前对他的老师荀卿说：“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这里的“布衣”已不是指一般老百姓，而是指那些尚未做官，但有抱负的士子、读书人了。孙犁当然不是那种想做官的“布衣”（他从来把从政视为畏途），“布衣”在他身上有着全新的意义。

孙犁是农民的儿子。他虽然有很高的文化造诣，也接受了革命思想，但纯朴直拙的农民意识还是根深蒂固，无所不在。例如，在对待官、民的不同态度上，就分明有着农民意识的潜在影响。他是来自解放区，来自延安的正统革命作家，在文坛上有很高地位，但你在他身上嗅不到一点咄咄逼人的气味。他资格老，名气大，满有资格当一个明星人物与达官显要们一同进出种种风光露脸的场合，但你却找不到他的一丝踪迹。他虽然不是官，但也是一家大报的编委，论级别可列高干，可是他却像过去的老农那样，似乎天生地“怕”官，他在任何时候都与权势保持距离。有个故事最见他的秉性。那是拨乱反正刚开始不久，中央点名要几位全国知名作家到北京开座谈会，大概是想听听作家们关于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吧，被点到名的就有孙犁，并规定不准请假。市里知道孙犁一向怕凑热闹，怕见官，便让他的一位熟人去动员他。这位熟人郑重地对孙犁说：“这回可不是一般的会，只几个人，不去不好交代。”孙犁勉强答应了，但提出要带一个助手同去，好随身照顾他。经请示北京，上边也同意了。但谁也没想到，在应该动身的那一天，他却若无其事地在自家窗前修剪豆角，侍弄花架。他还是借口“头晕”没有去。

孙犁在生活上一向“布衣蔬食”，自奉淡素。他在读《颜氏家训》时就给儿女拟了几条家训，其中一条就是：“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他正是按照这一条来约束自己的。他爱喝棒子面粥，爱穿家做布鞋，家居用品力求简单。他最爱朴素之美。冬季贮藏的大白菜快干枯了，他便用菜根培育出色味淡远的菜花来，“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他备至，视为天物。孙犁的一大习性是好清静，喜独处。东方朔的妙言：“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他最为欣赏，便写在纸上当座右铭，日日诵习之，事事效行之。为此，他尽量逃避一切应酬往来，远离尘嚣，独自躲进他那间生命所系的书房里，俨然成了一个现代隐儒。晋人王康琚诗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这位古人是把能隐于闹市的人看得要高一个档次的。孙犁能安然独处在天津这样一个繁华大都里，不正是古人称许的那种“大隐”么？不过，孙犁这个“大隐”远非古人可比，“隐”，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保护自己以利静思的一种手段。“心事浩茫连广宇”，表郁结、抒愤懑的《耕堂劫后十种》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产生的，他的心并不平静。

孙犁是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独特性既有个性、气质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文化及师承等方面的原因，而关键在于思想。他是位党内作家，党的文艺方针他当然要服膺，但他不盲从，不惟上，不写遵命文学，他总是离政治远远的，极力保持自己思想上的独立性。从他开始文学生涯以来，就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人民的土壤里，忠实地按照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原则进行写作。于是，在这位本来属于主流文学的作家的作品中，我们能幸运地听到一种异样的不同凡响的声音，从而造就了他的不朽。1980年孙犁与《文艺报》记者有过一次更深入的谈话(即《文学和生活的路》，见《秀露集》)，他毫不含糊地明确指出：“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不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能如此旗帜鲜明地宣扬人道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恐怕只有孙犁一人。儒家的仁爱之说，西方的人道主义，构成了孙犁创作思想的主要成分，或者简直说就是他的灵魂，大概是没有错的。

“布衣孙犁”，这的确是个十分亲切适合的称谓。“布衣”，是自奉淡素，更是一种传统，一种精神。如果我们能从他身上继承一点这样的精神，并切实做点有益人性的工作，当是对孙犁最好的纪念。

（选自《书屋》2004年第10期，有删节）